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烏爾都語媒體 the Siasat Daily的英文網站上看到一張表，表中列出了一些國家能夠享受VIP（要員）待遇的人數：印度的數字是579092人，遠高於中國的435人和美國的252人。文中所指的這種待遇大體上包括警車開道或使用帶警笛專車；在機場、劇院等公共場合享受優先和專人提供的服務。
不知道這家報紙是從哪裡搞來的數據，但印度VIP人數之多的確是個事實，包括政客、富賈、體育明星等等，甚至於VIP已不能滿足需求，因此出現了VVIP（Very Very Important Person）。我就見到一些重要場所有VVIP的專用出入口和專用停車位的標誌。
較之普羅大眾，VIP們在一切方面都擁有特權。比如安保，每253個印度人只對應1名警力，但1個VIP就有17個警察和保安來守護。旅行中，我買了本OUTLOOK雜誌，封面文章寫道，印度法官都有專車和專職司機，一些法院還設有龐大的禮賓部專為法官服務。法官們出去就餐、看電影或回老家探親，即使是私人活動，也要由專人事先安排，並陪同前往。這些法官在法庭上儼然一副英國法官的模樣，儀式是英式的，著裝也是當年殖民者風格。文章的標題《封建體制中的殖民法袍》，形象而準確地解讀了這一特權現象。
《封建體制中的殖民法袍》
等級安排已經成為印度社會運行的一種根深蒂固的規範，亦即所謂的“VIP文化”。在一些高等住宅區，常可見奔馳、寶馬一類的名車，開車的必定是西服革履的專職司機。在各家酒店，保安、門童、侍者、清潔工等等，都是各司其職。每個等級的人應該做什麼，不應當做什麼，都有一定規範。
到孟買的第二天早上，我在網上預訂了一輛出租車，打算做個一日遊。價格很便宜，8個小時1579盧比（約合160元人民幣）。開車的小夥子瘦瘦的，一副營養不良的模樣。從他說的一口結結巴巴的英語看，顯然也沒有受過多少教育。
車開了一會兒，小夥子說餓了，希望我能先付點車費以便去買點吃的。正好我提包裡有昨晚買的兩根香蕉，就分給了他一個。他邊吃邊說，印度的香蕉不錯，他有時的午餐也就是兩根香蕉。
我先去了一家酒店見朋友，請他等我半個小時。“外面太曬，你可以在大堂內等我”，他點了一下頭。站在一旁的朋友肯定地對我說，他不會到大堂等你的，在印度，一切都要按等級行事，“出租車司機怎麼可能坐在賓館大堂裡等客人？”
果然如此。半個小時後，他仍然站在大門外攝氏40度的熱氣中等候著。
人民日報駐印度記者苑基榮告訴我，如果你到了一定的社會等級，就必須僱人來做家務，甚至做飯、帶小孩和打掃衛生的活兒也要由不同等級的人來做，即便你的收入並不算太多，否則你就可能不會被相同等級的人接受。
這讓我記起奈保爾在《幽暗國度》一書中描寫的那位臥鋪車廂的印度紳士。他寧可呆坐兩個小時，等候服務生將寢具從上鋪搬到下鋪，也不肯自己去做這個簡單的“動作”。不要以為這是奈保爾在50多年前年前看到的印度現實，今天的印度，等級觀的變化並不大。
我在印度旅遊時，印度媒體正在熱議“公務艙事件”。2017年3月的一天，在從浦那去新德里的航班上，一位手持VIP專用券的乘客要求在商務艙入座。不巧的是，那架班機全是經濟艙。空乘先是勸他改乘有公務艙的航班，見他不願下機，就安排他在經濟艙就坐。沒想到，此公在下飛機時大鬧起來，要空乘去找航空公司的領導來說理，還揮舞著拖鞋打人。整個事件持續達40多分鐘，嚴重影響了航班的安排。
這位乘客有什麼來頭呢？他名叫蓋克瓦德（Ravindra Gaikwad），是民族主義政黨溼婆神軍黨的下議院議員，屬於要員。媒體披露此事後，引起社會輿論大譁，紛紛要求撤消議員的要員特權，印度五家航空公司也迅疾將其列入“黑名單”。但一些議員卻坐不住了，他們挺身而出，替蓋克瓦德打抱不平，攜手捍衛他們的共同利益——要客身份。
印度《展望》雜誌的評論將這一事件稱作是“對現有體制的一個絕妙隱喻”，可以用來解讀為什麼一些看上去像是靠譜的事，結果總會變得那麼不靠譜。
VIP出行
這種根深蒂固的等級感也深刻地影響了今天的青年一代。問起這幾年印度“海歸”越來越多的原因，苑基榮告訴我，其中有些人是因為難以接受什麼都得自己動手的國外生活。尤其是那些家庭富有的年輕人，他們選擇回國就是因為無法享受到在印度可以享受到的服務，也沒有了他們那個等級的社會圈子。僱幾個人開車、做飯、打掃衛生和帶孩子，買的不是服務，而是上等人的感覺和“身份證”。
去年年底，我去美國探親，和美國朋友講了印度見聞。他們和我談到了在美國留學的那些印度學生的選擇。有很多人選擇留在美國的原因既有收入較高，也有對下一代教育的考慮，不少人還擔心，一旦回去，就會重新落入無法擺脫的等級社會的圈子中。在美國，他們願意和誰交往就和誰交往，不再受種姓與宗教的限制，也用不著總是要依靠相同等級的親朋好友編織的關係網。
為了等級安排迴歸和為了不受等級束縛而留在美國，兩個故事看似矛盾，實則從兩個方面顯示了等級觀對印度社會發展的影響。
印度人的等級觀的淵源是種姓制。根據完成於3000多年前《吠陀經》將人分為四個種姓：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各種姓之間不能通婚，身份、職業世襲，還有不可接觸的賤民——旃陀羅。種姓制的最大特點是世襲，“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會打洞”。配偶、職業和居住區等等，一生下來就被鉚定。它不像佛教，這輩子做點好事，下輩子還有可能就成為人上人。種姓制是變不了的，永世不變。
最“悲催”的是，世代生存於種姓制下，人的世俗慾望會被磨損到極度麻木的狀態。印度裔作家奈保爾曾用“安然”這個詞形容印度人的處變不驚、甘於貧窮的精神狀態。他說，印度式的貧窮比任何機器都更非人化。尼赫魯也曾警告過，印度的一個危險是，貧窮可能被奉為神聖。
烈日下的孟買千人洗衣廠
1947年印度獨立，種姓制被正式廢除，印度憲法寫得很清楚：“任何人不得因種姓、宗教、出生地而受歧視。”然而，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種姓制仍有頑強的生命力，並迅速適應了現代民主的進程。它藉助於資本的力量形成利益集團，在民主制提供的平臺上活躍著。
美國學者曼瑟爾•奧爾森在《國家興衰探源》一書中創造了一個概念——“分利聯盟”（distributive coalition）。他認為民主體制裡邊必然出現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通過多年不斷積累權力，形成分利聯盟。而這種分利聯盟又藉助於民主制不斷地加固和維護自己的利益。
印度的不同種姓也同樣如此，每一個種姓都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團，在一個極端分裂的社會中，民主體制很可能製造的不是共識，而是相互之間的衝突和治理的僵持。
2016年2月，哈里亞納邦發生高種姓人群引發的暴亂。原因是印度政府在公共部門給予底層種姓族群一定配額的工作，引發了其他種姓的強烈不滿。類似的事件此前也曾多次發生。2007年，印度政府準備給低種姓的年輕人以更多的升學和就業機會，結果引發高種姓學生和其他社會力量的抗議活動，延續20多天。
奧爾森最引人的觀點不只是利益集團的形成必然引發階層紛爭。他還認為，民主體制不可能解決好這一問題。只有兩種東西可以打破這個困境，一個是革命，一個是外部衝擊。
奈保爾說，“印度的危機不只是政治和經濟上的。更大的危機在於一個受傷的古老文明最終承認了它的缺陷，卻又沒有前進的智慧和知識途徑。”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保留著人類文明最落後的東西，這個矛盾的畫面，凸顯出印度民主體制的軟弱。
民主或許是偉大的，但在印度，強悍的始終是等級。就像一位印度博主切齒痛恨的那樣，“與亞伯拉罕•林肯定義的民主政府（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恰好相反，印度政府是of VIPs, by VIPs and for V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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