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双十一”，你”剁手”了吗？反正我”剁”了，但所幸双手还在，因此还能写稿或手持话筒。
今天零点”双十一”正式开始，据说才过了两分多钟，天猫一个平台的销售额就破了百亿人民币。想想整整九年前，当天猫推出”双十一”的时候，一天的交易额也才5000多万; 2014年，天猫整个”双十一”的销售额才500多亿。
当然，趁着”双十一”的热潮，今天我们的《震海轩》也非常热闹。与别的平台相比，我们不玩花招，直接降价，还有部分商品直接是买一送一，买二送二，相当于是半买半送，折扣赠品活动截止今晚零点。
所有这一切的进步，都有赖于这九年里的两个因素: 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 二、中国中产阶层消费革命的迅速提升。
关于上面这两个因素，今天我在凤凰卫视的《新闻今日谈》节目中做了详细的分析。如果您看不到节目，那么就请阅读下面这篇我写于整整一年前的旧文吧。
下面这篇文章写于2017年11月12日。虽然已经时隔一年，但文章中的分析逻辑和观点却依然有效。既然这样，那就旧文新发，希望能为您在今天”剁手”的一天里带来一些其他层面的思考。
下面是这篇旧文的全文:
热热闹闹的“双十一”过去了，大多数“剁手党”今天都休息了：“剁”了一整天的手，毕竟都累了。
但今年的”双十一”及其背后的互联网巨头发展，却透露出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趁着“剁手党”们休息，在这里简单地谈一谈。
2年后交易额破3000亿：不是痴人说梦？
今年的”双十一”，天猫平台最终成交额为1682亿元，远超去年的1207亿元；而且去年的这个全天销售额，在今年”双十一”的13小时09分就已被破除了，“剁手党”们的热情和疯狂可见一斑。
但你知道，8年前和3年前的销售额仅仅是多少吗？
2009年11月11日，天猫平台正式推出大规模促销活动。但当年的效果不理想，于是11月11日成为天猫举办大规模促销活动的固定日期，美其名曰“光棍节”。2014年”双十一”，阿里巴巴全天交易额为571亿，与今年的1682亿相比显然小巫见大巫了。即便2年前的2015年，天猫”双十一”的全天全天交易额也仅为912.17亿元，去年为1207亿元，今年则达到了1682亿。
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明年的天猫全天交易额突破2000亿，将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甚至，当2019年“双十一”来临，也就是“双十一”庆祝10周年的时候，天猫全天交易额突破3000亿，也将不是一件痴人说梦的事情。
“双十一”真的比平时便宜吗？
“双十一”真的更便宜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这么多的“剁手党”显然不会如此冲动；但如果答案是全部肯定的，坊间恐怕也就不会存在“奥数不好，‘双十一’都没法愉快地买买买”的抱怨了。
还是看看官媒的报道吧。
官方新华社记者日前的调查报道写道“一件衣服标价500元，定金15元顶30元，前4000件定金翻3倍，每件再直降96元，零点前抢购再送无门槛不折现红包50元、满599减60优惠券一张……请问：买这件衣服最多能省多少钱？怎么搭配组合最省钱？几点钟下单最省钱？就不能实实在在打个折吗？”
新华社的报道写道：“不少消费者说，往年的“双十一”，只需把喜欢的商品提前放入购物车，等到当天迅速下单、支付即可，但今年，各类新型促销活动让不少消费者“懵圈”。…… 促销种类纷乱考验着消费者的智商。跨电商平台经营商户滕飞告诉记者，现在很多人都不得不借助一些比价软件或第三方平台来算计到底怎么买更划算。…….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自己一直关注的一款耳机，平时售价2000元左右，而“双十一”狂欢价2400多元，原价更是标到了5000元。……”。
新华社的报道最后写道：“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虽有些商品即使‘先涨后折’比平时能够便宜一些，但这种做法本质上违反了商家对消费者的信息披露义务，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实际上就是价格欺诈。”
作为“剁手党”的我们，在“双十一”疯狂的同时，能否保持足够的清醒、理智、成熟和自律？
但是，上面的这些，都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重点。我的重点在下面。
马云登高一呼，立时明星云集：一个危险的信号？
今天的“双十一”，马云在上海举办了一场晚会，明星云集，规模甚至超过春晚。这是往年没有的现象，显然折射了马云的难以估量的能量和更大的野心。
马云想要在娱乐事业上“玩票”，甚至喜欢一展歌喉，这都没有问题。作为互联网巨头的马云，其近年呼风唤雨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甚至也早已为人们所适应。正如在香港，凡是坊间有什么大事发生，人们最后总想听一听李嘉诚在想什么，李嘉诚对此会怎么说，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大陆，人们恐怕也会把同样的期望寄托在马云身上。
但是，下面的问题来了：作为互联网巨头的马云，无论是财富还是影响力，其增长的速度和规模，都已远远超越了李嘉诚。李嘉诚打造对香港的影响力用了整整30年，而马云大概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李嘉诚影响的只是香港，而马云影响的则是全中国，甚至可能是全世界的相当一部分。
这是李嘉诚和马云之间的本质区别：前者依托的只是一个具有无限泡沫的房地产业，而后者依托的只是一个正在新兴向上的高科技行业-互联网。
换言之，李嘉诚的兴起，与现代科技没有半点关系。既然与现代科技没有半点关系，那么李嘉诚的兴起，最终对人类的进步就没有直接的推动力；而马云则不同了，虽然阿里巴巴本身没有直接的科技含量，但由于它是依托了现代科技的力量，因此就必然在推动人类的进步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惟其如此，现在互联网巨头们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其财富和影响力的扩展就是一把值得重视和警惕的“双刃剑”。
仅仅8年，“双十一”就让全中国的人们为之疯狂；仅仅几年，马云就不但在电商领域里呼风唤雨，而且还在今年的“双十一”导演了一出规模超过春晚的晚会。
那么明年、后年，再过8年、10年，阿里巴巴的影响力还会触碰到哪些领域？它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还将推进到什么程度？随着互联网巨头的继续拓展，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视野、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成熟，究竟将更为提升，还是将更受到限制？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将在潜移默化或兴高采烈中，心甘情愿地看到上面的这一切渐渐受到互联网巨头们的操纵？
当然，这里说的马云和阿里巴巴只是一个代号，并非特指马云先生和阿里巴巴公司，而是指一批互联网的巨头和巨头公司。他们在推动人类进步同时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重点。
这里的重点有两个：一、互联网作为当今一股最为迅速改变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科技力量，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将特别容易导致财富分配的倾斜，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贫富不均和“赢家通吃”；二、与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革命不同，以信息化为特征的这一轮科技革命，将在大众不知不觉甚至愉悦疯狂的情况下，对大众的信息获取权、选择权和思想进行干预乃至操控，并进而对整个社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当科技革命遇上市场经济：“赢家通吃”必然产生？
读到这里，也许你会认为我在杞人忧天，甚至夸大其词。且慢，让我们从分析美国的“特朗普现象”入手吧。“特朗普现象”非常典型地折射了美国社会近20年的贫富不均和“赢家通吃”现象。
特朗普去年当选美国总统，令全世界感到诧异。但只要研究一下特朗普是如何上台的，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毫无疑问，支持特朗普的社会基础是美国中下层的人群，尤其是其中的白人，而特朗普则是个大资本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一个大资本家怎么可能代表中下层人民的利益？但去年的美国大选中，作为大资本家的特朗普就是这样对支持他的中下层选民说：不要相信那些建制派，你们之所以生活得不好，都是建制派造成的；跟着我，美国才能更伟大，你们的生活才能更好。
毫无疑问，特朗普是个大忽悠。但正如下雨天你滑到了，不能怪老天为什么下雨，而要问自己为什么那么不小心。在特朗普上台的问题上，真正的关键是：美国的中下层为什么生活得那么差，或者说越来越差？
西方学术界大量的研究表明，过去40年，其中尤其是过去20年，是西方社会贫富不均迅速扩大的时期。这几年，你也许听说过西方财富分配的“两个50%”和“三个1/3”的故事？
所谓的“两个50%”，就是整体的社会财富只掌握在50%的人手中，而另外50%的人群则完全不拥有任何财富。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了，但更为可怕的结论还在后面。
所谓的“三个1/3”，乃指在掌握财富的50%的人群中，1%的人群拥有1/3的财富；2%-10%的人群拥有1/3的财富；而11%-49%的人群则拥有最后1/3的财富，这部分人群才是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换言之，长期来被称为西方社会“稳定器”和、“安全阀”和“橄榄形结构基础”的中产阶级，在这个财富分配的大蛋糕中其实完全是个弱势群体。
但20-40多前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研究表明，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最为迅速和剧烈的时期，是小布什和奥巴马任期的16年：
①1974年，美国顶层1%收入所占的百分之只有8%，到了2007年已提高到18%，而到了近年则更是 – 如前所述- 提高到了逾30%。
②在克林顿担任总统的1993-2000年间，美国顶层1%享受的整体收入增长的收益只有1/2，而这一数字到了小布什担任总统的2002-2007年则提高到了2/3。
③ 从1979年到2006年，美国实际平均家庭收入上升了近50%，而最贫穷的1/5家庭的收入即便算上各种福利，也仅上升了10。%
读到这里，你一定会问：资本主义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为什么过去近40年贫富差距尤甚？过去40年中，为什么近20年尤其严重？
这就必须谈到正在方兴未艾的这一轮科技革命。
翻开世界历史可以发现，过去250年是人类历史发展最快的一段时间，原因很简单：自从1760年进入第一次科技革命后，人类的发展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但在其中，有三场革命性的变革却始终如影随形，那就是：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
以1760年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机械化革命）到1860年第二次科技革命（电气化）的这100年为例，由于机械化革命的诞生，英国在1780年代进入了工业化，引发了最早的产业革命，大机器生产领域里的劳资矛盾开始激化，继而引发社会矛盾，这就是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背景。
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出版的时候，第二次科技革命-电气化还没有开始。因此，《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其实只是对第一次科技革命-机械化时代财富分配不公的系统分析。19世纪下半叶电气化革命，直接催生了第一次全球化的诞生；而第一次全球化的诞生，又直接催生了被列宁称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的诞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上面这些枯燥的文字只是告诉你，当科技革命遇到市场经济环境，恰好是推动产业革命的极好契机，但也是财富分配不公的极大诱因。
最近20年：“赢家通吃”为何尤其严重？
下面，直接省略一万字，谈谈与这几十年里与我们生活直接有关的事情。
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得到了些许缓和或掩盖，那就是二战后30年的“大繁荣”阶段。其间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当时还没有出现如机械化和电气化那样根本颠覆人类生活和生产形态的科技革命。既然这样，市场经济下的贫富不均就没有达到引发社会革命的地步。
战后30年的“大繁荣”，可以说是西方社会将效率与公正处理得最好的阶段。可惜好景不长，因为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很快就打碎了这一“好景”。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进入了第四次科技革命 — 信息化，同时人类进入了第二次全球化。这个进程迄今已延续了将近40年，中国的高速发展恰好就是在这40年里。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这40年里世界出现了哪些新生事物？又导致发生了哪些变化？
你想起来了吗？
对，你可能想起来了。大概有三个事物，是过去40年里几乎所有人都印象深刻的：一是互联网的诞生，二是全球化的发展，三是金融创新的大幅飞跃。
先说说互联网。互联网的诞生，意味着世界进入了以信息化为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时代。其间，两个阶段是有时代意义的：2000年左右，世界进入了宽带时代，电商诞生并不断发展；2010年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2G时代速度很慢，3G时代时间很短，但直到4G诞生，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才发生了根本改变。
但这种根本改变，在社会学上的后果却是剧烈而严重的。
首先，大家可能已经发现，时至今日，在互联网领域环视全球，就只剩下了那么几家巨头公司。如今，若再有新的互联网公司诞生，几乎就只剩下了被这几家巨头吞并的命运。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垄断，而这些垄断完全是随着科技力量的发展，自然而然形成的。这一点，十分类似马克思时代的康采恩的垄断。不同的只是，今天是在更高的科技水平上的垄断。
2017年上半年，我在深圳参加一个企业家聚会。其间，一位物联网企业的年轻创办者对我说：“今天在中国，再创办互联网公司已经没有前途。下一波的前途必定在物联网；下一波的物联网巨头，必定在目前的20多家草创型物联网公司中产生，而这个过程不会超过5-10年。”
这就是“赢家通吃”的逻辑。数百年前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时代如此，今天的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时代也是如此，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将更是如此。
其次，在这种高度垄断的基础上，财富的分配开始迅速倾斜。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 “双十一”。你没有觉得，每一年的这一个时刻，当全民都在狂欢和“剁手”的时候，其实就财富分配的角度而言，都是全民在为某一个互联网巨头“打工”而已。这一点，似乎也与马克思时代因垄断而产生的财富分配不均颇有类似之处。不同的只是，今天的财富分配不均以更为隐形的方式呈现，但却丝毫不能掩盖“相对贫困”的状况及其本质。
再谈谈全球化。所谓全球化，最简单地说，就是各种资源的全球配置。但从全球范围而言，当各种资源全球配置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富裕经济体和贫穷经济体、发达产业与落后产业放在同一个水平上，任其自由竞争；若相关经济体和产业不做自我保护措施，那么其遭遇的“滑铁卢命运”一定是难以避免的。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在全球化最鼎盛的时期，凡是世贸组织开会，必有抗议团体如影随形。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19世纪末由电气化革命而导致的第一次全球化，最后居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方式终结。
过去40年，有两个现象值得高度关注：一、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富裕国家的差距在缩小（比如中国和印度），而另一部分欠发达国家与富国的差距却在扩大；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过去40年里的贫富 差距都在急剧扩大之中。其间的原因当然是十分复杂的，但基本上都与我们讨论的几个问题有关。其中，第一个现象显然与全球化密切相关；而后一个现象，就涉及到我们下面要说的的金融创新问题了
最后谈谈金融创新。毋庸讳言，过去近40年，是全球金融创新大发展的年代，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这里出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金融在一个经济体中的占比过大、过高，往往是经济不健康的象征，而这一不健康的特征目前恰恰就出现在很多经济体的身上。
研究1500-1800年的世界经济史可以发现，金融显然是作为对大机器生产的补充和支持而出现的。但在过去40年里，金融的这一补充和支持的作用有所减弱，其作为一个独立产业的作用明显增强。尤其在过去近20年里，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各种金融创新手段层出不穷，在带来表面繁荣的同时，最终酿成了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
金融创新的大发展，先不管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首先带来的是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公。在美国，金融从业人员的薪酬1980年还处于全社会薪酬的中间线，但到了2000年则已超出中间线60%。前面提到了“两个50%”和“三个1/3”的财富分配怪圈，有很大部分都可归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
但是，无论是互联网、全球化还是金融创新，就其本质而言都来源于科技的发展。自1760年代第一次科技革命以后，人类就难以拒绝科技革命的潮流，而且也已深深卷入其中。人类已不可能返回到过去那种返璞归真的年代，这是一个带有哲学色彩的困惑。
从《资本论》第一卷诞生到现在，150年过去了。今天的科技和产业发展水平，都与15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由科技和产业革命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扩大的本质却依然相同。
150年前的马克思没有预见到两个事物：一是科技革命的继续迅猛发展，二是中产阶级的产生往往对社会能起到稳定作用。
在马克思的那个年代，城市化的社会里只有资本家和产业工人两个截然对立的群体，中产阶级尚未产生。从19世纪末开始，中产阶级在欧洲产生，并继而被称为社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一度似乎让人觉得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机制又在发挥作用。但直到最近若干年，由于财富分配不公，中产阶级在西方社会萎缩，人们才发现，还是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没有改变，那就是：当科技革命遇到市场经济的环境，必然导致产业革命和财富大爆炸；但是， 在财富大爆炸的同时，若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又必然会导致财富分配不公和社会矛盾爆发。
必须看到，这一轮科技革命目前正方兴未艾，目前的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只是一个前奏而已，其顶峰将是已经渐露峥嵘的人工智能。
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轮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的进步，将远远超过18世纪下半叶的机械化和19世纪下半叶的电气化。但同时，它给人类带来的财富分配不公和“赢家通吃”的规模和程度，也将远远超过机械化和电气化时代。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 “双十一”和《在马云面前：我们所有人都是奴隶？》，实在只是一个小巫见大巫的由头而已。
也许，当我们讨论科技革命汹涌而来时的贫富不均时，你会觉得，这一步离你尚远。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那么请允许我恭喜你，因为你生活在中国，一个经济仍在高速发展的国家。
换言之，当经济高速发展时，纵然互联网和金融巨头们的财富已经高度集中，但只要底层百姓的收入也还在增长中，那么普通百姓是几乎感觉不到财富天平的倾斜的。但是，西方经济已经进入成熟期，经济不再高速增长，因此普通百姓就能从他（她）的荷包中明显感受到天平的倾斜。
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科技强国和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过去40年科技革命、全球化和金融创新带来的所有社会弊端，也都首先在这个最发达的国家产生，继而产生传导和蔓延效应。
当这一步产生的时候，也就是美国产生“特朗普现象”的时候，也就是英国脱欧、欧洲集体民粹和右滑，甚至是“独狼式”恐怖袭击此起彼伏的时候。
但即便没有达到这一步，互联网巨头在导致财富天平倾斜的同时，其对社会各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控制，也已经是一个越来越令人担忧的现象。周五（11月10日）出版的德国《时代周报》头版头条的文章就是《权力在谁手里？- 国家还是超级富豪们？》。不用我多做解释，这个标题背后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确了。
当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掌控能力不会让事情发展到西方社会的这一步。但必须看到的是，除了政治领域之外，我们在市场经济领域和现代科技领域里的逻辑和面临的趋势，与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是有相通之处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潜移默化的事情，正在对我们产生着微妙而深远的影响，那就是互联网巨头对公众视野、选择、和思想的潜移默化的掌控和操纵。
互联网“算法时代”：你的视野正越来越窄？
听上去，上面的说话和这里的小标题，都似乎是耸人听闻的说法。那就让我们还是从身边的事情说起吧。
请大家注意这里的“算法”二字，亦即近几年我们正越来越多地享受其中的“新闻推送”模式及其背后的大数据和“算法逻辑”。
德国哲学家哈巴马斯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发现，西方社会正出现“公共空间的再封建化”（德文：Refeudalisierung der Oeffentlichkeit），后来被西方学者归纳为“现代资本主义再封建化”（德文：Refeudalisierung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哈巴马斯发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商业力量的介入，某些公共领域出现私有化，其社会公器的作用被大幅削弱，因此当代西方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倒退现象，一些过去曾经已被克服的封建的残余开始沉渣泛起，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富阶层的特权化”；二是媒体使命的淡化。
从历史的逻辑看，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超越封建社会，就在于两大特征：一、财富的获得乃通过自由竞争，阶层不再固化，民众从世袭的牢笼中得以解放；二、对财富的自由竞争导致自由权利的上升，并继而导致民众对对知情权、选择权、自由权的日益重视。
但是，在互联网巨头的年代里，当财富的天平出现倾斜的同时，人们发现，在社会影响力方面，几个互联网巨头几乎把持了人们的财富、视野、选择权利的所有“入口”和“出口”。这一点，在西方的几大互联网巨头 – 苹果、脸书、谷歌、亚马逊那里，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正因如此，在今天的美国，有一批大学校园里的年轻精英，开始自觉远离社交媒体和移动支付，重新回归对大众传媒的信任和对传统支付方式的拥抱，其背后既有对大数据的不信任和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同时也有对“小众传媒”时代公民知情权、选择权和自由权的思考。
大家都知道，随着新媒体和“点赞经济”（Like Economy）的崛起，越来越多精准定向的自媒体开始壮大。
过去的大众传媒虽然也受到商业势力的操纵，但毕竟还具备“大众”的特征，亦即以大众关心的话题为使命。但精准定位的自媒体则基本上是“小众传媒”，亦即以精准的受众定位为诉诸对象。比如，今天一个以售卖红酒或以妇女服装搭配为定位的微信公号，其商业利润甚至可能超过一个报道大众关心事务的主流媒体；今天，一个“大众传媒”可能处境很艰难，但一个“小众传媒”却可能日子很好过，其间的逻辑就是商业投放大都从“大众传媒”流向了更为精准的“小众传媒”。
但问题是，在“小众传媒”那里，其精准定位的粉丝与其说是受众，还不如说是更为直接的客户或消费者；“小众传媒”与其说是“媒体”，还不如说只是更为直接的“销售平台”，因为它不具备大众传媒的社会公器的特质。所有的大众传媒所具备的媒体使命，在“小众传媒”那里几乎都不存在，也不需要。
更严重的是，在社交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小众传媒”，而不是从大众传媒获取资讯，继而导致大众传媒的日益式微，而越来越多的分发平台则也以精准的算法向其客户推送资讯，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左右了客户的资讯基础和价值形成。
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每天享受“新闻推送”的时候，我们的视野、资讯基础和价值观正在潜移默化地受到“推送者”的影响和操纵？这些“推送者”到底是谁？他们究竟如何决定，我们该知道什么和不该知道什么？他们又怎么知道，我们喜欢看什么和不喜欢看什么？这背后，一定有无数个“眼睛”在看着我们的一切，有无数个“大脑”在算计着我们口袋里的那些钱。而刚刚兴起的“算法”(Algorithm)只是其中的“操盘手”而已，以后的人工智能(AI)一定将更为强大。
在大众传媒的年代里，大众传媒虽有倾向，但基本考虑大众的共同利益，但“小众传媒”考虑的却只是定向推送背后的商业利益，其根本损害的是大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和自由权。
在以推送为载体的“算法”的操纵下，大众将经历一个潜移默化而又十分“愉悦”的被洗脑、肤浅化的过程。在日益依赖推送的过程中，公众的思维能力将日趋下降，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思辨能力将逐渐衰退甚至荡然无存。
必须承认，包括算法（Algorithm）在内的现代科技是人类难以回避的趋势，而其从整体上看必然将有益于人类。但在资讯的发放上，如果说大众获得的资讯不是在自由流通的公共空间里可以任意获取，而是经过一些出于商业和其他利益的“算法”（Algorithm）的推送，那么不但公众藉以形成价值观的资讯基础将被严重扭曲，而且社会的公共空间也将由此而严重萎缩。
另外，在垄断不断出现，赢家通吃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食利一族”出现并壮大，支付已不再是对劳动付出的报酬，而且越来越多的非合约制员工出现，所有这些都带有一定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
前面提到，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超越封建社会，就在于两大特征：一、财富的获得乃通过自由竞争，阶层不再固化，民众从世袭的牢笼中得以解放；二、对财富的自由竞争导致自由权利的上升，并继而导致民众对对知情权、选择权、自由权的日益重视。
这两个特征导致了两个重要趋势：一、平等观念的建立；二、公共空间的出现。前者有赖于对财富分配的掌控和社会公平正义机制的确立，而后者则有赖于客观、公正的大众传媒。但在互联网时代催生的、在当今西方已经十分明显的“再封建化”风潮中，现代社会的这两大基石都正在受到挑战。
由“双十一”开始，今天讨论的内容，也许有些过于抽象。但作为一种当代科技革命下的全球性现象，还是有必要在这里提出来加以讨论。
只要想想，仅仅几年时间，“双十一”已经成为全民疯狂的节日，互联网巨头们在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正在对这个社会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控制和操纵，那么这个问题至少必须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思考和警惕了。
如果告诉你，你已经成为互联网巨头的奴隶，这话恐怕没有人爱听（我自己也不爱听）。但当我们所有人都为“双十一”如癫如狂，当我们所有人都沉迷于各种“算法”的推送和未来人工智能的服务，而同时我们的视野开始变窄，思维能力开始下降的时候，不愿成为奴隶的我们，大概距离奴隶也就真的不远了。
再过8年，甚至不用那么长的时间，一定还会有比“双十一”更高明的操纵手法，继续把我们搞得如痴如醉，如癫如狂，社会财富的分配届时可能将更为倾斜。
也许有一天，互联网巨头将把影响力延伸到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而我们的所有一切，从财富、习惯、视野再到思想，都在巨头们有意和无意的操纵之中。届时，恐怕国家力量的介入都会力不从心。
那个时候，我们再拿出今天的这篇文章来读一下吧。
但更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一起来思考这一问题，并探寻解决的出路。无论如何，人类21世纪的历史，不应是19世纪历史的一个更高水平的翻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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