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之狮
这场“两支日本使团在宁波发生了火并”的事件，
就是明朝嘉靖年间，一场丢人现眼却影响深远的闹剧：争贡之役。争贡之役，顾名思义，也就是两支日本使团要争夺在明朝的“入贡”权，结果撕破脸打了起来。但为什么这帮人不在别的地方，偏偏要在明朝地盘上开打。就要说说当时的中日关系。
从明朝开国起，凶残的日本倭寇就长期肆虐东南沿海。为对付这帮强盗，明王朝也软硬兼施，一边以重兵在东南沿海狠打，一边以“通贡贸易”等橄榄枝，叫日本政府为了丰厚的贸易利润，主动出兵捕杀倭寇。于是整个中国东南沿海，虽然倭寇侵扰常有，但基本成不了气候。可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时，日本的国情，却悄然变了。 当时的日本，已经不再是明成祖朱棣时那样由“大将军”统治的国家，相反各路诸侯互相攻杀，“战国时代”正打的热闹，以前被日本政府牢牢管住的倭寇，从此也就逐渐撒欢。但更重要的后果是，日本的各路诸侯，也绕开了此时名存实亡的日本“中央政府”，主动派使者来明朝，请求获得“通贡贸易”的权力。于是在嘉靖二年，就有了这么一场撞车事件。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诸侯大内氏和细川氏，各自派使团来宁波“入贡”。依照明朝惯例，明朝官方要为这些“贡使”举行招待宴会，通常是谁家贡使先到，谁家先验货，且宴会座位坐在上首。当时原本是大内氏家的使团先来，谁知细川氏使团的副使宋素卿原是中国人，很懂明朝的潜规则， 竟轻松买通了明朝镇守太监赖恩，不但抢先验了货，宴会座位也坐在了大内氏的上头，事事都压大内氏一头。这还了得，大内氏虽然不懂明朝的潜规则，但大内氏的使节宗设，却是个嗜血凶残的人物。直接在宴会上发了飙，带着手下就在宴会上把细川氏使团一顿暴揍。揍完了还不解气，又迁怒于收细川氏黑钱的明朝太监，竟把招待外商的宁波嘉宾堂一把火烧毁。这才气呼呼去追杀逃跑的细川氏使团。
两帮日本人在宁波打架，作为主人的明朝就不管？不是不管，而是管不了。宗设一伙人武功太高，宁波当地的明军根本不是对手，只能眼睁睁看人家扬长而去。后来余怒未消的宗设，干脆在中国沿海打家劫舍。明军闻讯后调兵围捕，结果数倍于他们的明军，又被大内氏使团一顿暴打，浙江备倭都指挥使刘锦都浴血战死，明军几次溃败。 是为明朝海防史上，灰头土脸的“争贡之役”。这场惨败闹剧，当然是要多丢人有多丢人，收黑钱惹出纠纷，腐败腐到了“国际影响”。号称海防强大的明朝，军队竟疲弱不堪，连个日本使团都收拾不了。干看着人家杀人放火后扬长而去。事情传开后，各路倭寇团伙，自然胆肥了不少，倭寇之乱从此更加严重。
更严重的，却是明朝的处理结果。嘉靖皇帝震怒之后，却用了头疼医头的办法，直接关闭了市舶司口岸。等于是自朱元璋驾崩后，明朝再度采取了空前严厉的海禁政策。可此时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达，海外贸易之前多年红红火火， 如此粗暴关闭国门，只能导致走私越演越烈。况且明朝此时孱弱的海防，要禁也禁不住，自然适得其反，嘉靖年间的“大倭乱”，从此年年严重，到了数十年后，闹的荼毒千里。后来的灾难，都在这场“争贡之役”闹剧里，悄然埋下伏笔。我们爱历史
这是历史上的争贡之役。
关于这次事件的经过，大体是这样：嘉靖二年四月，宗设所率领的三艘船到达浙江宁波港，这是日本大内集团派来的使团。数天后，由端佐和宋素卿率领的另一个日本使团也来到宁波，共百余人，船一艘，是细川集团派来的。宋素卿原是中国人，熟悉中国情况，通过向市舶太监赖恩行贿，虽然后到，但在宴席上却“坐之宗设上”，这已使宗设颇不高兴。在收验贡物时，也是先收验宋素卿使团的贡物。宗设气不过，遂率众对端佐、宋素卿等发起攻击，端佐当即被杀，宋素卿逃去。宗设追至绍兴等地，未抓到宋素卿，又回到宁波。一路烧杀抢劫，夺船而去。宁波卫指挥袁珊和备倭都指挥刘锦在追击宗设时，也惨遭杀害。
实际上，在嘉靖以前，日本根本没有遵守十年一贡的规定，经常借各种理由提前来贡，并干了许多违法之事，明廷尽可能给予优容。由于来中国朝贡有厚利可图，所以日本各势力集团争相得到来贡的权利。日本各势力集团争相来贡，明廷姑息，且海防废弛，遂酿成嘉靖初年的争贡之役。
明代的海防以备倭为大端，实行海禁，也以备倭为最主要的内容。现在两起日本使团居然中国土地上相互攻杀，还杀害中国官员，这自然会刺激一些人加强海禁的呼声。因为此时明朝加强海禁，嘉靖皇帝下令停止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严禁日本入贡。日本失去了从朝贡贸易中获利的这块肥肉，日本商人贸易无路转而采取海盗行径。数年后，日本倭寇猖獗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给当地的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
历史有妖气
此事发生于西元1523年（明朝嘉靖二年、日本室町时代的大永三年）。日本大内氏和细川氏，分别派遣对明朝贸易使团来华贸易并上表贡品，两团在抵达浙江宁波后，因为勘合真伪之辩而引发冲突，在浙江宁波爆发了武力杀戮事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宁波之乱（也称争贡之役、明州之乱、宗设之乱）
明朝政府与日本的室町幕府间存在贸易往来，史称“明日贸易”（又称勘合贸易）。这个贸易合作开始于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期（明朝约在明建文帝时期）。
由于明朝以防范海盗为名实行海禁政策，为了区分日本贸易船与倭寇舰船，因此发行了“勘合符”以示区分，有符则为真，无符则为虚。贸易方面，日方人员主要是幕府使节与博多商人，但这期间存在大量走私贸易。
后来因为足利将军家的家督之争，导致了1467年应仁之乱（日本战国时代由此开始）。幕府对外的贸易权不再统一，幕府位于堺港的贸易据点本来属于细川氏所掌控，但后来细川氏渐渐被博多新兴势力大内氏所凌驾。大内氏自此后常自行派出独立使节团进行贸易。明武宗即位后，大内家的遣明船（勘合船）船队更独占了正德勘合符。
1523年，大内氏派出谦道宗设为正使出使大明；而细川氏则在随后派出高贡，鸞冈端佐二人为正使、宋素卿为副使，持已经失效的弘治勘合符（前任皇帝颁布）前往大明。
当时明朝规划的朝贡贸易点位于宁波市舶司。大内氏的船队于四月二十七日先行抵达，而细川氏的船队则较晚到达。
此时大内氏的船队尚未进行勘合，市舶司等到双方船队都到达后，才开始验证。在检验堪合符过程中，因为新符和旧符的问题大内氏和细川氏产生争执。双方要求明朝承认自己才是合法的贸易使团。在此事件中，大内氏处于不利位置，因为细川氏的副使宋素卿是中国人，深知明朝官场的腐败。他通过重金贿赂，事先已经对市舶司主管太监赖恩进行了贿赂，从而使得较晚来的细川氏船队，反而可以先行入港检查。这种做法遭到大内氏的强烈反对。
双方此时已经剑拔弩张，但真正的导火索是在款宴使团宴会上燃气的。起因是双方都想得到靠近右侧前方的位子。市舶司主管太监赖恩因为收了细川氏的贿赂，所以让细川氏使者鸞冈端佐和宋素卿坐在较为尊贵的右位。
宴会最终不欢而散，在回到各自的船舶后，大内氏首领谦道宗设命令手下强行打开明军东库，抢出按规定收缴保存的武器，而后袭击了细川氏的船队。
细川氏在没有防备和武器的情况下，船舶被烧毁，宋素卿等人逃跑，谦道宗设又纵火焚毁了嘉宾堂。市舶司主管太监赖恩见大事不好，于是让人将细川氏的武器还回，让其跟大内氏进行厮杀。但细川氏在此之前已经伤亡惨重，在双方厮杀几次后，细川氏全员往姚江一带逃跑，逃至绍兴城躲避。谦道宗设追至绍兴，要求城守交出细川氏人员。但遭到拒绝，于是谦道宗设一路杀掠回宁波，最后夺船出海，扬长而去。
从绍兴回宁波的一路之上，这群大内氏的贸易使团变成了刽子手，肆意杀戮和抢劫，沿途明军竟然阻拦不住，而且被日本人杀伤许多。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执指挥袁班、百户刘恩、百户胡源均被这群日本使者杀害。
宁波之乱最后演变成严重的外交事件。巡按御史欧珠、镇守太监梁瑶奏闻，将细川氏代表宋素卿、鸞冈端佐等人逮捕入狱。大内氏夺船出海后遁入海岛，无法寻获。
一场本来正常的贸易却阴差阳和变成了大事件，如果当时明朝方面依照律法办事，不贪恋贿赂，便不会出现这种局面。最终酿成大祸，成百上千无辜百姓和官兵被杀，而大内氏却只死伤几人，可见明军当时的作战水平有多差劲了。
大狮
明朝对外贸易属于朝贡贸易性质，初期是以“厚往薄来”为原则吸引利诱各朝贡国承认明朝的中心地位，并逐渐演变成这些国家与明朝进行贸易往来的唯一手段，这之中最有名的就是中日间的勘合贸易。
明代朝贡贸易对入贡国的好处可以简单归纳为：明朝中前期使团货物免税；进入明朝境内后沿途一切开销及货物递运均由沿途驿站和地方免费负责，并给予零花钱~；“贡物”抵京后，由明王朝按正价数倍乃至数十倍购买，另有赏赐；除入宫“贡物”外使团均夹带大量私货于市场贩卖，亦可获巨利，“使团”中不乏巨商大贾甘愿冒充马夫下人跟随，只为巨利。 因为明朝这种自残式的政策，“来贡”者纷纷攘攘不绝于路，拿“争贡之役”、“土木堡之变”、“俺答封贡”、“关西七卫的丧失”举下例子吧。
明日贸易形式上是室町幕府将军受明朝皇帝册封为“日本国王”并对其朝贡贸易。1401至1549年间共实行十九次。1404年之后向日本颁发贸易许可证“勘合符”以区别于倭寇，贸易仅限于以此确认的正式遣明使船（勘合船）。1432年的宣德条约规定了交易次数。博多与堺等地有势力的商人一同搭乘遣明船，与得到明朝官方许可的商人作北京会同馆到宁波的因私贸易，及随贡品由日本附加的商人货品称为因公贸易。
1523年发生的宁波之乱又称争贡之役，事件是起源于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势力争相派遣对明朝贸易使团来华贸易，两团在抵达浙江宁波后因为勘合符效力之辩而引发冲突。大内氏代表谦道宗设等人追杀理亏的细川氏代表鸾冈端佐等人，沿路殃及浙江宁波一带的居民，追击的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等明朝官兵战死。这一事件直接导致明朝政府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东市舶司一处，也导致明朝与日本的贸易途径断绝，倭寇滋生，为后来的“东南倭祸”埋下了伏笔。
土木堡之变呢直接起因则是也先连年组织数千人“入贡”且虚报人数骗取赏赐，又用劣马冒充好马… 引发明朝强烈不满，核实人数，削减马价，减少赏赐… 由此引发土木堡之变………
俺答封贡就更有趣了，又称隆庆和议。明朝与蒙古达成了对俺答汗的封王、通贡和互市的协议。这个过程是从嘉靖十三年起俺答汗就主动求封赏求入贡，明朝则一律拒绝，俺答汗就多次犯边，烧杀掳掠，以战胜之威逼迫明朝同意封贡……明朝则引以为奇耻大辱坚决不允。一直撕扯了三十余年明朝不堪其扰鞑靼又发生内乱，才终于达成了协议……
明朝国境西止嘉峪关，关外至新疆东部有哈密等七个羁縻卫，哈密位置最西为衔接中亚与明朝西北陆路朝贡路线的中转接待站，迎护朝使，屏蔽西陲，获益颇多。哈密之西有土鲁番，一直试图获得更多更大的“入贡”权利并觊觎哈密的中转站地位，明朝均不准。土鲁番遂吞并哈密，并以此为跳板屡次袭扰关西七卫，两次攻破嘉峪关…… 明朝的做法是“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不谈条件”，放弃了关西七卫并修筑嘉峪关关城向南北延伸的边墙以封闭河西走廊阻挡土鲁番，西北“贡路”自此断绝~
阿翁9527
在明朝建立的次年（1369年） 二月至六月间即发生过倭寇对山东、苏州、淮安等地大面积侵扰事件。洪武三年（1370年）又发生倭寇侵山东沿海，接着转掠浙江明、台、温诸州，又入福建沿海郡县抢掠的严重入侵事件。为此明太祖从洪武二年（1369年）借向日本通告元明鼎革之机，即就倭寇问题向日本展开外交交涉。需要指出的是明初的倭寇和后来嘉靖年间的倭寇不大一样的是：这时的倭寇几乎都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也就是《明史》中所谓的真倭。
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曾根据明朝的要求出兵打击本国海盗。明朝与日本室町幕府围绕倭寇问题开始有了比较密切的合作。而足利义满也通过这种合作，获得了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的机会。其子足利义持成为 “征夷大将军”时中断了与明朝的合作，放任倭寇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但随着1428年足利义持的去世和足利义教成为新的“征夷大将军”，日本室町幕府又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政策，并在制止倭寇活动方面继续开展与明朝的政治合作。
永乐朝的倭寇与元末以及洪武时期的倭寇相比规模有明显增加，来袭倭寇改变了以往游击式的袭扰方式：袭扰对象开始南移——元末明初倭寇扰华主要发生在山东、辽东等北方沿海，而在永乐朝倭寇袭扰地区较多出现在浙江等东南沿海。明初从洪武到永乐的57年间倭患次数共为94次，年平均不到2次；永乐以后到嘉靖之前（1425～1522年）近百年间的倭患记录次数仅为17次；在嘉靖一朝的45年间倭患次数突然猛增到628次，占全期的80%；进入隆庆后又骤减为48次。
当年曾与朱元璋为敌的陈友谅、张士诚等人的残部以及沿海走私商人与日本海贼合作：以日本一些岛屿为基地，在中国和朝鲜沿海进行侵扰，由于这些南方人身穿日本人服装，使用日本人的武器和作战方法，所以也用“倭寇”这名词来称呼由日本人与南方中国人所组成的海盗集团。
自从雄才大略的明成祖朱棣死后大明朱氏家族的子孙就一代不如一代，他们没有汉唐君主开疆拓土耀兵海外的雄心壮志，只想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于是颁布了海禁政策——不许沿海居民出海和外洋贸易，最严厉时甚至不许渔民下海捕鱼。沿海地区的土地大多含盐量较高，不适宜农业生产，可人活着得吃饭呀，种地种不了，下海捕鱼做生意又不被朝廷允许，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沿海居民铤而走险背着官府干起了走私的活。走私毕竟是朝廷严厉打击的行为，干这行的都是提着头玩命，为了自保他们学会了抱团取暖，原来单打独斗的走私者开始聚集起来形成各种帮派组织，他们的实力越来越大，于是他们的身份也由原来单纯的走私商人变成了亦可为商亦可为盗的双重身份。由于海禁政策断了当地百姓的活路，所以老百姓要生存就只能和这些称雄海上的帮会组织交易，购买生活必需品。这样一来意味着这些帮会组织实际上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拥护，渐渐地当地官府已无法镇压这些帮会组织，又担心朝廷追究自己追剿盗匪不力，于是索性将这些帮会组织全部定性为倭寇，这样就可以和朝廷解释成：“寇匪自海外异国来，本地官府无法管控。”而事实上当时沿海一带除了这些中国民间因为海禁政策自发形成的帮会组织外，的确有很多在日本内战中落败的破落武士在打秋风，于是两股原本不同的势力被混为一谈，都叫倭寇。
这些被称为倭寇的帮会组织成员大多有家人在大陆岸上，为了不连累家人他们也乐得被称为倭寇，正好可以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久而久之不少中国海盗索性梳起日本式的发髻，穿起和服，佩戴武士刀，这下连当地官府自己也分不清海上这些盗匪中哪些是中国人哪些是日本人。纸毕竟保不住火，朝廷渐渐得知关于倭寇的一些真相，于是在明朝的官方文件中开始出现两个词：真倭——指代日本浪人武士、假倭——指代中国沿海亦商亦盗的帮派组织。
当假倭兴起之时在真倭的起源地日本原本配合大明镇压倭寇的室町幕府灭亡，日本进入了各地领主割据混战的战国乱世，大量在内战中失败的日本武士漂洋过海前往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劫掠。与此同时在嘉靖二年（1523年）在中国的宁波港发生了一起日本人之间的火并斗殴行为更是直接加剧了倭寇的肆虐程度——在《明史》中这次火并斗殴行为被称之为宁波争贡。
当时室町幕府将军的政令所及已只限于京城周围，地方领主中稍有势力者都不听将军的指挥了。管领细川氏控制幕府的实权，将军已徒具虚名，成为事实上的傀儡，更加促进这种分裂倾向。加之细川氏、斯波氏、畠山氏、大内氏等，主君大权旁落，权臣掌政，将军变成傀儡的历史在这些大武士身上重演，甚至有些权臣乘战乱之机，消灭主君吞并领地，形成新的豪族势力。日本的政局正向分裂割据的形势演变。
这种分化、改组的政治局势在对明贸易中也有所反映：第八次对明贸易代表团的组成，就是鲜明的例证。两个最大的武士豪族大内氏和细川氏联合起来，排挤将军，共同组成第八次对明贸易团。大内氏二船、细川氏一船由了庵桂梧出任正使，率船队赴明。但细川氏不甘心只出一船，在了庵桂梧未启程之前又密遣宋素卿率一船抢先赴明。宋素卿于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十一月至北京，因无国书以黄金千两贿赂太监刘理，得以参加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正月武宗举行的大祀庆成宴。宋素卿通过刘理得到明政府破例赏赐。
宋素卿回国，了庵桂梧所率之对明贸易船始至宁波。第七次对明贸易因途中持刀杀人，孝宗时即诏示今后只许五十人进京。了庵桂梧一行二百九十二人，对此规定表示不满，集体至杭州抗议，要求取消或放宽限制。明吏坚持规定，无通融余地，日使只得选出五十人进京。但这时山东、直隶农民刘六、刘七起义斗争方炽，明吏害怕途中发生意外，奏请将贡物暂存市政司库，将例给价放回。明政府准奏并颁发正德新勘合百道，于下次贸易时缴回旧勘合。可这次贸易团中大内氏占有优势，所以正德勘合又落于大内氏手中。
大永三年（公元1523年）大内氏自己以正德勘合组成第九次对明贸易团，由宗设谦道率领三船三百余人，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四月二十七日到宁波。细川氏得知大内氏组织对明贸易团时也派出一只，由鸳冈瑞佐和宋素卿率领，—行百余各兼程赴明。宋家卿等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四月底至宁波，迟于大内氏船。但宗设谦道的船虽先至，尚未检验勘合，及宋素卿至，市舶司方始一道验证。市舶司在检验时发现勘合有新旧之分，宗设谦道与鸳冈瑞佐i问遂产生真伪的争执。宋素卿深知明市舶司时敝，暗中行贿于太监赖恩，遂得先于宗设谦道的船进港验货。市舶司随后在嘉宾堂欢宴二个贸易团，在安排席位财，又将鸳冈瑞佐置于首席，宗设谦道居次。在国内就互相敌对的两派，因席位问题激起派性斗争，在宁波爆发了武斗。
大内氏派赴明商人中素以海盗为业者多，五月一日宴会后在宗设谦道的唆使指挥下，打开东库，抢出按规定收缴保存的武器，攻入嘉宾堂。细川派的弯冈瑞佐因无武器，立被斗杀，宋素卿逃出，在府卫军卒的保护下避于十里外的青田湖。宗设谦道率—众纵火焚毁嘉宾堂、然后率队伍沿灵桥门外北行经东渡门至和义门外，烧毁泊于该处的宋素卿船。其后，追寻宋素卿至余姚江岸，又迫近绍兴城下。在折回宁波时沿途杀掠。一路上掳走指挥袁班、百户刘思，杀死百户胡源。至宁波后，大掠市区，夺船逃向大洋，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捏率军追赶，不幸战死。宗设谦道一伙在逃回本国途中，一船因遇风漂至朝鲜海面，朝鲜守卫军诛杀三十，生擒二十，缚献明朝。
本来这是一次日本人之间的火并斗殴事件，但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加之斗殴双方杀伤当地无辜居民和前来维持秩序的中方官兵，于是酿成两国争端。事发后明朝宣布终止和日本之间的勘合贸易，这进一步断绝了日本世家豪族的财路，于是他们暗中纵容支持倭寇加大对中国的劫掠。
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这其实是后来明朝抗击倭寇的前兆。倭寇中真日本人十之一二，地位还很低，其余都是中国自己人。其实 抗击倭寇不是可歌可泣的民族对外战争，而是民族内部渴望边境沿海贸易的渴求和因被争贡之役影响的闭关锁国的矛盾。
我是nubble大兔兔
因为争夺“合法使团”的身份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
日本使团的“朝贡”可以得到数倍于“朝贡”价值的赏赐。
所以这种“朝贡”行为就让人分外眼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