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治生於1730年，卒於1802年，字禹卿，號夢樓。王文治是乾隆二十五年探花，故有“淡墨探花”之說。《王文治跋圖冊》是王文治於1785年寫下的，此時王文治五十五歲，正是身、技都達到旺盛、嫻熟之際。打開《王文治跋圖冊》，如同進入一個清雅之境。王文治學趙孟潁、董其昌，最終還是追溯到了晉人身上。他表現的是晉人的清雅而不是被趙、董二人改造過的筆墨態度。我們可以在篇中看到《蘭亭序》的筆法，很細緻的表現，很細膩的提按，粗細相間，短長合度，一點一畫，一波一磔皆認真對待，慎終如始，毫無草率、隨便之筆，而任意、隨性的筆調也很少。王文治的內心存有寫好字的念頭，由此也流露出一些表現欲，是有一些表現痕跡出現於紙面上的。比起劉墉的創作，王文治稍欠些自然天成的因素。
清代書家尚態，態之美好與用筆關係很大，王文治用筆精，用意也多，這大抵與年齡有關，還不能達到劉墉那般無意，踏雪而能無痕。《王文治跋圖冊》顯示了清俊之美，除了意境清曠，還有形之美。這和劉墉作品相比，王書如英俊少年，瀟酒倜儻，劉書則如遲暮老人，滿臉滄桑。王文治書法得益於巧。巧可以表現在機靈、靈動、活絡各個方面。他下筆較輕，筆鋒起落活潑靈秀，輕快地運動，左右逢迎，上下招呼，殷勤熱情，顯示著他筆鋒馳騁上的互窮其變，各呈其巧的追求。譬如篇章中有連筆的字，轉彎抹角、連環貫串，可以看出書寫時的自得之趣。清新靈巧，是其所長，善於調節變化而皆合其情其調。巧的結果是美觀，令儀令色，得觀者喜愛，心情舒暢。
當然，王文治的巧是一種小巧，因為他的作品格局尚小，小巧中流露出如小家碧玉般的小情小趣。小巧也是種美，也有存在的價值。平和的書卷氣也是《王文治跋圖冊》的一個特色。並不是所有的文人筆下都有書卷氣溢出的。王文治走的是比較文氣的方向，沿著二王一路，心慕手追。他涉及的雄健豪放書風不能說沒有。他曾學習過李邕、米帶、張即之的書法，但是學習過程中，這些雄健之氣漸漸淡出了他的筆下，甚至毫無影蹤。這也說明了學習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取捨的過程，並不是全都納入自己日漸形成的風格里。有些技巧被強化了，氣息明顯上升；有的技巧被捨棄不用，這一技巧所攜帶的氣息也就不存。整個過程就是增減、損益。
王文治的方向是朝著晉人方向發展的，這也使他的效法比較單純，追尋優美清新書風。他不僅是一位書家，還是詩人，詩能“盡古人之變而自成體。”滿腹學問，潛乎筆端，書生情懷，書卷氣息，文質彬彬。書卷氣息，文質彬彬。王文治書法的最突出特徵就是淡墨。淡墨清雅、飄逸，體現與濃墨不同的審美趣味。水將濃墨稀釋成不同的濃淡成分，色澤淡泊，字跡超脫。淡墨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用淡墨的書法家，墨淡的層次也大為不同，但都以此而去其火氣、躁氣，得清曠蕭疏。王文治書法的淡墨，只是相對而言。過於淡，對於筆跡就是一種傷害，筆跡缺乏骨感。
《王文治跋圖冊》只是清淡了一些，但淡中有黑，黑中有淡。倘若比淡，董其昌、查士標的淡墨要過於王文治。古哲人曾談到“適”，要自適，而不宜走極端。淡墨的運用也是有分寸的，要符合自己的審美情趣，與自己的表現形式結合起來，效果達到就好，過於濃和過於淡都是不利筆鋒運動的。在《王文治跋圖冊》中，王文治並沒有大肆誇張其淡墨效果，而是適度，線條幹淨簡潔，墨潤氣和，交替而行，僅是黑中偏淡而已，正是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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