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艾文報道
薩默爾坐在西格納伊度納公園球場的看臺上，主裁判格萊菲吹響比賽結束的哨音後，他站起來與身後的瓦茨克握手，慶祝球隊3比2擊敗拜仁，兩個人看上去非常高興，又有誰能意識到他們曾經站在對立面呢？
要讓一段破裂的友誼得到修復，特別是兩個性格強硬的人，那是很不容易。20年前，瓦茨克與薩默爾就是朋友。那時薩默爾正在職業生涯巔峰，1997年為多特蒙德贏得歐冠冠軍，而瓦茨克剛進入俱樂部做行政工作不久。
兩個人很快熟悉起來並且相互敬重，因為他們有著共同點：對成功的渴望。薩默爾曾在進行冠軍慶典時，給主教練希斯菲爾德提建議，認為球隊在某些地方需要改進，而瓦茨克一直批評俱樂部激進的財政政策。
2000年前後，前主席尼鮑姆的財政政策導致多特蒙德遭遇財政危機，瀕臨破產，瓦茨克成為俱樂部內部的“反對派”，2005年他取代尼鮑姆當上一把手。而薩默爾與尼鮑姆相交莫逆。自此瓦茨克和薩默爾出現矛盾，漸行漸遠。兩個前度好友的關係在2017年春天重新靠近，有了交流，薩默爾在採訪中說：“我想我跟瓦茨克會再次握手。”
今年夏天，瓦茨克出人意料的宣佈薩默爾重返多特蒙德，擔任董事會特別顧問。瓦茨克表示：“我們需要一個像他這樣的人，他的專業分析能力，他的激情，他對俱樂部的認同感，以及他的形象。”瓦茨克沒有說的是，他也需要薩默爾“挑刺”的能力。
薩默爾迴歸後，多特蒙德又任命前隊長凱爾擔任職業部門負責人。由此，多特蒙德形成了瓦茨克、經理佐爾克和領隊凱爾的新領導層。他們定期與薩默爾開會或者打電話，平時還聊天群裡討論問題，偶爾新帥法夫爾會加入進來。德國媒體稱，有些時候這種討論非常激烈，而這正是瓦茨克想要的。
多特蒙德在過去的幾年中“懶惰”了，或者說他們在拜仁的陰影中過的太愜意：沒有爭冠的雄心，又總能保證歐冠資格，球員們來了又去，教練也是如此，從2015年克洛普離開後，圖赫爾、博斯、施託格爾都沒有站住腳跟。安逸的環境讓俱樂部缺少勇氣和動力進行改變。
然而上賽季一路踉踉蹌蹌，最終幸運的獲得歐冠資格後，瓦茨剋意識到，俱樂部不能這樣下去了，必須有大動作帶來改變。因此瓦茨克和佐爾克開始行動，原擔任市場總監的克拉默被提升為第三名經理，分擔更多的行政工作，凱爾管理球隊，主要是近距離與球員溝通，保證管理層與球隊之間的密切聯繫。減輕壓力的佐爾克將注意力集中到轉會上。
薩默爾、凱爾、法夫爾，這三名新人都不是應聲蟲，經常發出自己的聲音。瓦茨克說：“現在的情況是我們想要的。氛圍也許不是最好的，但我們相互信任，在這個前提條件下進行討論是非常有益的。”決定權還在佐爾克和瓦茨克手中，但做出決定的路徑發生了明顯變化。
體現最明顯的是轉會——多特蒙德多年來奉行的策略是吸引那些最棒的年輕人，將他們培養成為一流球員。這給俱樂部帶來了很好的名聲，但也出現了新問題：越來越多的球員將多特蒙德視為跳板，最終目的地是超級豪門，這樣的球員對俱樂部缺少認同感，沒有為多特蒙德而戰的意志力，比如奧巴梅揚或者登貝萊。
為了改變這種現象，多特蒙德要對轉會策略進行調整，佐爾克說：“我們決定引進一些成熟的球員。”德蘭尼和維特塞爾的轉會就是成果，尤其維特塞爾成為多特蒙德的關鍵人物，而薩默爾是簽下他的主要推動者。
拜仁在本賽季競爭力下降，無法像過去一樣統治整個聯賽，其中有球隊轉會方面的失誤和主教練的原因，但在更深入的層面上，可以追溯到俱樂部的組織結構，他們的決策路徑與進行轉變前的多特蒙德十分相似：權力掌握在董事長魯梅尼格和主席霍內斯的手中，他們共同管理了這個俱樂部數十年，其他人沒有置喙的可能性。
在多特蒙德選擇法夫爾擔任主教練，帶給球隊明確的指導方向和戰術思路的時候，拜仁在夏天選擇了年輕的科瓦奇，所謂“主少臣疑”，科瓦奇無法用權威來控制由老將主導的更衣室。
而應該在科瓦奇的背後提供支持的人同樣缺少足夠的力量：薩利哈米季奇的活動空間有限，無法從霍內斯和魯梅尼格劃定的圈圈裡突破。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是俱樂部三週前召開的那次史無前例的新聞發佈會，當記者向薩利哈米季奇提問時，做出回答的卻是魯梅尼格。
拜仁的決策途徑單一，權力集中。霍內斯和魯梅尼格其實意識到了問題，但他們始終沒有能再找到一個強勢人物加入俱樂部。要與霍內斯和魯梅尼格共事並不容易，去年拉姆和埃貝爾就拒絕了體育經理的邀請，最後落在性子隨和的薩利哈米季奇身上。
薩默爾也有經驗，2012-2016年，他在慕尼黑擔任體育董事，魯梅尼格說他做了“出色的工作”，但薩默爾在兩年前離開拜仁，一方面是因為生病，另一方面也是話語權不足。拜仁想像多特蒙德一樣形成新的決策方式，從根本上給俱樂部的發展帶來新想法和活力，短時間內是無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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