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發展經濟已經成為全球共識，在世界經濟一體化條件下，這種共識也日益形成一種發展迫切，以至於經濟的觸角早已伸向了全球各個角落，並不斷向縱深領域挺近，進而表現出一種經濟增長強迫症。不幸的，這種過分依賴經濟增長，又不容許經濟出現下行的侷限思維，已經不可避免地成為綁架各國政府千方百計用以穩定經濟發展勢頭，並藉機透支未來的誘因，致使經濟發展呈現一種“野蠻生長”的狀態。
發展經濟就代表著一切嗎？
在忙著發展經濟的時候，是否我們忽視了什麼？
當我們內心只有經濟增長的時候，那些被我們無視、破壞、摧毀，或者是為了經濟增長而造成的機會成本，我們該如何看待？
面對我們有過的非理性行為，我們拿什麼進行自我救贖？
經濟繁榮的時候，我們在幹什麼？錯將進步視為理所當然。我們認為經濟衰退都有周期循環的，總會在逆境中反彈回升。不過，不是永遠這樣子。停滯的痛苦。人類不喜歡失去已經擁有的，在經濟停滯時，不僅缺乏進步，更糟的是要抗拒經濟上的掠奪。修復凋敝的經濟。利率下調、刺激方案與量化寬鬆似乎都沒有效，提振經濟的政策只會延長痛苦的停滯。刺激方案是會上癮的止痛藥。我們希望貨幣與財政的藥方可以救我們，但持續使用這些止痛藥可能會產生不良的副作用。
刺激方案的限制：歷史的教訓。一九二〇與三〇年代的經驗告訴我們，刺激方案的效果總是有限的，甚至可能造成新問題。失去信任，也失去成長。信任不僅能提升經濟效率，更是社會體系很重要的潤滑劑。沒有信任，經濟很難復元，人類的互動也將逐漸毀壞。三大斷裂。一旦經濟陷入停滯，這三個斷裂就會被凸顯出來：富人與窮人、老年人與年輕人、債務人與債權人。從經濟失望到政治動盪。不願正視並著手解決因經濟失敗而衍生的困難，最後只會讓政治朝民粹主義及保護主義傾斜。一塌糊塗的反烏托邦。十四世紀的英國，從黑死病爆發到農民起義的這段期間，發生了很多值得現代人記取的教誨。如何避免成為反烏托邦。我們不能假裝只要一點點額外的量化寬鬆，或額外增加一些政府支出，就能解決當前的經濟困難。我的建議說來簡單，卻難做到。這些問題，在今天這個時候我們真的很應該潛下心來，認真思考。
經濟的本質是什麼？應當如何發展經濟？不能正視這些基礎性問題，一味功利的結果，只能讓我們在沉迷經濟發展的嚴重透支未來中，變得越發不可持續，給未來帶來不可估量的災難。
經濟的本質是什麼？它是與社會並行的一種發展狀態，適應及同步於社會發展，而不超越其他方面的一種衡量指標。如果我們過分看重了經濟這一發展指標，那麼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其他社會發展指標的重要性，以至於顧此失彼，造成社會發展的失序，乃至對立。
我們不可否認，在一定時間內重點對經濟進行扶持，大力發展經濟，是社會發展實踐過程中通常採取的一種策略，也為社會運行所必需。但是，需要注意這種過於重視經濟增長的思維傾向一旦相沿成習，成為一種習慣，就會很容易在全社會中形成一種思維慣性，就是經濟是凌駕於一切的社會先行發展指標，其他不過是附經濟之驥尾而已，這顯然是一種錯誤的思維。接著，為了發展經濟，急功近利，出臺各種措施，征服自然，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要地力，發掘財富，甚至不惜以犧牲自然、環境，以及透支未來，犧牲明天為代價，片面追求經濟發展，這顯然是一種危險的做法，副作用極大。
那當如何發展經濟呢？或者換句話，發展經濟的正確舉措應當如何？答案是迴歸自然，就是讓經濟發展迴歸到它應該有的環境與狀態中去，不破壞自然、環境，不透支明天，不大搞刺激，一切以有利於自然與社會的和諧發展，有利於造福現代，不犧牲、危害未來為前提，利用現有的資源與經濟基礎，發揮聰明才智，組織結構性調整，從而創造財富，獲得經濟發展，而非無所不用其極，片面追求經濟發展，因為這種急功急利的方式，必然導致“不擇手段”，將整個社會推入道德風險的境地。
以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而言，這種利用“貨幣”的大力投入（財政政策在本質上也是一種貨幣投入），通過一種國家信用的方式，形成經濟發展的強行推動效應。這種政策在啟用初期，都可以獲得良好的效果，推動經濟大發展。然而，必須說明，這種方式往往是在經濟不景氣或經濟衰落時期採取的，那麼自然的，這種逆週期調節方式，通過加大市場上的資金投入量，以期拉動社會有效需求，本質上就是一種負債經營，而經濟發展是需要連續投入的，這種負債經營，必然要求後續資金在供應上的不出現中斷，否則資金鍊條斷裂的結果，必然導致經濟發展內在的傳遞機制喪失，引發一系列的社會風險，而這種社會風險，就是一種信用風險，當全社會都陷入信用危機時，經濟危機也就為期不遠了。
所以，靠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大搞刺激，如果不能始終保持合理穩健、嚴格可控的狀態，並對該種方式保持戒懼，遠離它，最終必然導致債務雪球越滾越大，那麼任何試圖靠“借新錢還舊賬”的方式，本質上不過是徒勞無功而已，不富有任何建設性意義。
再比如，為了發展某一個行業或者產業，政府常常出臺一系列的鼓勵政策，刺激該行業/產業的發展。那麼，結果又怎麼樣呢？幾乎發展不好，乏善可陳。主要原因就在於，要麼市場對政府投入（包括要政策紅利）依賴性太強，生存能力薄弱，缺乏市場眼光與經營能力，最終成為扶不起的阿斗，遭市場淘汰；要麼就是政策本身釋放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紅利，導致市場上人人都想分一杯羹，導致投機成分過多，太多的熱錢湧入進來，一旦市場紅利吃盡，這些社會遊資幾乎都會盡數撤離，最終留下一個爛攤子，成為市場棄兒。
所以，這種過於倚重政策，試圖通過富於功利性成分的政策引導，去激發社會的投資熱情，而不是通過公平合理的市場機制，讓有能力者參與進來，培育健全、理性、有責任、富於情懷的經濟人，違背了商業的自然之道，以至於該行業或產業運行的內在機制尚未建立、健全與成熟，就過早被透支，人們被培養成了嚴重的投機分子，背離了經濟發展的正道，如是一來，行業/產業發展不起來，自在情理之中。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不勝枚舉。總的意思是要闡明，政府要最大可能地退出經濟發展領域，通過制定完善、周密的法律、制度框架，讓市場主體在健全的制度框架下，一展所長，靠能力吃飯，適者生存，並在公平競爭的市場氛圍下，讓人們加強學習，培植後進，以育英才，不斷提升自身價值，以質取勝，形成學習型社會；同時，通過健全的市場機制建設，打造全社會的理性經濟人，形成穩定的市場預期，讓市場投機者無機可乘。最終，穩紮穩打，步步為營，靠著精湛的產品技術與全社會的鑽研氛圍，引領社會向前發展，打造一個社會祥和、人民安居樂業的現代社會。
畢竟，在一個經濟高度發達，社會高速發展，民眾高度覺醒，民智大開的時代，政府與其代替民眾決策，不如讓民眾自己決策，這種依靠千千萬萬民眾的智慧各取所需，更能形成泉湧噴薄的智慧力量，促進經濟社會均衡發展，其益處還在於，這種分散決策的機制無形中實現了自我對沖風險，形成發展均勢，而政府要做的，不過是建立制度、維護規則，做一個致力於社會安定有序的“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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