13日晚，@平安朝陽突然發佈了一個通報，網絡瞬間沸騰了。原來，王寶強原經紀人、馬蓉的出軌對象、網友眼裡的道德負罪在逃犯、被冠以“現代西門慶”的宋喆，被刑事拘留了。
是不是朝陽區大媽又出手了？
網友們在歷經了榆林孕婦跳樓自殺的憤懣、買不起等不起iphone X的悲憤焦慮中，突然迎來了一個這樣令人振奮的消息，輿情熱度可想而知。我們從王寶強離婚事件剛爆發後大數據梳理的網絡情感屬性可以看出，7成以上的網友抱以負面觀感，兩相對比，就能理解此刻的網絡情緒。
再緊急火線普個法：何為刑事拘留？
我們能夠看到，除非是宋喆打算逃跑時候被控制，否則他就只符合一種情況，那就是有證據證明具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人。
作為長期關注中國輿論場和網絡輿情波動變遷的觀察者和研究者，我們深刻地注意到，在過去近十年激烈複雜的網絡輿情浪潮中，不少輿情主角成了網絡中的“道德壞人”，除卻涉官涉政的輿情案件，民間輿情案比如“彭宇案”中的徐老太、郭美美、李天一以及宋喆、馬蓉等人。在已經幾乎真相大白的“彭宇案”中，徐老太堪稱含冤而死，可是已經連帶老人群體遭遇了汙名化；郭美美案至今撲朔迷離，真相未明，埋下社會心理深水炸彈；李天一以及各種“二代”，代表了精英家庭的敗類，是中國教育失敗的時代隱喻。至於宋喆、馬蓉，幾乎已成全民公敵，遭遇了一邊倒的指責謾罵。
這個作為民間道德晴雨表的壞人榜還在持續的更新中。身在美國的賈躍亭尚處於觀察期，但形象快速變灰，正踏上候選之列。
我們看到，輿情一旦涉及到個體的道德敗壞，那真是公審公判、斬立決，而且一旦形成標籤，就是跳進黃河都洗不清。因為道德和法律、輿論、政策等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即它是一種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深刻成見，在道德和不道德之間，幾無轉圜遊離的餘地。在中國，道德具有殺人的傳統。當政治、經濟等手段已經無奈無力的時候，運用文化手段中的道德汙名化手法，幾乎具有一劍封喉的力量，正所謂“千夫所指，無疾而終”。
道德具有時代性和變遷性的特點，但是在相當的程度上，傳統道德是“破而未立”，人們的舊道德已經破綻百出，而新道德卻在十里之外。官方看到了這個最大的文化危機，寄望於宣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榮辱觀等促進新道德的儘快重建，可是看來，效果是差強人意，遠水不解近渴，而且依靠行政之手深入道德的私域，可能用力的方向也出現了偏差。可以說，當下中國很多問題爆發，除了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更深的根源在於道德的缺位，人心和人性失去了約束。
雖然新道德還在路上，但是國民對於“捉姦”這個傳統道德領域中最核心的矛盾之一，卻延續著幾千年以來的興趣。到今天，通過網絡這個媒介，人們圍觀王寶強、馬蓉和宋喆的三角關係，滿足了偷窺和捉姦的陰暗文化心理。
但是這遠不能解釋王寶強離婚案為何影響震盪至今。這是因為，事件漩渦中的王寶強，雖然農村戶口，相貌普通，卻遠非一般的明星名人可比。他是整個中國中下階層的夢想寄託者。人們稱他為“寶寶”，因為他是實現了“中國夢”的典型代表，代表了草根的逆襲成功，他的全部經歷擊中了人們內心最柔軟而急切的渴望。人們無數次地將自己的夢想移情於他。他完好無損地存在，就是這個階層景仰的移動神像，是照亮階層的不滅神燈。
但是他竟然攤上大事了！“白富美”妻子出軌了一個“高富帥”，辛苦攢下的家業也被二人聯手坑得一乾二淨，重新淪入一無所有！此事還擊中了一眾弱勢人群對於“隔壁老王”深入基因的恐懼，王寶強的孩子也可能不是親生的。人財兩空，綠帽罩頂，王寶強成了整個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和犧牲者。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宋喆！連同馬蓉，人們對於他們致以最大的惡意，每次他們出現，媒體都以“監視漏網壞人”的視角進行報道，下面的留言和回帖幾乎總是群情激憤。人們對馬蓉和宋喆冠以“潘金蓮”和“西門慶”，卻幾乎無人給王寶強冠以“武大郎”的稱號，就反映了這樣涇渭分明的社會同情心理。
雖然事件最重要的細節，人們根本就沒有接觸到，比如，王寶強是不是也有過出軌在先，傷害到了馬蓉？馬蓉是不是掌握了王寶強什麼把柄，竟能威脅後者？他們雙方究竟有沒有達成沉默條款？但是人們對此並不關注，人們只知道，他們心疼的偶像被傷害了，人們需要一個公道，一方面是給“寶寶”的，另一方面也是給自己的，以收拾信心，重裝上陣。
中國的文化傳統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文化內核，那就是“報”的思想。這是中國宗教傳統弱而不振的數千年來，神一般的存在，或者說，這就是中國的道德神。人們認為無論是誰，做了壞事，都會受到報應。或者來自青天大老爺的明斷，或者來自王法，或者是法治，或者是輿論，或者乾脆就是正義化身的武松快意恩仇。如果壞人不是當頭遭到雷劈，那也是因為“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所以人們對於宋喆、馬蓉遭到“報應”，是有集體無意識的期待心理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批評王寶強揮霍隱私博取同情、抨擊演戲收入遠高於科研回報的時候，人們紛紛擺手不予認可。因為這樣的言論沒有關注到社會大眾真實的心理動向，輿論引導偏離了民意的主航道。
我們還可以說，近期WePhone開發者、碼農蘇享茂被毒妻逼得跳樓的新聞，不過是王寶強案件的姊妹篇。有了王寶強事件留下的情感傷害記憶，對類似新聞無疑具有情感喚起和推波助瀾的作用。
但是這種幾乎是全民性的道德圍觀，從國家和社會的視角看，其實是一場大型的道德危機。從2016年8月，王寶強在微博引爆此事以來，一年多過去了，眾多網民在期待看到大快人心的結果和場景，可是人們看到，馬蓉正在過著快樂的生活，還在醞釀復出。如果人們因此懷疑公道和公平的存在，道德人心勢必進一步滑坡，更加無法收拾。再從法治社會的視角看，王寶強事件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負面案例。在微博單方面宣佈離婚，就是一個可笑錯誤；私人領域的恩怨，鬧到世人皆知，毫無建設性，幾乎都是負能量；對於法治建設也是個衝擊，《婚姻法》上並無“出軌”的說法，王寶強不可能因為受害者形象而拿到更多財產，這和網友期待正好相反。這無疑加劇了國家和社會的疏離，埋藏著潛在衝突的風險種子。
道德作為法律的補充，具有收攏人心、重整秩序之功。從國家長治久安出發，也需要王寶強一案取得各方滿意的結果，彰顯公平正義，撫平社會人心。如果因為權力之手而促進了這個進程，政府還將收穫增強公信力的意外之喜。
在社會學領域，人們經常使用“共謀”或者“合謀”一詞。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共謀或者合謀，並不是各方直接握手、密談協商的結果，而是在共同利益、共同意志的理性驅使下，各方不約而同地推動事件向著一個方向演進，最終客觀呈現出各方樂見的結果，或者出現各方基本接受的最大公約數。在王寶強事件中，民間需要道德檢驗，大快人心；官方需要塵埃落地，達成共識。
在這個意義上，官民具有共謀的共同意願，官方運用法治的力量，網民運用網絡圍觀形成的“潛輿論”力量，共同形成歷史的“微妙合力”，推動此案向公道公平的方向演進。
但是這種共謀是有時間進度的錯位的。道德報應是希望“恩怨立報”，可是法治則是慢功夫，需要一個博弈的過程，需要證據和時間。或許就在日前，這種官民共謀首次出現了合龍，就是@平安朝陽的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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