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讲堂:近代中国宗教问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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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津教案”及其分析

1870年4、5月间,社会上就纷纷传言,基督教育婴堂诱拐儿童,剖腹挖心,制做迷魂药。6月,望海楼教堂对面的仁慈育婴堂有三四十名儿童病死,被草草埋葬,不少尸体露出地面,野狗争食,肢体离散,引起群众公愤。恰在此时,又有拐卖儿童者供认,是受天主教堂指使。于是群情激愤,聚集在望海楼教堂前。法国领事丰大业先找三口大臣崇厚,怒其镇压不力,并拔枪向崇厚射击。由于被人拉住,未能射中。盛怒之下,丰亲自赶到出事地点,遇当地知县刘杰,又向刘杰射击,射中刘的随从。丰大业的傲慢和跋扈更加激怒了群众,于是丰大业被群欧致死,教堂被烧,并延及他处。教案中,共有数座教堂被烧,十数名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外国人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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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厚

由于事态严重,朝廷遂派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立了头功的曾国藩前去处理。曾处死肇事者20人,流放29人。然后上奏朝廷,为天主教辨诬,说天主教以劝善为事,反遭诬蔑和残害,其愤怒是合理的。并要求皇帝降旨,布告天下,为天主教洗冤。

和任何谣言、传言一样,有关基督教的传言之所以能够传开,并造成严重后果,都是一系列社会因素积累的结果。天津教案的形成,也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督教在唐朝第一次传入中国,受到当时国家的高度礼遇。元代,对于回教、基督教也兼收并畜。这种状况,也充分表现了国家宗教的特点:凡是被认为对国家有利的宗教,都会受到欢迎,而不会因为教义的原因受到排斥。基督教后来在唐代遭禁,也是当时的政权出于利益的考虑,不是宗教的原因;在元代,则是随着元代政权的灭亡而衰落。利玛窦第三次入华传教,也受到了当时民众的礼遇:

因此,在最早接触时,中国人对待基督教教士们的态度完全如同他们曾习惯于对待佛教出家人那样,向这些人提供灯油,向修士们施舍食物、允许他们收地租……同样,文士和官吏们也奉献神香,按照习惯向圣像行礼。……[1]

后来,利玛窦又受到当时皇帝的礼遇,死后还获得批准,安葬在中国首都。利玛窦以后,虽然由于罗马教廷的原因,导致清朝禁教。但是在京的传教士们,仍然可以在宫廷任职。著名的传教士南怀仁,死后也被以隆重的礼仪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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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仁

作为中国一方,礼遇外来的神祇,是作为国家宗教的儒教的本性。只要该教不影响国家安全,就不会因为教义的原因受到迫害。优待客人,也是儒教国家的一贯做法。但是传教者往往误解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

传教士们根据他们对宗教的关心而解释了中国人的反应。他们倾向于把自己遇到的困难视为仇教者的阴谋,把大家向他们表示的同情,视为开始受归化的标志。他们认为,一切均出自魔鬼的勾当,是上帝对他们的考验或圣宠。[2]

传教士的思维方式,完全以自己的“教”为出发点。和中国人对他们的误解相比,他们对于中国人的误解更加深重,甚至他们根本不想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习俗和心理。在这方面,像利玛窦那样的传教士,真是难能而可贵。

类似所谓信教者男女聚集淫乱,诱拐、残害妇女儿童一类的说法,在基督教诞生之初,罗马国家的民众就有如此传言;中国的明朝末年,也有类似的说法和传言。类似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传言更不可避免添枝加叶。

当基督教方面指责这些说法或者传言失实的时候,他们从来也不去想“为什么会有如此传言”,而是根据自己的教义,断定是愚民们仇教,是魔鬼在作祟。在中国这样“男女授受不亲”的国度,由神父给入教的妇女洗礼,听她们的忏悔,男女聚在一起听布道,不引起传言才是不可以理解的。但是传教士们丝毫不考虑中国民众的心理和感受,而且认真地坚持自己的教义。当冲突来临时,如果他们无力则已,如果有力,就诉诸他们国家强大的武力。

诱拐儿童一事,当时就查无实据。但是数十名儿童接连死亡,而且埋葬草草,至少说明,基督教所设慈善机构的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而基督教和中国民众,由于思想冲突而导致实际冲突的因素,还远不只这些。

四、基督教和儒教教义的冲突

基督教的教义,不仅反对崇拜偶像,自己不崇拜偶像,而且要求它的信徒毁灭异教的偶像。在中国,基督教也是如此。利玛窦时期,入教者毁坏偶像的事,不仅常常引起家庭矛盾,而且也是引发士大夫抨击基督教的重要原因。

不过这一点,在明代尚未引发大的冲突。士大夫们相信,传教士们得罪神祇,神祇自会惩罚他们。[3]那时候,基督教力量很小,做此类事也常常有所顾忌。1840年以后,他们传教事业得到了他们国家的武力保护,也就无所顾忌了。

在这一期间,他们毁灭了多少中国人崇拜的偶像?没法统计。而且由于被更为严重的问题掩盖着,这问题尚不突出。但是1898年初德国兵在山东即墨为抢掠财物破坏孔庙圣像事件,就引起了从京城扩大到各地的全国性抗议浪潮。在这个问题上,基督教传教士们通常是不会考虑当地人的感情的,而往往是借助于他们国家的武力,镇压当地民众,然后把他们的“爱”的教义传播给那些劫后余生者。

毁灭偶像,就是不承认他人的神祇。基督教在罗帝国时是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与此相关而顺理成章的就是,基督教也不承认异教的圣人,并且认为他们都是该下地狱的人。最为开明的但丁,在他《神曲》的地狱里,就为古希腊著名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类的贤者设置了一个专门的地狱。在中国的明清时代,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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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和他的《神曲》

1584年,传教士们编写并刊印了第一部汉文教理问答书。其中提到了三种地狱,其中尚没有中国圣贤的位置。但是半个多世纪之后,大约是1648年,经过修订的同一部教理书的另一文本中,就特为中国圣贤们增补了第四个地狱。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圣贤,和古希腊的圣贤们一样,他们死后,其归宿也都应该在地狱中。

这是传教士们依据基督教教义得出的结论,然而也是中国儒者绝对不能接受的结论。据谢和耐说:“居住在葡萄牙的飞地和堡塞澳门的传教士们,都大言不惭地宣称,儒教中的所有圣人,如尧舜禹文王和孔子本人都是魔鬼。”在内地,他们则较为谨慎。利玛窦甚至根据《诗经》中“文王在上”的诗句,说文王已经是在天堂了。但利玛窦以后,传教士们就不如此谨慎了:

但后来传教士们可能比他们更为自信,这些人很少会表现出宽容。当时占优势的意见是,在天堂与地狱之间采纳一种中间立场:儒教传统中的圣贤完全如同处在炼狱中的主教。[4]

明朝末年的黄贞曾经写道,为此事,他拜访艾儒略神父,并再三追问,艾儒略终于回答说,文王恐怕也在地狱中了。[5]这样的教义,这样的说法,不仅是中国儒者难以接受的,而且是根本不能接受的。而这样的说法和教义,迟早也是会被中国儒者知道的。据一本叫做《藜藿亟言》的书说,基督教人士就是把孔子当做魔鬼的。[6]

而在上引谢和耐说澳门的传教士们认为“尧舜禹文王和孔子本人都是魔鬼”之后,谢本人有一个注。该注说道:

同样,19世纪的新教牧师们也把孔夫子视为归化中国的最大敌人。请参阅孔宝荣《1900年的基督教传教区及其影响》,载《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1期。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64-565页。

19世纪的传教士们,就是天津及一系列教案发生时期的传教士们。这时候,他们还有什么顾忌呢。然而和中国儒者,和一般中国民众的冲突,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传教士对于中国人,不仅是误解或不理解,而是他们根本无意于像利玛窦那样去理解和尊重。这样的态度集中到一点,就是他们的傲慢和骄横:

传教士们往往过分倾向于他们是置身于法度之上,从而为他们自己及其信徒们要求一种当时尚未形成的治外法权。

传教士们不是表现了大家可以期待他们的服从,因为他们声称承认中国皇帝的最高权力,所以他们都表现出了极其傲慢的态度。[7]

对于传教士来说,中国的皇帝根本算不了什么,还谈得到其他人吗!什么法律,什么规矩,在他们看来,全是中国人愚昧无知的表现,全是魔鬼的勾当。在明朝时期就是如此,到了19世纪,就更是如此。他们的骄横状态,从法国领事丰大业身上,可见一斑。

作为一个自认为文明之国的代表,其侨民和所在国人民发生了冲突,不问是非,拔枪就向该国地方长官射击,这还不骄横到了极点吗!所遇到的,又是正愤怒已极的群众。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群众被他统统打死,就是他被群众打死,这是必然发生的情况。

而丰大业的傲慢和鲁莽,则是导致事件急剧恶化的直接原因。然而,曾国藩作为曾经统兵百万、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军事统帅,只是一味责难中国民众的无知和和对洋人的误解,而对洋人的骄横无礼则不置一词,也就可见中国政府的无能、软弱和屈辱,是已经到了极点了。

19世纪和利玛窦及其以前不同的是,中国民众和政府,再也不可能表现出对于传教士们客人般的礼遇和宽容,因为他们是“骑着炮弹”飞进来的。因此,在当时中国人民的眼里,传教士和他们的将军、士兵一样,都只能被看做是强盗,是“鬼子”。何况这些传教士们许多也确实积极参与并且谋划了侵华的军事行动。

要一个受侵害者和强盗、鬼子平心静气的交流,是不可能的;要一个受害者对于侵害他的人不发生误会,也是很难做到的;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以前的礼遇了。

然而19世纪在中国的传教士们似乎都充满了信心。他们相信,炮舰能够打垮中国的军队,他们的宗教也一定可以征服中国人的心。一次次的教案,不仅没有使他们有所收敛,由于清朝政府的无能和软弱,反而进一步助长了传教士们的气焰。他们所到之处,干涉诉讼、欺压民众,包括欺压中国官吏的事,也就难以细述。

传教士们的骄横日益增长,中国人民的不满也在日益增长。其暴发大规模的冲突,只是早晚的事。中国政府已经是习惯于逆来而顺受,中国民众的怒火,则并没有因为天津等教案的冷水被浇灭。于是,在1900年,暴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义和团运动。(未完待续)

[1] 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第57页。

[2] 同上,第120页。

[4] 同上,第158页。

[6] 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第159页。

[7] 同上,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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