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公交坠江惨案，主要是由乘客刘某蔑视规则不容忤逆逞私任性造成的。
当普通公众对刘某这样的恶男泼女纷纷表示愤慨与谴责的时候，很多媒体人却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人民全体，对准了中国文明，对准了中国社会。
何鼎鼎的《我们是否需要一场文明自省？》堪称这方面的代表，该文称：
“面对如此惨痛的教训，反思的重点并非事故责任如何分配，而是文明的责任如何承担？谁来承担？‘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也没有人在车窗外。”
真是莫名其妙，冤有头债有主，谁人做事谁人当，“事故责任如何分配”怎么就不重要了呢？
作者署名为“霍老爷”的《22路公交车上，没有一个屈死的鬼》，与何文也是异曲同工：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22路汽车上，有三个人，司机、刘某、其他乘客，这里面没有一个无辜者。而22路汽车，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缩影。”
这是什么逻辑？一个坏人行凶作恶，怎么全体中国人就都不是无辜了？怎能让我们所有人来给他背锅？
每次有人干了伤天害理之事，总有这样一帮人要求我们大家来自省来反思！凭什么这些人干的坏事，却搞绑架让全体中国人来反思呢？为何不去谴责凶手，反而让无关的人替他承担责任呢？凭什么让我们全体中国人陪着凶手暴徒去挨批斗、去受道德审判？凭什么一个人干了坏事，却指责我们全体都是“丑陋的中国人”？这难道不是替坏人开脱？
要想杜绝坏人坏事，首先就要去谴责坏人、惩罚坏人，强化全社会的善恶是非观念。可是，这帮人非但不对坏人谴责、惩办，反而让好人反思、自省。
真是岂有此理！
《22路公交车上，没有一个屈死的鬼》还指责“看客们每一个都在沉默，在明哲保身，他们精准的计算着自己的利益，只要认为自己利益不受损失，那就继续沉默下去。”
当年大学生张华倒是没有沉默、明哲保身，没有当看客，而是挺身而出去救掉进粪坑的老农民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可是，那时这帮人却指责张华傻、是浪费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2014年山东招远全能教信徒当众杀人一案，崔永元刚坦言自己若在现场面对歹徒行凶也不会冲上去制止，然后，转身就立即就指责此案是全体中国人的“集体耻辱”。
你们自己是看客是明哲保身，为什么要拖上所有中国人呢？
中国的媒体人与知识分子的主流，多年来他们鼓吹要躲避崇高，要不讲道德，不要搞道德绑架，等出了招远见死不救事件之类的事件，他们又与己无关似地跳出来指责这是中国的道德危机，是“中国人集体的耻辱”，要“文明自省”。两头的理全被他们占了。
当初他们教导我们要做真小人，现在出了乱子大家倒霉了，他们又指责我们不是君子不是英雄。
这些人，为坏人开脱，把责任转嫁到全体中国人、国民性头上；前脚宣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后面又指责我们明哲保身害人害己。
除了上述因素，流氓暴徒风气之所以不绝，还与这些年来，中国知识界媒体界出于“反体制”目的，硬是把形形色色的流氓匪徒恶棍美化为反体制斗士很有关系。如在媒体笔下，杀医生的流氓无赖成了反抗“垄断医疗体制”的英雄，杀警察的凶徒罪犯成了义士。
看到这个重庆女乘客，不由得想起几年前，无数媒体曾把那个连派出所指导员、法院法官都打了的唐慧塑造成为不畏强权的斗士的案例。
如果实在不能把这些人直接美化为（实际上是歪曲）反体制的高大全的斗士，那就退一步，再换一个角度，换一种套路，继续变相美化，如“某某某（凶手)背后的故事”，“谁让某某某在公交车里点燃汽油”，“谁让老汉举起了枪”、“杀人犯其实对父母很孝顺”，“邻居都说龙哥待人和气”，等等。
既然暴徒凶手总是不能得到舆论应有的谴责，没有沦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是得到美化或开脱，那么，这就相当于去鼓励人作恶。
杜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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