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的《誰家有女初長成》和賈平凹的《極花》都以年輕的被拐賣女性作為主人公，故事從她們被拐賣開始拉開帷幕，虛構的文學世界點滴反映著殘酷的社會現實，衝擊著閱讀者的神經。《誰家有女初長成》裡的潘巧巧和《極花》中的胡蝶兩位來自社會底層的年輕女性都存在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憧憬，擁有一個美麗的“城市夢”，人販子利用她們簡單純真的性格和渴望金錢的心理將其誘入歧途，兩位女性由此在走進城市的道路上遭遇重大打擊，進城不得反下鄉，命運走向第一個大滑坡。不同的是，在兩篇文章中，兩位主人公在相似的遭遇中做出了不同的表現，引發讀者對“被拐賣之後”問題的思考。
被拐賣至偏遠之地，潘巧巧完成了從屈從到反抗的過程。受成長環境的影響，潘巧巧作為女性始終處於弱勢中的弱勢地位，被家人當做賺取金錢的工具，個人意識不甚明顯，在鄉友親人灌輸給她的觀念裡，自己的家鄉黃桷坪是最貧困的地方，應千方百計離開，當滅頂之災來臨，她一次次逆來順受，甚至在認出未來丈夫就是旅館走廊上拒絕給予自己援助的幫兇之後，依然較為順從地嫁給他，二人共同開始窮困潦倒的生活。和她的祖母、母親以及更多人的祖母、母親等一代代農村婦女一樣，潘巧巧在潛移默化中認同了女性社會地位低下的傳統觀念，其骨子裡存在一種底層女性普遍存在的愚昧落後的認命性格，因此她坦然接受被拐賣的事實並嘗試在認命之後積極改善自己與丈夫的生活，在丈夫雜亂的院子裡種菜、在同樣遭遇的被拐賣婦女面前誇耀丈夫滿足自己的虛榮心。潘巧巧的人生悲劇很大一部分源於其性格悲劇，通過潘巧巧，作者刻畫了一整個愚昧落後的底層女性群體形象。
而胡蝶則與潘巧巧相反，從反抗到屈從，受盡折磨。相對於潘巧巧，胡蝶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薰陶，對自身外貌條件等有著明顯的認知並且對燈紅酒綠的城市生活存在更加強烈的嚮往和追求，從城市底層被拐騙至偏遠山區，走進底層中的底層，胡蝶的心理經歷了斷崖式落差，因此其反抗十分強烈，接受現實所需要的時間也較為漫長。兩位作者在這一階段的描寫中，都或多或少涉及“買妻”原因的敘述，窮困固然是一個原因，但隱藏在背後的還有更加深刻的個人陰謀或社會悲劇。潘巧巧的工人丈夫對痴傻弟弟的關愛超越了人倫常理，不顧及潘巧巧的感受，做出兄弟二人共妻的選擇和決定，導致潘巧巧最終爆發，揮刀連殺兄弟二人。胡蝶的農民丈夫做出買妻選擇則是由於城市發展對鄉村形成的妨害等，賈平凹也因為拐賣婦女辯護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但不可否認，作者通過這部小說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了“當下中國社會兩大重症——農村問題和婦女問題交纏的本質”，在中國的現代化和城市化轉型過程中，農村逐漸凋敝，男性婚姻問題成為一大難題，因此農村為現代化和城市化付出的沉重代價部分轉移至底層女性的身上，拐賣婦女成為社會頑疾，屢禁不止，個人悲劇的身後呈現出更加深刻的社會悲劇。
潘巧巧在意識到自己作為女人遭受了極大侮辱之後，與丈夫之間的點滴溫情瞬間化為烏有，刀殺兄弟二人是她在巨大的絕望和憤怒中所作出的強烈反抗，此時潘巧巧個人意識覺醒，同時也由受害人轉為施害者，開始逃亡生涯，在駐紮部隊短暫的棲息生活中，潘巧巧於眾多男性之中首次煥發女性的光彩，也最大程度上感受到了男女之間、朋友之間的種種情感和關愛，小小的哨站讓她萌生巨大的希望，也產生極大的遺憾。嚴歌苓在此一階段的描寫中，使讀者暫時拋下對主人公悲慘命運的唏噓感慨，將關注點放在男女之間互相吸引的曖昧情愫和官兵們的耿直單純中，故事進行到這裡呈現出平和的景象，作者帶動讀者一起將平靜遮擋下的危機掩藏得更深卻也提醒讀者危機時刻潛伏著。胡蝶在遭受各種非人的折磨後最終妥協，被迫選擇屈服，在胡蝶逐漸融入所處鄉村環境的過程中，作者用女主人公的視角向讀者逐漸展示了這個農村的窮困和凋敝、鄉俗的愚昧和神秘以及村民的勤勞、質樸和無奈，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間的矛盾衝突走向緩和，胡蝶個人悲劇掩蓋下的社會悲劇在作者的筆下逐漸揭露出來，引發讀者真正站在底層的角度上觀察鄉村發展問題，思索弱勢女性的困境。
故事的結尾，潘巧巧雖被官兵們狂熱而沉默地關愛著，眾人的溫情卻始終沒有戰勝法律僵冷的教條，潘巧巧被捕入獄並執行死刑，眾人痛心又無可奈何。嚴歌苓用法律在人情的頭上猛澆了一盆涼水，讀者在痛心和糾結中結束閱讀，現實的殘酷和人與人之間的糾葛卻餘音繞樑般迴盪腦海。胡蝶在懷孕生子後，得到來自親友的營救得以逃離困境重返被拐賣之前的環境，然而眾人同情的目光和議論的說辭卻忽視了當事人的真實感受和精神需求，曾經追求物質享受的胡蝶最終回到大山裡的丈夫身邊，選擇了心靈的安寧和平靜。《極花》結尾的突然轉折出人意料卻又在情理之中，胡蝶遭受的二次傷害不再來源於人販子等，而是來自親友，使人們對同情行為和媒體報道產生反思，疊加的悲劇從大範圍的城市化縮減至小范疇的個人言行舉動，作品所反映的問題也由大而小更加深入。無論是嚴歌苓通過小說中人物金鑑的言論，“我要有姐姐或妹妹，餓死也要上學的”，還是賈平凹在新書發佈會上的發言，“這個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嗎？你為什麼這麼容易上當受騙……”二人都指出婦女被拐賣除去外部社會原因之外，還有婦女自身的內部原因。不同的是，賈平凹將內部原因歸結於個人警惕性的不足等，而嚴歌苓在指出性格悲劇的成因外還指向農村教育問題，尤其是農村女性的教育問題。
在《誰家有女初長成》中，嚴歌苓把故事背景設置於改革開放風起雲湧的初期，從女性的角度，用柔細的敘述語言和細膩的心理刻畫將潘巧巧短暫的一生娓娓道來，作者的這部作品與慣常的寫作相似，她的故事生根於現實卻不止於現實，相對於表現現實世界的殘酷，她更多的是展現人類精神世界的複雜，在這部小說中，作者再次將關注點投向女性的生存狀態，尤其是底層女性的悲慘人生，側重表現男女生命之間那種不可遏制而又殘酷的生命戀情，展示人類強大隱秘情感世界深處驚心動魄的一面，作者在這部作品中一如往常地關注人性，她的故事在現實和虛構之間遊離，情節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故事分三個階段依次展開，逐漸遞進，由性格悲劇及至社會悲劇，層層推進，帶給人極大的震撼感。相對於嚴歌苓的《誰家有女初長成》，賈平凹的《極花》更加貼近現實，由於作品改編自現實案例，小說的真實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超出了其文學的藝術性和虛構性，給讀者形成強烈的現實衝擊，使人走出文學思維，切實關注作品所反映的社會問題，就主題來說，表現女性與表現農村以及農村男性婚姻問題齊頭並進，在引發人們對被拐賣女性的同情的同時，也對現代文明的發展進行反思。而作為男性去從女性角度講述故事，賈平凹的小說缺乏女性特有的細膩柔情，故事情節也相對簡單。由“被拐賣之後”，兩位作家用不同的風格塑造了兩個不同的女性，無論是嚴歌苓的人性關注還是賈平凹的現實衝擊都足以使人感到深切的疼痛並引起人們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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