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霖
中国与西方不同。西方的神很早就已经构建完毕，后人只要膜拜就好。虽然说西方也有不少山头，有那么好几个神话来源，但比起中国来，都不算啥。
我们的邻居日本，有所谓百鬼夜行，许多鬼怪都有详细来历。那为何中国没有呢？因为中国的历史太久远，民族繁多，别说百鬼，万鬼都不在话下。
中国从来都是一个世俗王权高于神权的国度，这就使得许多神仙，包括西王母必须改变，并最终从可怕森严的西王母，变成了总为女儿思凡操心的大妈。
在中国，神与仙的源头是不一样的。
神源自上古百姓对自然的崇拜。最早的神都是自然神，比如天帝（又名上帝，其实上帝这个词是属于中国神话的！外国人崇拜的其实叫耶和华、或者说基督），雷神、风神、山神等等。
那些上古的英雄人物渐渐也被后人尊之为神。比如开天辟地的盘古，炼石补天的女娲，创造八卦的伏羲，他们大都是上古部落首领，后来都成了神。
像黄帝、炎帝、蚩尤等等，也都算是神。
再后来，到达尧舜禹时期，他们在神话体系中是半人半神的存在，神格大降，沦为人王了。
到夏启，商汤，乃至周武王、秦始皇，他们虽然也有神迹，但都不在算神。
至于仙，则源自上古方士、上古巫术。
从很早时期开始，就有那么一批人向往长生不老，这些人中的得道者，就被称之为仙。
周朝有个周穆王，秦朝的秦始皇，汉朝的汉武帝都渴望长生，因此，方士勃然兴起。他们一方面研究经典，一方面四处探寻，最终将春秋战国时期的黄老学说，庄子、列子等学说糅合起来，形成了道教。
汉末张道陵首创天师道，之后有张角创立太平道，再后来，道教流派百花齐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
随着道教的兴起，他们开始造仙运动，一批又一批的上古大仙被制造了出来。其中有的是假借了先秦史料中的一些原型，也有一些是魏晋道士们的原创。
比如太上老君这位万仙道祖，原型就是春秋时期的道学大师老子，被张道陵尊为道祖。
西王母这是道教创造出来的女仙魁首，东王公是男仙魁首。
西王母住在昆仑山上，乃是人面虎齿，面容严厉，身似虎躯，还有老虎的尾巴这样一个狰狞可怕模样。
为何西王母是这样的样子呢？
其实，西王母的形象是糅合了先秦两汉流行的五行观念。五行之中西方属金，四神兽中西方是白虎，西方又代表肃杀，凋零，故此西王母就成了人面虎神，一副凶巴巴模样。
最开始西王母不但是女仙首领，也是司杀之神。因此，像战神九天玄女都是西王母的麾下。
可是，随着时代发展，到了唐宋时期，昊天上帝逐渐被玉皇大帝取代。玉皇大帝的原身是东王公。西王母与东王公并非夫妻，而是同事。
但是，宋元时期经济的发展使得说书听书成为流行，话本小说应运而生。为了适合民众的口味，玉皇大帝不能没有老婆，于是，与玉皇大帝地位相当的，女仙之首西王母，摇身一变成了王母娘娘，，做了玉皇大帝的老婆。
别和我争王母娘娘和玉帝不是夫妻关系。那么多民间传说，诸如牛郎织女，天仙配，二郎劈山救母等等，哪一个故事里面，王母娘娘不是玉帝的老婆？
就连《封神演义》中也明白说了，瑶池王母和昊天上帝生了一个女儿，叫龙吉公主。
只要老百姓想看，想听，有需要，西王母也必须结婚，必须给玉帝当老婆！
叶之秋
“西王母”的称谓，见于《庄子》、《山海经》等，因所居昆仑丘（昆仑山），于汉中原为西，故称西王母。是上古神话中的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神。
西王母的登场，其历史的渊源应该归功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其个人因素则与汉武帝的西方情结有关，其宗教神话原因则是对东方神仙体系的冲击和扩展，同时也是神仙思想走进下层社会，全民性普及的反映。但是，西王母一开始的形象与《山海经》所描述的相同，是西方一个很有威力可以辟邪的大神。人们所以选择西王母作为棺椁和墓室的画像内容，首先是因为其具有辟邪的本领。至于西王母能够制造仙药，可以带领人们脱离凡俗，长生不老，则是稍晚一些时期衍生的认识。西王母作为富有漂亮女性的形象，应该缘于汉武帝以后对西方女性美的认知。
大繁大简
首先你要知道，西王母在天庭的是什么职位，她不是玉帝的妻子，是女仙之首统领天下女仙。
你问的为何从妖怪变为王母娘娘，一直没有变，天地初开之时就都是妖，“妖”一词在现在看来是贬义词，那是人类对妖强大的力量所恐惧导致的，所以去丑化“妖”东方女娲圣人也是妖啊，天庭百万神仙有八成都是妖出身，所以妖便是神。
在来说说西王母为何能做这天庭女仙之首的位置，在最早期大洪荒时代“西王母”就已经名声在外了，东有：女娲 伏羲、南有：太一 帝君、西有：西王母 东王公、北有：鲲鹏 可以看出西王母是相当有实力和辈分的人物，在天庭做一个女仙之首也是委屈了，想当初也是最早老牌四大势力之一，最后被东皇太一所灭，东王公战死，西王母重伤不知所踪，最后在建天庭之时才出现被封女仙之首，论实力碾压天庭在册所有人。个人有篇文章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西王母”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看看
秋夜听雨
西王母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位神仙，后世经过道家的演绎，以王母娘娘的形象为世人所熟知。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西王母这一形象的变化过程，会发现其最初的形象与后世传说相差甚远。这一形象的变迁过程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很大影响，体现了信仰这一文化现象发生和发展的规律。
一、从先秦到汉代西王母形象的变化
考之古籍，西王母这一名称最早应该是指位于我国西方的一个原始部落。《尔雅·释地》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郭璞注:“觚竹在北，北户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东，皆四方昏荒之国次四者。”[①]《汉书·地理志下》亦云金城郡临羌县“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可见这西王母最早是一个西方的部落名称，当然也可以指代部落的首领。关于这个部落具体的位置，有多种说法，现在比较常见的说法是在昆仑山附近。
昆仑山
早期西王母的形象可以说是非常“恐怖”的。《山海经》中有多次提到西王母，说她“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基本上说都是半人半兽的形象。《山海经》是战国到汉初这段时间巴蜀和楚地的人写的一本志怪书，西王母部落的人当然不可能半人半兽，但从这些看似荒诞的文字描述中，我们可以大概看出当时这个部落的一些衣着以及生活习惯：比如着兽皮为衣、兽骨为饰，又比如穴居等等，这些其实也比较符合我们对部落时代先民的认知。朱芳圃先生有一种比较有趣的观点，他认为西王母可能是以豹为图腾神的部族,母为貘之音假。《尸子》曰:“中国谓之豹,越人谓之貘。”《尔雅·释兽》云:“貘,白豹。”《穆传》中之西膜,亦即西王母[②]。
到了汉代，西王母的形象和先秦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从半人半兽变为了白发老妪。比如司马相如在赋中描绘的西王母形象：“皓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鸟为之使”；又如《淮南子·览冥》则曰:“西老折胜，黄神啸吟。”“老”通“姥”，即老母之意，故当时西王母也被人们称为“西姥”。
而到了汉武帝时期，西王母的形象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从白发老妪变成了“可年卅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③]的绝代佳人。这基本上也就是后世常见的西王母的形象了。我们在西汉中期以后的汉画像石中，经常能看到西王母的形象，基本也就是这个端庄、华美的女神形象 [④] 。
二、西王母形象变迁的原因思考
从先秦到汉代，西王母的形象可以说是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这可以反映出在信仰这一文化现象中，其信仰对象形象的构建过程。总体来说，对信仰对象的形象构建，是由对该对象的社会认知决定的。而具体到西王母，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
1、西王母身份和职能的变化
最早的西王母，其身份是一西方部落的首领。《今本竹书纪年》云:“十七年，王(周穆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竹书纪年》被认为是伪书，故这个事情可能不确，但反映出来当时人们对西王母身份的认识实际上是一种外交身份。
而到了战国时期，也就是《山海经》的那个时代，西王母开始神化了，人们对她的身份认知也开始趋向于具有无边法力的大能，《山海经》载她司掌灾害与瘟疫，是一位瘟神和杀神。所以这一时期的西王母在世人眼中是一种凶厉的形象。
到了汉代，西王母进一步的仙化，其执掌也随着嫦娥奔月等传说的传播逐步变成了长生不老药的掌管者。长生不老，这可谓是很多信仰体系中的“终极追求”了。而掌管不老药的仙人，那自然不可能再是一个丑陋凶厉的形象，否则谁敢去求药呢？所以西王母的形象就逐步地变成了慈祥的老妪，又变成了端庄的女神，总之给人一种慈爱、亲善的感觉。
在这一形象变迁的过程中，人们也逐步完成了西王母的人格化构造。西王母有了丈夫，甚至有了孩子。西王母的丈夫叫东王公，这一形象完全是按照西王母对偶制造出来的，《神异经·东荒经》曰:“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熊左右顾望，恒与一王女投壶”。我们在现存的汉代画像石中，也经常能看到西王母与东王公的“同框”画面。
从西王母形象的变迁中可以看出，信仰对象的形象，实际上是人们出于功利化的目的，按照功利化的需求对自我想象的一种投射。
2、社会审美情趣的变化
除了职能和身份的变化之外，笔者认为西王母形象的变化应该还与社会审美情趣的变化有关系。笔者并未学过美学，粗浅的理解，人们对美的认知，应该与对事物的固有印象有某种一致性。符合我们认为“啊，这个应该是这样子的”才会被认为是美的。
早期西王母被认为是部落首领或者凶神，凶厉的形象自然符合人们对这一对象的固有认识。而后来西王母成了执掌长生的吉神，其形象自然就要修正。老妪是慈祥的，符合人们对善之美的认识。而进一步地，既然执掌长生，那不仅要善，太老了也不行，所以西王母的形象又逐渐年轻化了。
注释：
[①]《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8年版。
[②] 朱芳圃：《西王母考》，《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2期。
[③] 《中华野史》，泰山出版社1999年。
[④] 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石》，巴蜀出版社1987年版。
[⑤]贾艳红：《略论汉代民间的西王母信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