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成都战火硝烟四起，驻军混杂。城外打仗，城内繁华，明娼暗妓更到处都是。
根据当时的《新新新闻》报记者文枢的调查记载：省警局卫生科发给妓女的所谓“乐女证”——就是政府允许卖淫的营业执照，共是1——13565号，说明成都有登记的妓女有一万三千多人。文枢说，私娼的数字，经他在成都妇女会和各大旅舍的采访和调查，也在一万人以上；还有所谓“私窝子”，根据帕庄医院、四能医院、博济医院等各处能了解的数字统计起来，成都有妓女三万多名。
老成都的妓女，很少有“个体户”，多是依靠鸨母为生。她们负有鸨母的“卖身债”，因此一切都由鸨母主宰，收入的70％交鸨母，自己仅仅得30％，还包括化妆、医药、服装、用具等开支，如果在旅馆接客，茶房还要抽三成。如果还请了卖身账，收入自然要多些，但据妓女们说：“这个账永远也难以还清的。”
在当时的成都，出名的大“台基”，有大田坎的“易裁缝”，江南馆的“吴胖子”，镋扒街的“李老八”，冻青树的“彭胖婆”，上升街的“薛二娘”，御河沿街的“大周二”，青龙街的“小周二”……等等，他们各自拥有漂亮姑娘多人，那些达官显贵是趋之若鹜。
同时，还有一个很奇特的人物，以当时的“成都妇女协会会长”的名头出现的何之言，出入于交际场合，非常活跃，他还用了几个“女秘书”。据传，以林亚华和包三妹最是活泼妖娆，经常与一些党政官员打得火热，这是成都当时一个隐形而又带特务性质的高等台基。
在旧时的妓女中，若干年前都还健在的一个叫“曾三”的，已经是白发苍苍、老态龙钟了，在街上守自行车，偶尔遇到旧相识打招呼，谈起国家的兴亡旧事和当年的人世沧桑，不胜欷歔不已，感叹良多！
四川军阀刘湘，他的防地原驻重庆、万县一带，1932年，刘湘移防成都。由于抗日战争的原因，兵荒马乱。京、沪、扬州一带的妓女，大量迁入四川，住在重庆、万县地区。在刘湘移防成都后，原来住在重庆、万县、宜昌等地的扬州基台老板，青帮头子李松寿、赵长富、毛德周等，带起五六十家有扬州姑娘的基台来到成都开辟新天地。
成都川籍的妓女旧规矩，在妓院接客，不兴“出条子”，妓院设备也要差些；川妓不善应酬，文化低，大多不会吹拉弹唱，缺少诱人技术。而扬州姑娘来成都后，整个风气就改了，扬州姑娘不仅在妓院接客，还要在外“出条子”，当时的烟馆、赌场、茶厅、剧院、餐馆……都可以叫扬州姑娘来相陪应酬，实在是“春城无处不飞花”啊! 自此以后，川妓台基也学会了这一套，在市内的各种场合大肆活动，逐渐就形成固定的模式了。
扬州妓女初来时，比川妓穿着华丽时髦，在风气比较朴素的成都被人视为奇装异服。而她们那时都住在旅馆里头，又在市内的各处场合乱窜，使得一些本地人大大地看不顺眼，加上保守的地域观念，引起了成都人对她们的嫉恨和厌恶。于是，就有成都有头面的绅士出来建议：“驱逐出境”。成都当时的治安机关，还真就发出了驱逐扬州妓女出境的命令。成都市警察局在一个晚上，突然将一百多个扬州妓女抓到警察局扣押，勒索了贿赂之后，限令三天之内离境，并严令成都大小旅馆不准招留一人。
她们的老板有钱的，就自己租房子住下来，以半开门的暗台身份，向警察局领取正式执照，暗中继续营业。而大部分无钱租房或租不到房的老板，便由青帮头子赵长富、李松寿通过袍哥关系，率领一批鸨母们去沟头巷，拜访本地袍哥舵把子陈俊珊、刘嘉兴等人，请求得到帮助。据说青帮与袍哥自来是互不妥协，互不低头的。那一天，赵长富、李松寿见到陈俊珊还下了一个大礼，向他请求大力解救危难。陈也很买账，马上给乐山、叙府、雅安、康定绵阳、南充……等地的袍哥大爷些介绍信，恳请他们照顾，让这些妓女由老板鸨母率领到那些地方去跑小码头，继续谋生。
这个倒本来是莫得办法的办法。一年多以后，风声过了，她们先先后后又回到成都。有的找了些钱，在成都租起公馆，有的打伙买了房子，有的在别的台基上搭班包房，总之都已经不再在旅馆驻扎，都各自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了。后来军警机关也慢慢开始按川妓的等级发给营业执照，征收妓捐。于是她们逐渐得以合法住下，成为一种正式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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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内容：焦板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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