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江湖》：阿耐，艱難的中國製造，致敬這些堅強的民營企業家
拿到《民企江湖》的時候，一時沒反映過來這就是《艱難的製造》，這本書被包裝得像本企業管理類的書，翻開目錄：“新產品被模仿，陷入惡性性競爭”，“質量體系認證成為很多企業的心病”，可能沒有那麼多人，會對一本叫《艱難的製造》的書感興趣，更多人想看的是《怎樣快速製造成功》，也沒有那麼多人對一個從業者在理想與現實間的掙扎感興趣，更多人急著要找的是“藥方”，不管是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至少先換一個眼下太平。
我倒不反感這種編輯方式，我還覺得蠻好的，有一種“誘敵深入”的感覺，先放低身段讓讀者看起來，如果他能看完，他會發現這本書不是可樂，不是爆米花，而是一本真有營養的書。這本書是接著《大江東去》的時代往下寫的，《大江東去》從底層寫到高層，宋運輝是改革後第一代成功者的樣本，而《民企江湖》寫的是九十年代受了高等教育，在二零零零年前開始創業的一代。
小說的主人公柳鈞是個不算太富的富二代，家裡有個機械廠，他回國後改制了自家產業，走自主研發技術興廠之路，而他的發小錢宏明開始做的外貿，後來做的金融。這兩條路的收益實在相去甚遠，柳鈞腳踏實地做一個產品賺的錢，比起錢宏明藉著金融槓桿變出來的錢，顯得那麼地“低效”。而就算柳鈞熱愛製造業，製造業也不是什麼理想主義者的樂園，而更是毫無法制與道德規範的叢林，同業的抄襲，政策的短視，灰色的成本投入，殘酷的經營風險，使得一個想“正常”地在這個行當裡生存下去的人，必須得讓自己的速度，防禦乃至心態都處在一個特別好的位置上。
阿耐寫的是在一個極為困難的處境下堅持自己的理想的可能性，柳鈞首先是“資方”，他的理想不是天下大同的理想，而是“資方”的理想，他希望資本與技術的結合為他帶來利潤，帶來美好生活，帶來成就感。他不能在面對員工傷亡時表現得像個慈善家，也不能在面對官員索賄時表現出錚錚鐵骨，他的理想是靠現實主義來支撐的，而不是靠理想主義的目標與程序的完全正義。
這個小說的讀者是會喜歡柳鈞這個人的。他聰明、勤奮、負責任，但他從不苦哈哈的，他喜歡開快車，喜歡夜店裡的漂亮姑娘，阿耐為他安排了一個特別能幹的妻子，在寫愛情和婚姻時，阿耐總是對傳統的溫柔嬌弱型的女孩不屑一顧，柳鈞和阿三的愛情，不是一見鍾情的，不是你儂我儂的，他們還因為婚前協定冷戰了一段時間，說到底，這兩個人獨立、互補、互相欣賞，然後在生活中，他們共同面對與跨過了許多溝坎，這些跨過去的溝坎，跨過去時的同心與攜手，讓他們更深地聯繫在一起。
錢宏明為自己建構了一個極為複雜的金融裝置，這個裝置在一個他無法解決的時間差裡崩潰解體，把他逼向了破產自殺。柳鈞比他幸運，不只是因為他腳踏實地地從事製造業，還因為他有阿三這樣的好戰友，有宋運輝這樣欣賞他的高層，但他還是很難“做大”，以他這樣的做法，他做不成行業領袖，甚至這整個行業，都經常性地風雨飄搖。在小說的最後，在把“艱難的製造”這個主題闡發得淋漓盡致之後，阿耐沒有給讀者一個美好的結局，雖然柳鈞的個人生活可以很美好，但他的事業還是轉向了：他轉向了房地產。
在通俗小說裡，阿耐不追求藝術性，但她寫出了一種真實性，這種真實不是普泛的真實，而是時代的真實，她寫的都是“成功者”面對“真實”的方法與態度，對整個社會的規則與潛規則的理解與對自己的道德與生活的維護並行不悖，這些這些在事業、感情與生活都成功了的人，都是些像柳鈞一樣智商情商俱佳，有潛在的平衡感的人。
總體而言，中國當代作品裡寫底層能寫得真實的更多一些，而《艱難的製造》是可以與《打工女孩》，與《走出梁莊》互讀的，不同的視角的互補，能帶來相對完整的對此時此刻的中國的理解吧。失落與希望，殘酷與善意，總是交織在一起，柳鈞所提供的，是一種創業的好的可能性，感情與生活的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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