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雲大媽在小品裡說的那句：俺們村人可喜歡你了 ，可以說是相當客觀，毫無吹牛成分。
崔永元成就了《實話實說》，但這個節目的成功並不是崔永元一人之功。
《實話實說》第一期播出於1996年，是粉碎“四人幫”的第20年，改革開放的第18年，小平南巡後的第4年。
此時，市場經濟已經深入人心，潮流在奔騰、暗流在湧動。美國日本的電影電視劇動畫片來了，香港的武打片和四大天王火了，毛寧楊鈺瑩這些本土明星崛起了，深圳和浦東有錢了，炒股的搞拆遷的發了，工人的鐵飯碗要捧不下去了，大喇叭裡那一套已經行不通了。
看著這些伴隨社會變革出現的新事物新現象，很多人心裡憋了一肚子話，都想嘮點實在的，聽點真心的，簡單來說就是“別裝B”。
總之，那個時代的普通人在呼喚一檔電視節目，說出自己的想法與需求，滿足自己對於真實的渴望。
△ 陳虻，曾擔任新聞評論部副主任，主管《實話實說》等欄目。負責《東方時空》時期，提出“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廣告語。2008年12月24日因胃癌醫治無效逝世，享年47歲
以陳虻為代表的央視新聞評論部一批有理想、有追求的新時代媒體人，感受到了這種需求、這種渴望，於是《實話實說》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製片人時間談起《實話實說》的誕生時說：
選擇主持人訪談這一節目形式，最根本的衝動就是要實現尊重人的主張，而尊重人的基本標誌就是讓人說話。這個衝動在今天看來已經沒什麼好說的了，但在當時想把它化成現實並不容易，時間坦言：
...我們長久以來是在一種被灌輸的宣傳的概念支配之下從事電視實踐的。我們那時候要解決的一個思想問題就是打破左的觀念，肅清左的遺毒，做到思想解放，並由此帶來電視觀念的解放。受到全國觀眾歡迎後，總策劃楊東平這樣解釋《實話實說》的成功原因：
也許，正是由於真話的短缺，人們才對電視節目中的實話實說給予那麼高的評價，寄予那麼高的期望。曾參與《實話實說》策劃，當過觀眾、做過嘉賓的一位人民教師說：
《實話實說》的魅力就在於能讓廣大電視觀眾看到各種各樣的人對一個話題發表不同的看法。為了保證節目的真實，最大可能地確保嘉賓們說的都是實話，節目組採用了此前從未有過的方式做《實話實說》。每期節目開拍之前，節目組只有思路，沒有臺詞。
這種選擇當然是有風險的，也相當考驗主持人的實力，但節目組就是有著這樣的勇氣。就衝這一點，現在很多玩套路的節目，就算撈再多錢有再高的收視率，在《實話實說》面前也抬不起頭。
曾在國家林業部工作的郭青俊當過嘉賓後感嘆“《實話實說》玩真的 ”：
我才知道實話實說在錄製前一般不通知誰做嘉賓，主要是防止嘉賓事先刻意準備，或是受其他人觀點的影響，不能真實反映個人的觀點，達不到“實話實說”的效果...在此期間，主持人崔永元是從不露面，為了讓自己在節目中也實話實說，他不想事先知道其他人的觀點。而一位人民教師也以親歷者的身份說出了自己的所見所聞：
我親眼目睹該節目從不排練，沒人背臺詞，也不像其他節目，一次又一次地重拍，說的都是實話。那時的人們想通過電視這個最主流的渠道說話，想在上邊聽到和自己有關的真心話，《實話實說》第一個站出來並且並做到了，人們不熱捧這樣的電視節目，還能去捧誰呢？
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說是《實話實說》成就了崔永元。
那麼“玩真的”的《實話實說》，都說過哪些話題，嘮出了哪些真話呢？
在崔永元主持時期（1996-2002），節目一共聊了300多個話題，涉及範圍相當廣泛，涵蓋了社會熱點、倫理道德、醫患關係、北京打工、下崗工人、家庭婚姻、子女教育、女性權益、弱勢群體、傳統文化等等選題。
△ 《實話實說》的一些選題 出處：崔永元《不過如此》
其中有不少選題，現在拿出來依然有意義甚至更有價值。比如2000年做了一期專門討論電子遊戲的《我能玩會兒遊戲嗎？》，說到了CS、《魔力寶貝》、《石器時代》等遊戲，甚至還援引了社科院的研究結果“大部分孩子使用互聯網以後，包括玩遊戲以後，他的生活，他自己覺得更豐富了，沒有什麼特別壞的影響。”
儘管定位與《焦點訪談》等新聞調查類欄目不同，但《實話實說》也會主動出擊，討論社會上的假惡醜。比如批判假球黑哨的《回首馬賽假球事件》，揭露非法傳銷的《細說傳銷》《臥底非法傳銷》，討論維護版權的《盜版怎麼反》。
最能體現這一點的，當屬特別節目《揭秘》。揭的什麼秘呢？是一系列所謂特異功能的偽科學。
△ 《實話實說》特別節目《揭秘》的片頭，相當之Cult
這個特別節目一共做了20期，涉及的話題有算命、筆仙碟仙、輕功、耳朵聽字、氣功探物、意念取物、裝神弄鬼、心靈感應、大師診病、接觸外星人等等，並將這些歪門邪道鬼把戲一一戳穿，看得觀眾大呼過癮，同時也行了一次廣泛而深入的科普。我相信看過節目的人，絕對不會被現在的閆大師、雷大師們忽悠。
△ 女大學生在現場演示“碟仙”
△ 二人轉演員表演“跳大神”
《實話實說》的一大常規形式是就一個話題進行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各種觀點的交鋒，在新舊觀念的衝突中，我們可以看到時代的新現象和新變化——
針對“打假英雄”王海的第一期節目《誰來保護消費者》就特別突出地體現了這一點。
持不同觀點的人都可以盡情發聲，整個節目在爭論與衝突中火星四濺，最終也不下非黑即白式的定論，讓觀眾自己去獨立思考，把判斷權留給觀眾。
△ 王海，中國“職業打假第一人”，從1995年開始在北京各大商場購假索賠，截至1996年3月累計購假金額近11萬元，獲得加倍賠償5萬餘元
很多對話直到今天再看也相當精彩，可以看出那是一個公民意識已經在逐漸覺醒的年代。
有的臺下觀眾認為王海打假只是為了個人利益，對社會毫無貢獻，王海做出針鋒相對的回應：
崔永元：我剛才注意到這位女士在聽王海發言的時候不停地搖頭，是不同意他的哪個觀點呢？觀眾：去商店索賠到底是為了他個人的利益，還是為社會做了什麼？你剛才說是為了推動某些東西的進步，我不知道你推動了社會哪方面的進步？王海：最起碼大家對“消法”都有了一定的認知。觀眾：但是你為社會做了些什麼呢？你只是擾亂了社會秩序，我覺得。王海：沒有，沒有。到底是賣假擾亂社會秩序，還是打假擾亂社會秩序？就像做賊擾亂社會秩序還是抓賊擾亂社會秩序一樣。
△ 第一期節目現場
在場嘉賓律師高明認為王海並未遵循法律的基本原則“誠實信用”，因此認為他不算打假，更算不上什麼“打假英雄”。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樊綱反駁高明的一席話，觀點很超前，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對“道德帝”的標準做出了質疑：
我覺得高明律師說的要做到大公無私、誠實信用、公正等，是對你們法庭、法官、執法部門的要求，現在消費者面對的是不講實話的假冒偽劣商品，你為什麼要求消費者每個人都是聖人？不得不說王海這個很有爭議的人物，為《實話實說》打響了第一炮，在節目裡他說了很多赤裸裸的實話，毫不掩飾自己的功利與精明。面對說他打假就是為了掙錢的質疑，他很大膽地說要是為了掙錢，自己乾脆就會賣假，並分析了賣假的高利潤和低風險：
從概率上講，販假沒有什麼危險，比如說現在查獲的僅佔1/20，實際上我所估計的也就1%左右。比如說我要去賣假貨，正好我有個親戚在工商局工作，我在一個地方賣假貨，如果工商局檢查的話，我的親戚就會通知我，那我頂多收起來完了，就不賣了。但是像我這樣的顧客，我估計他們一年也碰不上幾個，賠了就賠了，無所謂。總的來看，一年365天，如果工商局查兩三天，他們就關門兩三天，那不要緊。但如果有一兩個顧客來索賠，他們就賠了算了，但從總營業額來看，比如說一天賺10元錢，他們這一年都是賺錢的，基本上有300天是可以賺錢的。在這種說實話的氛圍裡，我們聽到了認為制度不完善的聲音：
樊綱：這正揭示了我們的制度還很不完善，不健全，存在著一些可以打擦邊球的空子，存在一些漏洞。這種打假的方式也說明了我們制度的完善要有一個過程。任何一個制度都是在這種衝突中逐步完善的。甚至可以聽到對國家監管部門的批評：
觀眾（身份是消費者協會投訴監督部工作人員）：我認為應該提出一個口號，這就是希望千百個王海站起來，對市場經濟進行監督，促進我們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健康發展。肖灼基（北大教授）：要王海他們這樣的人來保護消費者權益，那你們的責任在哪裡呢？出現王海這種現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說明你們的工作做得不夠。（說完後，臺下掌聲雷動）嘉賓在臺上聊High了，臺下觀眾也被帶入興奮狀態，金句頻出。節目的最後，大家用一句話來回答“誰來保護消費者”，嘉賓們有的說靠法律，有的說靠體制改革，這時一位擔任人民教師的觀眾站起來說：
誰來保護消費者？凡是唱過《國際歌》的人都知道：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要靠我們自己！討論到這個程度，想必當時電視機前的觀眾也會熱血沸騰。
不得不說，儘管《實話實說》有勇氣有想法有人氣，但也是戴著枷鎖跳舞。播出不到一年後就進行了調整，類似《誰來保護消費者》《為什麼吸菸》《拾金不昧到底要不要回報》這種辯論性質很強、容易引發爭論乃至爭議的話題，在調整之後就不多見了，分享個人故事的形式此後成為主流。
但這並不意味著《實話實說》就不好看了，儘管沒那麼熱鬧，沒那麼唇槍舌劍火星四濺，但只要不迴避現實，依然與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依然在說真話說實話，我們就能聽到不同的觀點、看到真實的故事與歷史。
△ 1977年高考老照片
比如回憶1977年恢復高考的《20年後話高考》，就能讓我們從對話中聽到歷史親歷者們的很多真實經歷。
臺下觀眾回憶自己參加1977年高考時的情形說：
想當初文革開始時，我們都造反，都簽名要求廢除科舉式的高考制度。可是過了11年以後，國家恢復高考時，77年，當我坐在教室裡跟同學們一塊參加高考時，我筆尖都寫不了字，特別緊張。曾參與77年高考評卷的聶士勝老師被邀請到現場，現身說法：
崔永元：我們也知道，當時的背景是恢復高考，在中央的爭論非常大。後來說，77級高考用紙不夠，是調用了印刷“毛選”五卷的紙來印卷子。而且我們還聽說，有的同學因為不會做卷子上的題，就寫上一句話。不知道您的卷子裡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聶士勝： 這個還不是一份、二份。我們把這些卷子集中在一起，閱完卷後，起先大夥是作為一種笑話來說，念著念著，大夥心裡特別沉重，因為當時混亂到什麼程度呢？在文革中大學雖然說是推薦，但實際報紙宣傳的是白卷也可以上大學。崔永元：就是不學ABC，照樣幹革命。聶士勝：就是這樣。把學校教授喊出來，他不認識韭菜、麥苗就批一通。在那種環境下恢復高考，我認為是一種很有決心、很有魄力的抉擇。在那些卷子當中我們拿出一份比較典型的，卷子上寫著：我很想上學。我在放牛、放羊的時候，在地上都在學寫字。我這些在還都不是在學校學的。我不知道稱呼你們是叔叔、大爺，還是姑姑、姨姨，但我一旦是有了機會去唸書，我會盡全力念好的。崔永元：聽到這兒，我覺得我和全場觀眾都特別感動。一期節目下來，全程對話都處於冷靜而理性的氛圍之中，沒有對任何人的激烈控訴。
但電視機前的中學生小學生看完之後，他們但對於恢復高考的理解，就不再是教科書裡單薄的幾個字幾段話，可以鮮活地感知過去的反智、荒謬與混亂。有了這種過去與現在的對比之後，會更加珍視眼下這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時代，從觀念上就會牴觸歷史發生倒退的可能。
將這種普通人的經歷與歷史的真實展現到極致的，是2000年3月的《老師，對不起》。乍看這個題目，我們或許以為這期講的不過是尋常的師生關係，但如果我們有機會看到這期的實況錄像的話，一定會感到震撼。
因為這一對師生之間的故事實在令人唏噓：
34年前“文革”期間，小學三年級學生史國良因為老師申世恩在課堂上說了一句“林彪也是變色龍”，課後向革委會揭發自己的老師：“發現了敵情發現了新動向”。兩三天後，申老師就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被剪了頭髮掛了牌子，接受批鬥。34年後，在《實話實說》的錄製現場，史國良和申老師見面了。在節目現場，史國良回憶了老師當年在廁所的蛆水裡寫檢查的屈辱畫面：
.....就把她關到那個廁所裡面去，那天我去看她的時候她正好廁所裡面放了一個大桌子，我們兩個人兩個人那種課桌，破的課桌，她在趴在那上面寫檢查。因為裡面全是水 ，全是糞湯子，還有蛆什麼的，她就挽著褲腿，腳都泡白了，泡發了，在那兒寫檢查，我去的時候給她帶了西紅柿，我給她遞了個西紅柿，也是趁著看守不在的時候，因為會有看守看著她，她拿著西紅柿她就說：這是我今年吃的第一個西紅柿，說我最喜歡吃西紅柿。經歷過時代磨難的申老師，面對學生的懺悔，做出了寬容的選擇：
申老師：我就有一種想法，我想這一切都不能怪一個孩子。你就是向我承認了，沒關係，我絕不責怪你一點點。因為那不是你，那不是你的事，不是你的責任，你是個孩子，而且那個時候史國良很單純，很幼稚。同時我還覺得你們利用這樣的孩子，這個孩子不是太可憐了?有這樣的心態。崔永元：今年您和史國良先生見面以後，我們看報道的時候，都很驚訝。因為您沒有埋怨他，而是首先想起了您最困難的時候，他給您迭過西紅柿。這是為什麼?申老師：因為我覺得我對史國良挺好的，我還記得很清楚，那個時候史國良家境不太好，常常是兩個腳上一樣一隻鞋子，對吧？作家馮驥才在現場感慨：
因為文革是個特殊的一個時代，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歷史從來是這樣：一個是死去的歷史，一個是活著的歷史。我們把它認識清楚了，這個歷史才成為過去...我們民族不能健忘。一位未經歷過文革的年輕觀眾站起來發言：
我覺得作為文化大革命以後出生的人說兩句，因為感覺比較震撼，對於歷史我們年輕人感受不多，是隱瞞這段痛苦還是把這段痛苦展示在大家面前，讓我們年輕人能夠重新認識到過去錯誤的心態，扭曲的心靈，對於我們將來正常的心理，我覺得是一種教育也是一種感染。
△ 史國良與申世恩在節目現場
2001年，崔永元出版自傳《不過如此》，對這期節目做了特別回顧：
34年過去了，史國良終於可以親口對老師說一聲，對不起，老師。 我們呢？我們有史國良這樣一份歉意嗎？或許我們沒有親手傷害過誰，或許是我們一直躲避著良心的追問，或許我們從來就不曾在意。那麼，歷史難免會重演，我們和我們的後代或許會在另一出悲劇中扮演重要角色。如今，距離這期節目已經過了18年。雖然我未能找到這期節目的影像，但只是讀這些文字，依然能夠感受到一種溫度，併為之心跳。即便再過一個18年，我也不會把這種感覺遺忘。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一度以為自己回到了上世紀末本世紀初。
回過神來才發現，崔永元退出《實話實說》已經是16年前的事，而《實話實說》宣佈停播也已經過去了9年。
不往遠了說，就說這9年吧，時代的浪潮奔湧不息，美國總統都從奧巴馬換成特朗普了，諾基亞功能機都已成為情懷般的存在了，誰再說一嘴“博客”準會被看成是老古董。在這種急匆匆的變化中，我們幾乎忘記了《實話實說》已經消失了9年。
《實話實說》的初衷或許有很多，但在1996年沒有人能夠想到，它還可以讓人們互相傷害。
當年那個總是掛著一抹微笑，讓鄰居大爺大媽倍感親切的“小崔”，如今已變身成一位荷槍實彈的鬥士，令對手顫抖。我不知道“小崔”崔永元和“鬥士”崔永元哪個才是真的他，他與馮小剛、范冰冰之間的“戰爭”，就像神仙打架一樣，我這樣的小人物只能遠遠圍觀，看不懂其中玄機。
也許我們根本就用不著看懂，我們經歷過的變化實在太多了，哪有那麼多為什麼？還不如站在原地好好看一看曾經陪我們成長的《實話實說》，看看它究竟有沒有給我們留下什麼。
我很希望有一個像“小崔”一樣的人，有個像《實話實說》一樣的大眾節目，好好聊一聊當下的話題——
喜歡“小鮮肉”有錯嗎？
如何應對公交地鐵“霸座”？
漂在北上廣我眼中的“直男”
刷抖音會影響生活嗎？
那些凌晨兩點還不睡覺的人
...
不要輕視這種對話的作用，如果有一個節目能達到《實話實說》當年的影響力，再好好聊一聊玩網絡遊戲這些事，那些把自己孩子送到楊永信那裡做電擊的家長，或許能做出不一樣的選擇。
《實話實說》是否還活著，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這個新變化、新摩擦更多的當下，我們更需要一個公共領域，讓不同的人、不同的觀點進行理性的對話。
《實話實說》的製作人時間曾說，做完《拾金不昧要不要回報》之後，節目組曾遭到過觀眾的質問：“到底要不要回報？你們要提倡什麼？”因為不能簡單地明確是非而遭到觀眾指責，這讓他思考了很多：
當然我們也在想，中國的電視觀眾到底是需要結論、需要答案、還是需要思考，我們希望中國未來的電視能給觀眾獨立思考的權利和能力。
離1996年已經過去了22年，時間當年說的“未來”就是現在了。所以，他當年的希望實現了嗎？
面對這個問題，我想我們需要來一次“實話實說”。
最後分享一些彩蛋
01
在崔永元的自傳《不過如此》裡，他提到“我最喜歡的三位作家是錢鍾書、阿城和劉震雲”“最大的心願是三位先生一起寫序”；
劉震云為《不過如此》寫了序，題目為《關於崔永元》；
《不過如此》第16章的名稱是《一地雞毛》——劉震雲的代表作。
02
△ 一臉膠原蛋白
《揭秘》中客串“薩滿”表演跳大神的不是別人，正是《鄉村愛情》的流量擔當：劉能。
03
△ 丁大衛出生在美國一個富裕家庭，1994年來到中國當老師，曾拒絕中國學校開出的1200元高工資，主動降到900元。後奔赴西北貧苦地區支教
十幾年過去了，上過《實話實說》的人，很多人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大衛正傳》裡那位美國青年丁大衛沒變，他依然在大西北貧困地區教書。
△ 丁大衛和妻子，以及他的學生們
△ 丁大衛前幾年穿的鞋
他或許就是《實話實說》為我們埋藏的最光亮的彩蛋。
04
2000年5月，崔永元主持《噩夢醒來是清晨》，這期節目聊的是抑鬱症患者的故事，他與心理醫生髮生如下對話：
崔永元：康老師能不能告訴我一些我們大家都認識的、都非常熟悉的人，說一說他們也得過抑鬱，這樣我們就覺得這是很正常的事了。康老師：例子太多了，日本的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三毛、海明威，抑鬱是可以在任何時候，襲擊任何人的情緒，沒有一個人有免疫力，只要你有壓力。崔永元：我聽您這麼一介紹，覺得抑鬱的人當中好像優秀的人挺多。康老師：對，也可以這樣說。所有的天才都是抑鬱的。 崔永元：我最近就特別抑鬱。話音一落，所有人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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