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沒有哪個中國鄉鎮
會像這個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廠鎮一樣
似乎只為高考而生
荒誕“高考鎮”：復讀是“有期徒刑一年”
（本文系2013年舊稿）
安徽高考鎮，是一個因天時、地利、人和而造就的現實神話。它有些荒誕，卻不乏合理；它有些殘酷，卻無可奈何。
大概沒有哪個中國鄉鎮，會像這個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廠鎮一樣，似乎只為高考而生：小鎮裡飯店叫“狀元酒樓”，超市叫“學府超市”；鎮衛生站裡貼的是中學班主任的聯繫電話;賣得最好的保健品是腦清新和五個核桃；街上打出的橫幅是“××品牌伴學子安心踏實馬到成功”；甚至連三輪車上也掛著高考倒計時牌;臨近高考，連皮鞋攤都打出了“慶高考大放價”的促銷廣告……
小鎮的靈魂和核心，是一所超過2萬人的高級中學：毛坦廠中學(及金安中學)。近10年來，毛坦廠中學以其8成以上的本科升學率屢屢創造高考神話。
2013年，毛坦廠中學待畢業的高三共有90個班，其中應屆47個，復讀43個。共計11222名學生參加高考，這也是該校參加高考人數首次突破萬人大關。
“今年我們希望有8000人以上(超過本科線)”，分管教學的毛坦廠中學副校長李振華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說。這天是6月4日，他的嗓子因忙碌而變得沙啞。
盛名之下，李振華並不諱言毛坦廠中學的成功，“更多來自於非智力因素”。
圖說：6月4日，高三的陶飛(右)和父母在學校外租住的平房內休息。毛坦廠中學高三學生大多由家長陪讀租住在校外，多數租住的房間設施簡陋。
“有期徒刑，一年”
學校超市裡，一片密密麻麻的手機電池和檯燈正在集中充電，上面寫著主人名字，五角錢一次——原來，為了防止學生娛樂，女生宿舍裡連電源插座都沒有。剛到金安中學，女生王玲就被“震撼”了。
在六安市甚至安徽省來說，毛坦廠的嚴格管理早已出了名，“特別適合那些管不住自己的學生”——王玲覺得，她原來就讀的另一所鄉鎮高中，晚上9點就下晚自習，正是她偷偷溜出去上網的“客觀”原因。
而在毛坦廠，班主任讓她做好“坐牢”的心理準備，“有期徒刑，一年”。
除了學習，王玲沒有別的事情可幹。她的時間被一張作息表嚴絲合縫地分解掉。早上6點20進班早讀，直到晚上10點50下晚自習，休息時間只包括：午飯、晚飯各半小時，午休1小時——午休本是2小時，但班主任要求學生到教室睡覺，順便再勻出1小時自習。
“連洗衣服的時間都沒有”，王玲向媽媽抱怨。
但她沒有理由退縮。她是主動要求到金安中學復讀的。金安中學是毛坦廠中學與另一傢俬立學校共同出資成立的私立中學，接納復讀生和應屆高中生，兩校資源共享，其實可以看成是一所學校。
2012年高考，安徽省文科三本最低控制分數線是512分，她只考了448分。這個分數很不湊巧，去年的收費標準是文科低於450分的，4萬8千塊一年。如果因為學生自己承受不了壓力而退學，開學2周後便不再退還。
一進教室，王玲便被各種口號和標語包圍。前後門貼著，“進班即靜、怕苦莫入”；黑板上方貼著“天道酬勤”，兩邊還是標語：“樹自信、誓拼搏、升大學，回報父母;搶時間、抓基礎、勤演練，定有收穫”。
老師戴著擴音器上課，151名學生擠滿教室，“筆掉了都不能彎下腰撿”。逢考試時，學生便自覺拿出一塊白板立起隔開。因為人太多，他們沒有舉辦過運動會。當然，音樂、體育課已在高三課表上絕跡。
王玲皮膚白淨，眉眼細長。她並不算瘦，但很快發現，她的臀部和大腿明顯胖了——坐在桌前不運動的結果。班上還有女生便秘，因為吃完飯後立刻趴桌休息，胃似乎不能消化。班主任見怪不怪，說這些都是復讀症狀。
高二理科男生李勤，每天的課程作業大致包括：2套數學試卷、4篇英語閱讀、1張物理試卷、1張化學試卷和其他生物作業等等。作業實在太多，以至於政治、歷史、地理等老師上課，會主動在20分鐘左右結束，餘下的時間就讓他們做卷子。
22點50分下晚自習回到家後，李勤還要繼續學習到凌晨12點半至1點才能上床睡覺。“在我們同學裡，能在12點以前睡覺的幾乎沒有”，他說。曾有一位班主任甚至對家長們說，如果孩子跟你說作業做完了，可以出去玩了，你不要相信。因為，“我們佈置的作業幾乎做不完”。
而毛坦廠也沒什麼玩的地方。最後一家公開營業的網吧，被學校與派出所設在門口的視頻監控逼得關了門。全校160多個教室、毛坦廠鎮的重要路口、校園幾大出入口，都由學校安裝了視頻監控。一些檯球廳私下經營，還有浴池包夜，僅此而已。
週考、月考、聯考，王玲始終處於考試的緊張之中。每次月考後，學校根據學生成績模擬發榜，一本二本三本，將所有學生歸在對應的榜單下。
為了激勵學生，很多班主任的口頭禪是“兩橫一豎，幹!”老師們相信，高考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難，依靠訓練和重複便可以對付過去。不需要學生有多大的主動性，只要跟著老師走，遵守紀律、跟上進度，高考成績必然會提高。
事實證明的確如此。1999年高考，毛坦廠中學達到本科分數線的學生還只有98人，2005年一舉突破千人，隨後每年以近千人的增幅，直到2012年高考，7626人達到本科線，佔到了參考人數的80%以上。
而復讀生的成績往往比應屆生更好。一年題海後，人均可提高100分左右。
倒計時牌掛在教室黑板旁，王玲的課桌上也貼著一張高考倒計時錶。每過一天，她就用鋼筆畫去一天，濃到整個方格都被塗滿黑色。
“高考鎮”神話
自我鞭策
“如果今年再考不好，我可怎麼辦?我多大了?不能再復讀了。”一天傍晚，高三複讀女生李佳佳哭了。媽媽在一旁，第一次意識到女兒的絕望。
這是每個復讀生最深切的惶恐。因為太過沉重，親人之間很少提起。
復讀生們在自己的課桌上表達這一切。有學生寫上2012年高考分數，總分用紅字劃出圓圈。有人貼了一封檢討書。有人只寫一個字，“拼!!!”還有一句話是：“這是你必須償還的債”。
“常憶高考落榜時，匹夫當有凌雲志”，這是掛在一間復讀班教室裡的口號——學校並不介意以自揭傷疤的殘酷方式，以失敗者姿態製造焦慮、激發鬥志。
事實上，毛坦廠中學起初也是“失敗者”。
在毛坦廠崛起之前，它只是六安市一所名不見經傳的普通鄉鎮高中。六安最好的高中，是位於市區的六安一中、六安二中。市區高中層層“掐尖”後挑剩下的，才會進入中考統招線相差50分左右的毛坦廠、張店、雙河、三十鋪等普通高中。
“我們的生源是二三流的”，毛坦廠中學老師常說這句話。因為生源不好，毛坦廠中學考上北大、清華等全國名校的學生並不多。距今最近的一次是在2007年，一位學生考進北大。
如今，儘管毛坦廠距離合肥只有4個小時車程，學校已有了400米塑膠跑道，儘管教師制服已是中國名牌，但這所中學仍然認為自己是“深山裡的農村學校”。起跑線的劣勢地位、高中教育的城鄉差別，久而久之深藏為危機感與恥辱感，進而內化為自我鞭策的動力。
校園裡，被印在落地燈箱上、被刻入石碑裡隨處可見的一句話是“不比智力比努力，不看起步看進步”。不甘於人後的他們，所能做的，就是“打了雞血似地”比拼努力和進步。
學生退步名次，會以“觸目驚心、警鐘長鳴”的大標題做成警示榜;進步榜則是“乘勝追擊”。學生之間有“人盯人”策略，學生可以選擇一個實力相當的同學作為競爭對象，在班主任那兒備案，下次月考要比對方進步更多。輸的一方，懲罰是站著早讀。
學校選聘班主任，每年根據成績考核，末位淘汰;班主任和教師雙向選擇，如果對課任教師不滿意，班主任可以炒掉課任教師。由此組成的教師團隊，對班級成績負全面責任。
一切奉分數為圭臬，實行指標化管理。倘若高考後的一本人數少於進班時人數，則每少一位學生扣掉0.3分;班級一本上線每人3000元、二本每人2000元，再以人數權重獎勵給教師團隊；等等。
有的老師，最多一次性獎勵5萬多，接近一年的平均年收入。
精神與經濟的雙重刺激之下，全校100多位男性班主任各顯神通，想著法兒提高學生卷面上的那個紅色數字。
曾有一位年輕老師，從師範學院畢業來到毛坦廠中學教書。接受了大學教育、開拓了眼界的他認為教育最應該培育的是學生的公民素養。於是，他偷偷摸摸地多做了一點。比如，在班會課上，為學生們朗讀《螢窗小語》。他甚至認為，高中生已經情感成熟到可以談戀愛，於是又在班級發動關於友情、愛情的討論。
如今10年過去，今年春節，一位當年的學生向他拜年，對他說“謝謝”。
不過，他沒有告訴學生的是，那些嘗試讓班級成績下降，他差一點被末位淘汰。後來，他再也沒有進行過類似的教育新實驗。
“做老師最痛苦的是，你明知道是錯的還是不得不做”，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老師對記者說。老師們私下也會討論，是不是真的需要佔據學生這麼多時間，是不是一定要如此嚴苛?
結論是，只要高考存在，應試教育便沒有廢止的理由。尤其是對於農村孩子來說，這仍可能是他們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
學生們同樣明白。這讓李佳佳非常矛盾。她一邊覺得自己“壓根不適合高考”，卻還主動要求到毛坦廠復讀；她好幾次說“我要回家”，哭著不吃晚飯，但最後還是會乖乖上學去。
擴招的春天
毛坦廠中學出身不凡。1939年抗戰時，省城部分學校遷至大山中組成安徽省第三臨時中學，1949年後改為公立，1960年創辦高中部，直至現在的六安市毛坦廠中學。
1992年，男生彭傳勇進入毛坦廠中學讀高一。
那時，毛中只有一個小操場、四排平房、門口兩家小店。高一4個班，每班60人左右。因為人數少，一個年級的同學全能認識。學生們從家裡自帶大米換飯票，從水井打水吃，公共廁所還在宿舍外。
學業並不繁重。下午5點下課，不用上晚自習。彭傳勇喜歡打籃球，如果遇上球賽，他可以到老師家裡蹭著看。一個學期裡，考試只有兩次，期中和期末。彭傳勇拿回成績單，他的農民父親甚至從不過問，“無所謂，上不上大學都可以”。
事實上，高中並不是那個年代的最熱門選擇。在六安市，六安師範、六安農校、六安衛生職業學院、六安職業技術學院等中專因為可以轉戶口、進城市、當“幹部”，就業由國家統一進行分配，老百姓都爭著搶著送孩子上。初三複讀、只為考中專的學生也大有人在。
有數據顯示，到上世紀90年代，中國已經建立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職業教育體系，各級各類職業學校在校生一度超過2000萬，職業教育在這一時期發展顯著。
然而，等到2000年，彭傳勇從阜陽師範學院畢業、回到毛坦廠中學教書時，狀況已大不相同。高一已有9個班，校園裡多了一幢行政樓。2001年，10個班;2002年則一下子擴展到20個班、1500人左右——原因很簡單，前一年底，毛坦廠中學創省級示範高中成功。
1999年起，中國高校保持兩位數比率的大規模擴招，尤其是二三本院校的招生規模迅速擴張，更讓毛中如魚得水。
因為生源不好，二本院校一直是毛中畢業生的主要流向。以2012年為例，達本科線的7626人中，二本最多，為3641人;其次是一本和三本，分別為2474人和1503人。於是，有家長將毛坦廠中學戲稱為“二本批發部”。
而二本又是復讀學生和家長們最現實的目標。金安中學曾做過統計，前來複讀的學生高考成績呈橄欖型排列，高分低分都少，多集中在三本線下50分左右。復讀一年，人均提高100分，至少“保證三本、衝擊二本”。
此時，高職、高專等文憑在社會上風光不再，本科成為家長們的最低選擇。
2004年，安徽省教育廳規定省級示範高中嚴禁舉辦高考補習班;2005年，經六安市教育局批准、報省教育廳備案，毛坦廠中學與另一傢俬立學校聯合成立股份制的金安中學，招收復讀生和借讀生。
名正言順之後，來自合肥、淮南、阜北等地的復讀生向金安中學漸漸集中。其中，合肥生源佔據了五分之一以上，不乏省市領導的子女——安徽省很難再找到一個像毛坦廠這樣管理嚴格、環境封閉、擅長應試的復讀高中了。家長們將毛坦廠看成最後的救命稻草，最後一次的回爐機會。他們中間流傳著另外一句話：“如果在毛坦廠還不行，那就沒有辦法了。”
2013年，安徽全省約有10.5萬復讀生參加高考，以此計算，每17人中就有約1人出自毛坦廠。
復讀模式的成功還讓學校的應屆生源質量得以提高。最近3年，毛中的中考統招線每年提高5到10分，與老牌六安二中的差距縮小，並將其他鄉鎮高中遠遠甩在後面。
毛坦廠小學也因此擁擠起來，一個班七八十學生是常態——有的陪讀家長，直接將更小的孩子帶到毛小上學。當地一位政府公務員深刻感受到學校擴張與衰落間的差異。他曾去毛坦廠附近東河口鎮某村小，迎面看見4個孩子結伴放學，陪同的校長說，“這就是我們學校一半的學生了”。
毛坦廠中學的擴張實在太迅猛了。始料未及的老師們偶爾也開玩笑，動用學校一小部分資金、空運一半學生，就足夠在釣魚島上建個毛坦廠分校宣示主權了。
如今，金安中學已建起了5層樓的補習中心，新的體育館、游泳館、洗浴中心也都在動工建設。“我們基本不貸款”，金安中學劉立貴校長底氣很足。在他看來，金安中學吸引復讀生的能力和熱潮，至少在10年內不會改變。
媽媽們的選擇
直到來到小鎮，王玲的媽媽才知道，毛坦廠沒有“毛毯廠”。毛坦廠音從“茅灘場”而來，位於六安南部山區，曾是空曠平川，茅草叢生，是官員放馬的場所。
她從淮南轉車六安，再到毛坦廠。從六安市區，早6點至晚上5點半，開往毛坦廠的中巴每20分鐘發車;從合肥南站、旅遊車站，每天共有五趟專線直達小鎮。
2013年春節後，王玲終於開了口，讓媽媽過來陪讀。理由是，別的同學都陪讀。媽媽一口答應：
“萬一考不上，以後會不會說是我不陪讀的錯?”接著，她以100元一天的價格包下了私人所開快捷酒店的一間房。那些金安中學東門對面的房間，隔斷成8平方米左右，帶獨立衛生間和熱水器，每學期8000塊錢還搶不上。
房東的租房公告還會特意寫明：“學生休息時間內，不能洗碗、洗衣服。”
這天中午，她剛疊好女兒的衣服，又拿起毛線織棉鞋套。蒸好的飯在電飯鍋裡熱著，就等著女兒在半小時裡匆忙回來吃一口。
“這裡什麼都貴”，她有些抱怨。沒有1塊錢以下的蔬菜，空心菜也要3塊錢一斤;豬肉12塊，而她家只要8塊左右。
除了一日三餐，她幾乎無事可做。學會了做棉鞋，偶爾打牌。白天，小鎮靜悄悄的，在學生放學的兩個時段短暫沸騰重又安靜;傍晚，蝸居的陪讀媽媽們三五成群，遛彎閒逛、跳廣場舞，成為獨特一景。
李佳佳也在外租房居住，奶奶陪讀，媽媽每週探望。臨近高考，李佳佳的情緒仍然很不穩定。為了一點洗澡水抽不上、做菜口味偏淡的小事，她也要無端挑剔一下，發發脾氣。媽媽不做聲，只當這是宣洩壓力。
何況這並不少見。她就曾聽見其他學生跟媽媽嚷嚷：“飯燒不好，會影響我週考成績的!”
很難說清在巨大壓力下朝夕相對的母女，關係是會變得更好還是更糟。這一年時間，對於媽媽們來說也未必不是煎熬。但她們甘願承受。
在社會摸爬滾打幾十年，每位媽媽幾乎都有一個自己的心酸故事。比如，一位家境富裕的合肥媽媽，曾在1999年拒絕朋友共同開發房地產的邀請，原因竟是，她壓根不知道還有銀行貸款這一說。
還有外出打工的，因為不識字，只能在工廠燒鍋爐，工作12年後工資還沒突破2000塊，“沒有知識，做的就是吃苦的活”。
“不說別的，現在考個公務員、好一點的單位，不是至少都要有個本科文憑嗎?”李佳佳的媽媽並不贊同毛坦廠的應試教育方法，卻不得不鼓勵女兒完成復讀——只有這一個獨生女兒，輸不起。
這位有大學學歷、如今已是省人大代表的工程師如此反省：“獨生子女與應試教育，共同造就了這個巨型高中。可以說，一加一的惡果是大於二的。”
2013年6月，隨著高考一天天逼近，毛坦廠鎮的高考氣息一天天濃厚起來。街邊小販一邊賣蔥，一邊賣印著“金榜題名”的孔明燈。米上刻字、推卦算命的攤子都適時出現。
在毛坦廠中學那棵百年楓楊樹下，香灰堆了一米多高。牆面上的紅綢、錦緞已褪了顏色，覆蓋著嶄新的錦旗“我求神樹保佑，我子考上一本”。大樹旁，香燭攤一路綿延至中學門口。王玲媽媽本來想拜拜，最後還是覺得難為情，走掉了。
王玲也想放孔明燈。不料班主任勸說：“還是別放了吧!放得上去還好，萬一放不上去，被電線杆子掛住了，豈不是成了‘線下’?”
黃色的孔明燈也是忌諱，表示“黃了”。
2013年6月5日高考送考節，在禮花與奏樂伴隨下，70輛大巴緩緩開出校門，將王玲和李佳佳送往六安市區。今年同樣講究，前三輛車的車牌尾號都是“8”，出發時間是上午8點過8分。頭車司機屬馬，寓意“馬到成功”——這個高考小鎮，自始至終充滿著無數個關於高考的暗喻。
這天下午，王玲媽媽在賓館裡收拾包裹準備離開，遠遠聽見街道上傳來的鞭炮聲，忽然停下動作，起身嘆了一口氣：“唉，我也終於要解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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