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王閣序》裡，號稱“初唐四傑”之一的大才子王勃送了江西八個字：“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此言非虛。
江西多丘陵地帶，有山有水，自兩晉南北朝至北宋末，江西的秀麗風景吸引了不少因北方戰亂而衣冠南渡的中原世家大族。
這些世家大族來此後，多聚居僻野，舉族成村，給江西帶來了豐富的文化底蘊和發展機會。
就是到現在，吉安一帶也仍保留了很多聚族而居的古村落和中原古音，這和南遷的北方士族大家有著莫大的關係。
筆者的家鄉江西吉安一帶，即《醉翁亭記》裡說的“醉翁者誰？廬陵歐陽修也”，廬陵即吉安之古稱。
兩宋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南移，江西文化也由此得風氣之先，到明朝更是鼎盛。
明初有句諺語，叫“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這說的就是當時江西讀書人（尤其吉安一帶）在科舉考試中屢創佳績，讓人咋舌。
其中，最為著名的，如明朝建文二年（1400年）庚辰科，其中一甲（狀元、榜眼、探花）全是江西吉安人；
而在之後的永樂二年(1404年)甲申科，一甲三名再次被江西吉安人包攬，二甲前四名也都是吉安人。
廬陵子弟連續兩科包攬前三名，這在當時可謂轟動一時，即便在中國科舉史上，也是絕無僅有，幾乎讓全國性的殿試變成了江西人的鄉試。
在隨後的永樂三年(1405年)選翰林院庶吉士時，二十八名江西人入文淵閣，其中吉安人即有十名。
按：筆者先祖金幼孜即建文二年（1400年）庚辰科二甲第八名，後為永樂朝第一批內閣成員。按族譜記載，我金氏系匈奴人金日磾後人，於南朝劉宋年間遷居江西（峽江），定居至今。
宋元明時期是江西人文如日中天的極盛時期，所出的文化鉅子也是燦若繁星。
如晏殊、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黃庭堅、陸九淵、楊萬里、文天祥、馬端臨、湯顯祖、宋應星、解縉等，數不勝數，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也是為人所矚目的。
別的不說，僅從科舉上，江西人就表現十分突出。
據統計，從唐代科舉以來到1905年廢除科舉，在這一千餘年裡，全國共出了十萬多進士，而江西的進士是一萬多名，佔了其中的十分之一。
當然，以上所說只是“好漢當年之勇”，於今無補，不值一提。
如今倒常聽人說，江西人“一會讀書，二會養豬”，養豬和讀書放在一塊，雖說滑稽，在近代倒也是事實。
古代人“學而優則仕”，宋明時期的江西讀書人表現的確不錯，但近代以後，江西讀書郎的苦讀，更多的卻是與本地衰落的苦澀相關的。
江西的衰落並不是偶然的。鴉片戰爭後，沿海通商口岸的開放導致中國外貿重心移往長江下游，這種效應看似不為人知，但其中大有文章。
要知道，江西之所以在明清時期經濟繁榮、人才輩出，和贛江這條南北貿易通道是有很大關係的。
當時，由於通商口岸主要在廣州，北方的貨物往往要通過贛江南下，然後人扛馬駝的翻越贛粵交界的大庾嶺進入廣東，反之亦然。
隨著鴉片戰爭的結束和五口通商的開始，上海逐漸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外貿口岸。上海地位的日益提升導致貿易幹道開始移往長江。
由此，贛江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加上江西可用於發展工業的資源不多，多年來只能固守農業傳統；
更為重要的是，幾乎在開口通商同時發生的，則是蔓延十餘年的太平軍之亂（江西人稱之為長毛之亂），導致江西人口減半。
受此重創，江西人口在一百年後才得以恢復，而其他各方面的巨創不待智者而知之了。
清末時期，舉全國之力修建的京廣線又取道湖南，在工業佔據主流的時代裡，江西經濟從此一蹶不振，江西后來成為紅色革命根據地，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窮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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