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全國教育發展統計公報的數字，2009年，我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超過2200萬人，那時流動兒童還不到一千萬人。而近十年的時間，流動兒童的數量增長超過了40%。
在統計數據裡，他們被稱為 “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
對孩子留守在家的不忍和牽掛，以及對教育的越來越重視，讓更多的外出務工父母把孩子帶在身邊。同時，《義務教育法》對適齡兒童和青少年免費受教育權利的保障也解決了部分流動兒童的上學問題。
以上海市為例，數據顯示，從2007年到2012年，上海市入讀公辦學校的隨遷子女從17萬人增加到了40萬人。之後的3年，上海的公辦學校並沒有接納更多的流動兒童，但由於隨遷子女總數的減少，就讀公辦學校的比例大大增加，於2015年達到80.42%。
而同為一線城市，廣州、深圳兩地流動兒童入讀公辦學校的比例要低得多。
公辦學校學位有限，為了讓更多的流動兒童接受免費的義務教育，地方政府只能和當地的民辦學校合作，由政府出資購買民辦學校的學位，供流動兒童免費就讀。而政府的經費有限，所購買的學位也有限，超出地方政府教育經費承受能力範圍的，部分流動兒童只能選擇自費就讀民辦學校。
2015年，一線城市中義務教育階段流動兒童數量最多的是深圳，超過78萬人，其次為廣州，約60萬人，上海和北京分別為50萬和48萬人。影響流動兒童入學人數的兩大因素分別是當地政府的人口政策和教育經費的多少。我們先從教育經費談起。
《教育部、國家統計局、財政部關於2017年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顯示，去年全國普通小學和普通初中的生均教育事業費分別為10199.12元和14641.15元，而生均公用經費分別為2732.07元和3792.53元。這裡的教育事業費包括中小學在編教職工的工資、學校的開辦、建設以及正常運轉費用，而公用經費指學生學習的日常費用。
也就是說，財政對小學生和初中生的教育經費補貼分別約為每人1.3萬元和1.8萬元每年。
然而，教育經費主要按照戶籍撥付。當某地戶籍的學齡兒童流入到另一地，並在該地入學，流入地只能獲得該名兒童生均公用經費（按照基準定額計算，也即600元每人每年）以及“兩免一補”（指的是免除學費、書本費以及對貧困寄宿學生提供的生活補貼，約600元每人每年）的流轉。
這就意味著，義務教育階段流動兒童90%以上的教育經費都將由流入地財政承擔。作為一線城市，北、上、廣、深的生均教育經費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再以上海為例，從2008年到2015年，上海市入讀公辦學校的隨遷子女生均投入從1.4萬元增加到2.1萬元，政府委託的民辦學校生均投入從兩千元漲到六千元。2015年，上海對流動兒童教育的財政投入達到88.68億，佔當年上海市公共財政教育總支出的近12%。
相比北京、上海，珠三角地區由於流動兒童數量龐大，地方財政的壓力也顯得過大。例如，深圳市近80萬的義務教育階段流動兒童，每年所需的教育經費超過百億。教育經費不足導致了珠三角地區流動兒童免費接受義務教育的比例長期低於50%。
另一方面，即使經費有餘，但如果流入地實行較為嚴格的人口政策，該地流動兒童接受免費義務教育的比例也會偏低。
2014年以來，隨著對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控制，北京和上海流動兒童的入學門檻有所提高。北京的“五證”、上海的居住證以及就業登記要求難倒了許多非正式就業的父母。此外，許多民辦學校，特別是打工子弟學校，由於建設不合格或資質問題被關停。因此，能夠順利在兩地入學的流動兒童數量大大減少。
在北京，部分流動兒童即使達到了入學標準，由於非京籍學生不得參加中、高考，很多沒能堅持到初中畢業就出國或者回老家了。
“流動兒童在初中不得不回到原籍就讀幾乎是普遍現象，”陳媛媛，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人口流動與勞動力市場研究中心主任，在《風中的蒲同英：中國流動兒童生存報告》內文中說道，“而大部分回到原籍的孩子父母都不能和他們一起回去，回到原籍的孩子從流動兒童變成了留守兒童。”
研究表明，這些迴流兒童和青少年的抑鬱水平要顯著高於普通兒童和留守兒童。他們曾長時間陪伴在父母身邊，卻因為上學問題不得不回到原點，骨肉分離。
由於各地教學大綱和體制的不同，許多回流兒童都或多或少面臨學業上的挑戰。此外，從大城市迴流到小鄉鎮所產生的心理落差，也讓一些迴流兒童有儘早輟學，重新回到大城市的想法。
數據顯示，相當比例的迴流兒童中在唸完高中後就輟學了，然後繼續回到之前所在的城市打工。但這種“迴歸”並不能幫助他們儘快擺脫“外地人”的身份。從目前一線城市的積分落戶政策來看，他們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永遠也無法落戶，變身“本地市民”。
“越是家庭背景差的學生，越是成績較差的學生，學校的質量就越為重要，” 陳媛媛強調，“因為優秀的學生或者家庭背景較好的學生，可以從自身或者家庭來彌補學校教育的不足。而對於父母無暇顧及的學生來講，學校的質量就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因此，從政策上來看，越是弱勢家庭的兒童，政府越應該關注他們所接受教育的質量。”
如果流動兒童的教育經費能隨學位流轉，如果一線城市在控制人口規模的同時能對流動兒童的上學問題稍作傾斜，也許這一千多萬的“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會過得更輕鬆些，至少不必過早地被“外地人”的身份籠罩。畢竟，他們也是國家的未來。
注：由於近年來鼓勵“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加上“就地城鎮化”的政策，原來很大一部分的農村留守兒童轉變成了“城鎮留守兒童”。因此，上文提到的約3000萬農村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並不能代表當前我國受人口流動影響的全部兒童數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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