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时的朱安
朱安，鲁迅的原配夫人，1878年生于浙江绍兴。朱家祖上做过知县一类的小官，父亲经商，家境殷实，朱安和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
鲁迅原名周树人，是周家长子，生于1881年，比朱安小三岁，1901年，鲁迅母亲在没有征得儿子同意的情况下，贸然去朱家“请庚”。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在当时看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
在没见到朱安以前，他并非没为这段婚姻做过努力，鲁迅曾写信劝朱家姑娘放下裹脚，学习读书写字，希望减少两人之间的差距，但在这个传统的“小脚女人”显然无法做到。
1906年，朱安已经28岁，因为鲁迅迟迟不回来，鲁老太太只能借病将他从日本骗回来成婚。据孙伏园回忆，鲁迅到家一看，家居全新，新房已经布置停当，万事俱备，只等他一个新郎，“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因为知道这位周家少爷对女人裹脚不太满意，结婚这一天，朱家特意让新娘穿上大一号的鞋以装作大脚。后来鲁迅母亲回忆，那天花轿进门，掀开帘子，一双新娘的鞋子从轿子掉了出来，因为这双婚鞋对她过分地大了。
有老人说婚鞋掉了不吉利，鲁老太太不相信这些话，但无论如何，这段婚姻的悲剧已经开始。结婚当晚，见了新娘，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婚后第二天，朱安按照传统由新郎陪伴着回门，也到了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虽然他们没有圆房，但完成了婚礼所有的仪式，因此他们的婚姻作为一份社会契约是完整的。不过假如朱安希望新郎对她的态度会改善，她很快就失望了：她的丈夫第二天晚上就睡到书房去了。
他早知道这个妻子不会合意，但结婚后发现他之前的劝告全是无用，新娘子没有放脚，也完全不识字，实实足足是个旧式女子。但他既选择了接受，就只能这样下去，“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结婚四天后，他又回了日本。
1909年8月，鲁迅在日留学七年以后，终于回到故乡。不知道朱安对归来的丈夫有没有什么期待，但鲁迅的态度显然和三年前一样冷淡，他常住在当时任教的学校，即使回家也独自睡一间房。
家里的人自然很着急，鲁老太太不懂他到底觉得她哪里不好，鲁迅只说是与她谈不来，比如有一次，鲁迅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她也是吃过的，但这个东西又恰好只有日本有。鲁迅觉得和她谈话没有趣味不说，她还要自作聪明，话不投机半句多，索性不再与她交流了。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朱安面对鲁迅的自卑，两个人之间的天平倾斜太严重，一个委屈也求不了全，一个却已经决意要去过一个人的生活了。1912年，鲁迅离开绍兴北上，两个人又开始长达七年的独居生活。
1919年，那一年鲁迅和朱安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鲁迅在《呐喊》中也写过，周家在他小时候遭受变故，他的父亲病故，家中只剩母亲支撑，到这一年，周家更是彻底败落，整个门台都卖出去了。于是，鲁迅准备将家人接到北京同住。
朱安自然不愿意离开绍兴老家，但她不能不跟随鲁迅北上。12月24日，鲁迅带上家人离开，他在《故乡》里写过这趟旅程，“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但对当时的朱安来说，内心的恐慌感应该是前所未有的。
到了北京以后的日子，朱安还是事无巨细地照顾着鲁迅，她白天忙着张罗饭菜，并从菜的剩余判断鲁迅的口味；平日绝不去打搅他工作，甚至总是提醒同院的俞家姐妹安静些，“大先生回来时，你们不要吵他，让他安安静静写文章。”
而鲁迅为了不同朱安讲话，甚至想出了一个方法，他把一个箱子放在床下，里面装着他换下来要洗的衣服，箱盖则放在朱安屋外，盖子翻过来，口朝上，代表里面放着他替换的干净衣裤。“这样，彼此间连说话也不必了。”
朱安也不是全无脾气，有一次鲁老太太过生辰，亲朋好友都来了，朱安在开席前穿戴整齐走出来，向亲友们跪拜道：“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说完之后，她叩头退回房了。鲁迅那次感叹，中国的旧式妇女也很厉害，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争取过去了。
到北京这年，朱安已经40岁，已经不指望可以为周家生儿育女，但仍然在很努力爬向鲁迅。然而渐渐地，鲁迅身边出现了许多新式的女学生，朱安发现她们和自己是如此不同，剪短发、穿裙子，性格活泼热闹，讲的都是些她听不懂的事情。乔丽华说，朱安的自卑是双重的，“在男性面前，她已经习惯低头；在新女性面前，她又一次发现了自己的缺陷，陷入更深的自卑。”
她曾偷偷跟着她们学体操，也下狠心去剪了发髻，直到她看到鲁迅给借住在家里的许广平剪头发，“她第一次发现，一向冷峻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
许广平
终于到了1926年，鲁迅和许广平一起离开了北京。后来，鲁老太太先是收到信，她得知先生和许广平同居，然后又知道了许广平怀孕的消息。
一直以来，朱安都知道她和鲁迅之间的差距，但她总是以为，只要自己好好服侍他，以后总会好起来的，但那一次她终于感觉自己跌倒谷底：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一九三零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出生，他们寄了一张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后表现出关怀和友善的态度，这正是她封建迷信的表现，认为有了男丁承继香火，她死后也会有人拜祭她。
从此之后的十年时间里，朱安只再见过鲁迅两次。那十年的漫漫长日，“对住在西三条的婆媳俩来说，一个月中最高兴的事是收到大先生的来信”，一直到1936年，鲁迅先生溘然长逝。朱安从此和鲁老太太相依为命。
朱安可以说是个时代的典型。虽然社会规范的剧变令她无所适从，又不能不接受，但她始终保留着一份尊严和品格，而她能承受打击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一直遵守自小形成的道德观去做人处世。
朱安晚年的生活一度跌入困顿，靠着周作人和许广平的接济勉强过活，她离世前一天，南京《新民报》的记者曾去采访过她，提起鲁迅，她说，“周先生对我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原谅他”；她又说许广平待她极好，在物价飞涨中不断给她寄钱来。
朱安自幼身体饱受摧残，婚后感情生活有如枯井，老年又面对经济困难，一生不可谓不凄苦，但她却从没有迁怨于旁人，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大家尊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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