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原始社会，人们认为日食的发生是奇异怪兽侵吞太阳的结果，所以每当日食出现时，人们就要敲锣打鼓来惊吓怪兽，由此形成了原始的“伐鼓”之礼。《尚书·胤征》记载说，夏代的天文官员羲和因沉湎于酒而“昏迷于天象”，没有对日食的发生做出准确预报，以致使得日食的发生比较突然，从而引起“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的混乱局面。
唐·孔颖达《正义》云：
“礼有救日之法，于是瞽人乐官进鼓而击之，啬夫驰骋而取币以礼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为灾异之大，群官促遽若此。”元马端临进一步解释说:“瞽奏鼓，古者日食则伐鼓用币以救之。啬夫，小臣也。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周礼之百役者。曰弛、曰走者，以见日食之变，天子恐惧于上，啬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羲和为历象之官，尸居其位。若无所知，则其昏迷天象以千诛，岂特不恭之刑而己。”
显而易见，在传说中上古三代的夏朝，伐鼓救日的活动已经产生，并且形成了固定的礼仪格式。春秋时期，殷周沿袭下来的天象、预测和礼仪之学深深地影响和主宰着诸侯、贵族以及平民的观念和生活。在“敬天保民”的时代背景中，日食的出现往往成为诸侯认识和揣测“天命”的绝好时机，所以对日食的敬畏和重视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伐鼓活动的盛行局面。
《左传·庄公二十五年》云：“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看来，伐鼓救日的活动中又增加了“用牲”和“用币”的重要内容。《礼记·王制》记载说，“天子祭社稷，皆太牢，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色，用黑币，日用甲。”
本来，“牲”、“币”是周王祭祀社稷的重要贡品和礼器，但到春秋时代，它们己经渗入到救护日食的仪式当中，从而使得伐鼓救日形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祭祀礼仪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伐鼓于社”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义。由于日食的发生是君弱臣强的象征，所以日食伐鼓旨在通过“责阴助阳”的活动来表明“阴不宜侵阳，臣不宜掩君”的君臣大义之道。正因为如此日食发生时，作为阴、阳象征的诸侯和君主，各自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行动。
比如天子避正寝、不举行丰盛的宴会，百官则素服、诸侯向后土社壇呈献布币，然后伐鼓于朝，退而自责，加强自身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因为活动的地点选择在具有神灵意味的“社”，所以伐鼓救日的礼仪正是“事神、训民、事君”的重要象征。即使在这种场合，也要竭力维护君君臣臣的君臣之道。
或可注意的是，春秋时期，并不是所有的日食都要举行伐鼓活动。前引材料中提到，“唯正月之朔”出现日食时，朝廷才举行伐鼓礼仪。马端临作注说，“日食，历之常也。然食于正阳之月，则诸侯用币于社，请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责。”以此推断，其他非正阳之日，虽有日食出现，但俱不行伐鼓之礼。不过，这种看法在当时产生了较为激烈的争论。
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六月发生日食后：
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曰：‘旧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平子御之，曰：“止也。为正月朔，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
昭子所谓“礼也”的议论，说明日食伐鼓已经成为诸侯国颇为固定的一项礼仪制度。但从昭子与平子的讨论来看，伐鼓救日的礼仪并不是每次日食发生时都要举行。平子认为，正阳之月出现日食时，正所谓“阴气未动而侵阳”，象征王者之阳气受到阴气的侵袭，这预示着国家有大的灾祸将要发生，所以此时举行“伐鼓用币”之礼，才真正寓有“责阴助阳”的政治意义。至于其他各月日食，俱不行伐鼓之礼。
但昭子、太史却认为，“日过分而未至”（即春分过后还没有接近夏至、或秋分过后而没有接近冬至）发生日食，都是灾祸来临的象征，因而均要举行“伐鼓于社”的禳灾礼仪。当时的星占家梓慎解释说，“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其他月则为灾。阳不克也，故常为水。”
梓慎认为，日食出现在一年的春分、夏至、秋分以及冬至时节，这是日月正常运行的自然规律，并不意味着灾祸将要发生。但是日食如果在其他时日出现，那都是阴气侵阳，阳不克阴的缘故，而且它们都是水灾来临的预示。
由此看来，春秋时期已经意识到某些日食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自然规律，并不全是灾祸来临的象征。至于正月正阳时节，“王者统事之正日”，这时发生日食，正是所谓阴气侵阳、君弱臣强的象征，因此朝廷要举行“责阴助阳”的伐鼓活动，以此来维护传统的君臣大义之道。
但是以后，由于对日食与灾祸关系的认识有了很大改变，即二分二至以外日食俱为灾祸的看法比较普遍，所以伐鼓救日的活动也就变得频繁起来。秦汉大一统王朝建立后，设置了专司负责国家天文历法的官员——太史令。太史令除了主持“敬授人时”的历法工作外，还根据历象推算安排王朝的时令活动。由于日食仍然是大一统王朝天象关注的核心内容，因此太史关于日月交食的观测和预报仍然十分重要。
太史所以要对日食的发生做出预报，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要提前进行日食救护的准备工作。汉代日食的救护仪式，与春秋时期“伐鼓于社”的模式大致相同。但在祭品的陈设和礼仪人员的服饰上又有新的规定。这表明伐鼓救日的礼仪活动，正逐步沿着复杂化和程式化的发展趋势而前进。
应该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天文历法的发展，人们对于日食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入。但与此相反的是，国家的日食救护仪式却变得越来越复杂。通过《晋书》的记载可知，与前代相比，西晋的救日礼仪不仅场面宏大壮观，而且伐鼓仪式也颇为复杂。
首先尚书“先事三日”，京城宣布戒严，提前做好救日礼仪的准备工作，这就使得太史至少要在前三天之内提供较为准确的日食预报。
其次，就参加的官员而言，先后有太史、尚书、侍臣、三台令史、卫尉卿以及祝史等官员，天子虽然不直接参加伐鼓活动，但是也要“素服避正殿”，对自己的日常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第三，在朝廷上下处于戒严状态的伐鼓活动中，“太史登灵台，伺候日变”，事实上是伐鼓救日活动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
最后，伐鼓的地点，除了祭祀勾龙的社壇外，还有“伐鼓于门”的选择。根据唐代“合朔伐鼓”的礼仪活动，这里“门”很可能指社壇之门。据此，西晋所谓“伐鼓于门”的方式，仍然是《周礼》“伐鼓于社”的延续和发展。
来稿/赵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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