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月18日，農曆大年初四的上午，鄧小平興致勃勃地登上了上海新錦江大酒店41層的旋轉餐廳，一邊透過寬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區的面貌，一邊囑咐身旁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市長的朱鎔基：“我們說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幹啊！”
2017年，上海浦東新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9651.39億元，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財政收入）996.26億元，外貿出口額19565.04億元，分別佔同期上海市的32%、15%、61%。
“我們感謝鄧小平選擇了浦東。”6月26日，浦東新區首任管委會主任趙啟正在新錦江舉辦的“先賢與上海城市記憶——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論壇上感慨道。
趙啟正說，浦東開發之初，曾被外國人笑話過。1993年，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看過浦東之後，嘲諷地說：“看來，浦東開發計劃就是一個‘波將金村’(Potemkin)吧。”
波將金村出自俄羅斯歷史上的一個典故。波將金是俄羅斯帝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官至陸軍元帥、俄軍總指揮。此人為了給女皇留下一個良好印象，不惜工本，在女皇必經的路旁建起一批豪華的假村莊。因此，波將金村成了一個做表面文章、弄虛作假的代號。
“弗裡德曼是大經濟學家，他懂經濟懂貨幣，但他不懂中國，也不懂上海。我很想再請他來訪問，但不幸他去世了。”趙啟正說。
不看好浦東開發的外國人遠不止弗裡德曼。若干年後，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對趙啟正說，浦東宣佈開發開放之初，幾乎所有的美國人都認為這不過是一句口號。但基辛格認為，許多美國人不瞭解中國，他們不知道，中國人只要想幹一件事，就一定能幹成。因為中國人能把資金、人力、物力集中起來辦大事。
站在地球儀旁 思考浦東開發
趙啟正說，現在人們在研究中國的開發區時往往關注的是“硬成果”，即物質的成果，比如城市景觀、道路樓房、GDP、進出口數據，而不太注意總結開發過程中的“軟成果”，即思想進程。
“軟成果是浦東開發中實踐可行的思路和體驗，往往容易被人忽略，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恰在軟成果當中。軟成果和硬成果是孿生的，沒有軟成果，何來硬的成果呢？”他說。
在趙啟正看來，浦東開發的過程不僅是城市化、現代化的過程，還是一個全球化的過程。
“在九十年代說全球化和現在不一樣，那個時候對中國來說，全球化還是一個期望。國際間的政治對話是通過首都進行的，經濟對話一定是通過最大的工商經濟城市進行的。中國沒有一個城市像倫敦、像紐約、像巴黎、像東京，有資格作為後備的城市就是上海。”趙啟正說，浦東開發就是要使上海更有條件具備與國際現代大都市平等對話的資格。
為此，趙啟正當年創作了一條標語——“站在地球儀旁，思考浦東開發”，並將它掛在浦東開發開放的前線指揮部——浦東大道141號浦東開發辦公室簡陋的食堂裡。“大家每天吃飯的時候，在考慮浦東開發的時候，不是考慮和中國的某個城市競爭，我們的目標是要和世界上最大的幾個城市競爭，著眼於提升上海的國際等級，著眼於中國和世界的對話，這樣規劃就不一樣了。”
浦東開發也不僅是吸收世界的資金，還要吸收智慧。關於吸收智慧，趙啟正曾打過一個形象的比喻——吸收世界營養：“如果你只吃榨菜、吃泡飯，你能長得身強力壯嗎？你喝太平洋的水，吃太平洋裡的鯊魚，吃牛排、吃帶血的牛肉，就壯了。”
先簡政 後精兵
1993年1月1日，中共上海市浦東新區工作委員會和上海市浦東新區管理委員會在浦東大道141號掛牌成立。當時浦東新區只有10個職能部門、800名機關人員編制，被媒體稱為“八百壯士”，卻管轄著近300萬人口和570平方公里土地。當時，上海平均每個區縣的黨政機構是51個，平均每個區縣公務員1250個。
減政就是減少政府的功能，釐清哪些是政府必須要管的，哪些是不要管的，哪些是可以讓民間組織去管的。不過，這種“小政府、大社會”的行政管理模式有時會和中國傳統的行政管理體制發生衝突。
趙啟正講了一個小故事：“當時我們沒有水利局，只有農業發展局，外高橋要修一條小運河，按照國家規定，地方修運河是中央財政，水利部撥錢。我去要錢，人家說你們連水利局都沒有，還要錢？沒有。怎麼辦？我說這樣吧，印一個水利局的信封，水利局的信紙，刻一個圖章，上面批了。”
“後來我調北京了，800壯士變成了1800壯士。”趙啟正調侃道。2000年後，浦東的行政管理機構擴容，管委會翻牌成區政府，人大、政協也相繼設立，至此浦東成為上海市的一個行政區，配之以傳統的政府建制，在機構設置上略微增加。到了2009年，浦東將鄰近的南匯區納入後，委辦局機構增加到19個。
亦軟亦硬的成果
趙啟正說，1990年浦東開發開放起步之時，提出了“三個先行”策略，即基礎設施先行、金融貿易先行、高新技術產業化先行。上海市人大和市政府為浦東開發先後頒發了約20項吸引外資的法律法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關於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
“高科技不敢來，就是怕中國人偷他們的專利。”趙啟正說，浦東開發之初陸續成立了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金橋出口加工區、外高橋保稅區、張江高科技園區。其中，建設最困難、進展最慢的是張江高科技區。“原因很簡單，中國要引入外國高科技項目比較難，並且二流三流的技術還要很多代價，很多錢。
1994年6月，全國基層法院首家知識產權審判庭在浦東成立，並於當年7月受理第一起知識產權案件。1995年，中美合資上海吉列有限公司的“飛鷹”商標屢遭假冒，當時浦東新區法院刑事庭、行政庭及知識產權庭分別受理了假冒“飛鷹”註冊商標的案件。知識產權庭判決侵權單位賠償吉列公司20萬元損失。美方勝訴後，感念浦東完善的法制環境，追加了對中國的投資。
此外，外高橋保稅區為上海在WTO框架下以貨物貿易為主體的自貿區建設進行了積極探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據趙啟正透露，外高橋保稅區這個名字的來由還經歷了一番曲折。上海當年提出來要建設自由貿易區，有很多反對的聲音。“怎麼處理？叫保稅區吧。但外國只有保稅倉庫bonded warehouse，沒有保稅區bonded zone。朱鎔基市長說，‘好吧，中文叫保稅區，英文叫free trade zone’。”但保稅區裡的政策就是按WTO框架下的自由貿易區來設定的，可以說浦東先於全國5-10年打了前站，為後來的自貿區建設進行了先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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