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父亲是很温和，慈爱的
母亲告诉我，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他们自己的生活还很没保障，将来可能还要颠沛流离，所以一直没要孩子。母亲在1929年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产妇，拖了很长时间没生下来，医生问父亲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父亲回答是大人，没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从这一点来看，父亲很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婴儿，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
很多人对父亲在家庭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感兴趣。其实我小时候并没感觉到自己的父亲跟别人家的有什么不一样。只记得父亲一旦工作，家里一定要保持安静，4、5岁的时候，保姆许妈便带我到后面玩，那时候上海也不大，房子后面就是农地，鲁迅觉得百草园有无限乐趣，而我的天地比百草园大得多，有小虫子、有野花，这里也是我的乐土。
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
；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他说从来没有；我又追问，他是不是很激动地跟人家辩论？他们告诉我说，他平素就像学校老师一样，非常和蔼地跟人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也就不讲了。人家说，鲁迅的文章很犀利、嬉笑怒笑皆成文章之类的，但那是笔战，是和旧社会、旧思想在对抗，必须要激烈。过去把鲁迅误导了，应该把鲁迅归还到他自己的真面目。父亲跟我讲的是带绍兴口音的话，他喊我“乖姑”，有点像广东话称呼孩子的方式。七十年前的上海夏天湿度非常大，那时又没空调，整天身上、背上都是湿漉漉的，每年一到夏天，我总要长一身痱子，又红又痒，又抓挠不得。晚饭以后，跑到二楼，躺在父亲床上，那时天色已暗，但为了凉爽并未开灯。这时候父亲就准备一个小碗和海绵，把一种药水摇晃几下，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我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亲用扇子扇干，因为有机会亲近父亲，可以不怕影响父亲写作而被“驱赶”，我躺在父母中间，心里无比温暖。直到天色黑尽，父亲又要开始工作了，我才恋恋不舍地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里睡觉。这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
那时候父亲已有他自己多年的生活习惯，我早上上学，他还在睡着，中午回来吃饭可以碰见；下午从学校回来时，经常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和他聊天。跟父亲来往的一些人当中，我有印象的是萧军、胡风、冯雪峰、内山完造夫妇。我对内山完造印象很深，我们一直有来往，直到他去世；这次上海拍电影《鲁迅》，我还提出，内山完造这个人物的把握，内山完造是一个基督徒，思想浸透了基督徒的博爱精神，他不论中国的贫富贵贱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不能弄成日本人那样，总是点头哈腰的；也不是非常高傲的，因为他是一个有文化涵养的日本人。
萧军也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人，他非常爽朗，一个东北大汉，没什么心计，说话脱口而出，很容易得罪人，但他自己又不往心里去。电影《鲁迅》里就有这样的镜头，萧红在他身后老拽着他衣服不让他乱说，他的确是这样的性格。
有的家庭是严父慈母或是严母慈父，孩子依赖父亲或母亲更多一些，但我的家庭没有，就是一种非常温馨、平和的家庭氛围，不是看见父亲就远远地敬畏、蹑手蹑脚地，没有这种恐惧、害怕的感觉，记忆中他也只有一次假装用纸筒打我。 父亲写信通常用一种中式信笺，上面印有浅浅的花纹、人物或风景，父亲给不同的人写信，选用不同的信纸。如果我碰巧遇到父亲写信，想表现一下自己，往往自告奋勇地快速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以自己的“眼光”为父亲挑选信纸。父亲有时默许了，有时感到不妥，希望我另选一张，而我却僵持不肯，每逢此时，父亲也只好叹口气勉强让步。后来听说日本有一位学者叫阿部兼也，专门研究父亲信纸的选用与致信者的内在关系，可惜的是他不知道这当中还有那时不谙世事的我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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