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65年汉明帝派遣使者到印度引入佛教以来，佛教在中国已经盛行了近2000年。其间，虽历经过“三武一宗灭佛”运动，但春风吹又生，佛教寺庙始终香火旺盛。
但佛教又是宽容的，中国始终没有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发生过宗教战争，佛教的和尚和道教的道士也能和平相处、称兄道弟，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少出现。
在明清小说里，贬低和尚形象的地方随处可见，比如骂和尚为“秃驴”、写和尚好yin好se等，“毁僧谤佛”很普遍，但大家都安之若素，没有引起什么社会波动。如在《初刻拍案惊奇》里，有一篇写和尚男扮女妆，运用“suoyang之术”混迹尼姑庵中骗奸女性香客，后被识破行刑鞭死；还有和尚藏匿女香客，供自己享用，由于过于癫狂，最后变成“药渣”，等等。
在明代小说《金瓶梅》里，照样秉承了这种思路，西门庆此人就经常“毁僧谤佛”。那是因为，在明代中后期市场经济萌芽的阶段，寺庙也都跟随市场经济大潮，天天想着挣钱的买卖，把佛教当做一门生意来做了。
在小说《金瓶梅》里，因为西门庆的大老婆吴月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喜欢听尼姑讲经宣卷，所以家里经常有尼姑出入，常出现的是薛姑子、王姑子，还有一位胖胖的大师傅。
这些尼姑们平时是把念经、印经当成一门生意来做，佛教就是她们的敲门砖。比如里面有个薛姑子，因为生意做得不怎样，就曾刮剌上四五个和尚，那和尚就常拿些馒头供奉和香火钱给她。她在丈夫死后，因为对佛门熟悉，就做了个专职尼姑，奔走在各个士夫人家，包揽些念念经、做做忏悔之类的事，如果有哪个妇女想偷汉子了，她就从中牵媒拉纤。
西门庆就非常厌烦这些尼姑，因为他在提刑所办案时，经常遇到她们的丑恶伎俩。这些尼姑们知道西门庆的嫌憎态度，也都尽可能地躲着他。
《金瓶梅》第五十一回中，薛姑子、王姑子正在吴月娘屋中讲佛法，大妗子、杨姑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李桂姐都在（她们并不都是真心喜爱佛经，来听也都是捧月娘的场，讨好她），正讲着，听说到西门庆进来，慌得几位姑子连忙往李娇儿屋中躲个不及。
西门庆问吴月娘：“哪个是薛姑子？贼胖秃yinfu，来我这里干甚么？”又说：“你还不知道她弄的乾坤哩！她把陈参政的小姐，吊在地藏庵里和一个小伙偷奸。她知情，受了三两银子。事发，拿到衙门里，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教她嫁汉子还俗。她怎的还不还俗？好不好拿来衙门里再拶她几拶子。”吴月娘说道：“你有要没紧，恁的毁僧谤佛的。她一个佛家弟子，想必善根还在，她平白还甚么俗？你还不知，她好不有道行。”
李瓶儿在孩子官哥生病之后，出于虔诚之心，拿出一对银狮子来要让薛姑子、王姑子两位师傅印造《佛顶心陀罗经》。那薛姑子拿起银狮子就要走，得亏孟玉楼叫住她，称了一下几斤几两，而且叫上贲四一同到经铺里算明每部经需要多少银子。
李瓶儿是个富姐，手中有钱，但这些姑子拿人钱财不明不白就不合适了。最后银狮子总重是四十一两五钱，共印造一千五百部经书，还差十三两五钱，李瓶儿又拿出一个重达十五两的银香球也算兑够。
谁知，印完经卷，这薛姑子和王姑子在印经处就因为分钱不均吵了起来，两人互相揭短。人说过去是“千里做官只为钱”，这两人真是诵佛念经也只为钱啊。
《金瓶梅》第六十二回，在李瓶儿弥留之际，王姑子来看望她。提起印经时，王姑子说：“又说印经哩，你不知道，我和薛姑子老yinfu合了一场好气。与你老人家印了一场经，只替她赶了网儿，背地里和印经的打了五两银子夹账，我通没见一个钱。你老人家作福，这老淫妇到明日堕阿鼻地狱！”两人到这时还在相互诅咒，全然不顾受托人的心情。最后，李瓶儿又给了王姑子五两银子、一匹绸子，嘱咐她在身后诵些《血盆经忏》，才算让王姑子心里稍感平衡。
李瓶儿故去后，薛姑子听说吴月娘许下初五那天念经，就悄悄瞒着王姑子，买了两盒礼物来见月娘。月娘于是向西门庆讨了五两银子的经钱给了薛姑子。因为这个薛姑子曾替吴月娘配符水药，使月娘怀了孕，所以吴月娘凡事有些偏向薛姑子。这薛姑子就瞒着王姑子、大师傅，请了八位女僧，在花园卷棚内设立道场，念起经来。
第二天大清早，王姑子听说薛姑子把念经的钱独吞了，“这个就是薛家老淫妇的鬼，他对我说，咱家挪了日子，是初六念经。难道经钱她都拿的去了，一些儿不留下？”
这时吴月娘揭露她：“老薛说你接了六娘《血盆经》五两银子，你怎的不替她念？”王姑子非说在家已请了四位师傅已经念了半个月，因而讪讪而去。
这些尼姑本来是为超度他人而工作的，但我们看到她们经常连自己都超度不了，在明清小说中，这些尼姑的形象大多很猥琐，这与她们的不良作为是息息相关的，也就难怪西门庆会“毁僧谤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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