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发展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这种共识也日益形成一种发展迫切，以至于经济的触角早已伸向了全球各个角落，并不断向纵深领域挺近，进而表现出一种经济增长强迫症。不幸的，这种过分依赖经济增长，又不容许经济出现下行的局限思维，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绑架各国政府千方百计用以稳定经济发展势头，并借机透支未来的诱因，致使经济发展呈现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
发展经济就代表着一切吗？
在忙着发展经济的时候，是否我们忽视了什么？
当我们内心只有经济增长的时候，那些被我们无视、破坏、摧毁，或者是为了经济增长而造成的机会成本，我们该如何看待？
面对我们有过的非理性行为，我们拿什么进行自我救赎？
经济繁荣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错将进步视为理所当然。我们认为经济衰退都有周期循环的，总会在逆境中反弹回升。不过，不是永远这样子。停滞的痛苦。人类不喜欢失去已经拥有的，在经济停滞时，不仅缺乏进步，更糟的是要抗拒经济上的掠夺。修复凋敝的经济。利率下调、刺激方案与量化宽松似乎都没有效，提振经济的政策只会延长痛苦的停滞。刺激方案是会上瘾的止痛药。我们希望货币与财政的药方可以救我们，但持续使用这些止痛药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副作用。
刺激方案的限制：历史的教训。一九二〇与三〇年代的经验告诉我们，刺激方案的效果总是有限的，甚至可能造成新问题。失去信任，也失去成长。信任不仅能提升经济效率，更是社会体系很重要的润滑剂。没有信任，经济很难复元，人类的互动也将逐渐毁坏。三大断裂。一旦经济陷入停滞，这三个断裂就会被凸显出来：富人与穷人、老年人与年轻人、债务人与债权人。从经济失望到政治动荡。不愿正视并着手解决因经济失败而衍生的困难，最后只会让政治朝民粹主义及保护主义倾斜。一塌糊涂的反乌托邦。十四世纪的英国，从黑死病爆发到农民起义的这段期间，发生了很多值得现代人记取的教诲。如何避免成为反乌托邦。我们不能假装只要一点点额外的量化宽松，或额外增加一些政府支出，就能解决当前的经济困难。我的建议说来简单，却难做到。这些问题，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很应该潜下心来，认真思考。
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应当如何发展经济？不能正视这些基础性问题，一味功利的结果，只能让我们在沉迷经济发展的严重透支未来中，变得越发不可持续，给未来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
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与社会并行的一种发展状态，适应及同步于社会发展，而不超越其他方面的一种衡量指标。如果我们过分看重了经济这一发展指标，那么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其他社会发展指标的重要性，以至于顾此失彼，造成社会发展的失序，乃至对立。
我们不可否认，在一定时间内重点对经济进行扶持，大力发展经济，是社会发展实践过程中通常采取的一种策略，也为社会运行所必需。但是，需要注意这种过于重视经济增长的思维倾向一旦相沿成习，成为一种习惯，就会很容易在全社会中形成一种思维惯性，就是经济是凌驾于一切的社会先行发展指标，其他不过是附经济之骥尾而已，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接着，为了发展经济，急功近利，出台各种措施，征服自然，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要地力，发掘财富，甚至不惜以牺牲自然、环境，以及透支未来，牺牲明天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这显然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副作用极大。
那当如何发展经济呢？或者换句话，发展经济的正确举措应当如何？答案是回归自然，就是让经济发展回归到它应该有的环境与状态中去，不破坏自然、环境，不透支明天，不大搞刺激，一切以有利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利于造福现代，不牺牲、危害未来为前提，利用现有的资源与经济基础，发挥聪明才智，组织结构性调整，从而创造财富，获得经济发展，而非无所不用其极，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因为这种急功急利的方式，必然导致“不择手段”，将整个社会推入道德风险的境地。
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而言，这种利用“货币”的大力投入（财政政策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货币投入），通过一种国家信用的方式，形成经济发展的强行推动效应。这种政策在启用初期，都可以获得良好的效果，推动经济大发展。然而，必须说明，这种方式往往是在经济不景气或经济衰落时期采取的，那么自然的，这种逆周期调节方式，通过加大市场上的资金投入量，以期拉动社会有效需求，本质上就是一种负债经营，而经济发展是需要连续投入的，这种负债经营，必然要求后续资金在供应上的不出现中断，否则资金链条断裂的结果，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内在的传递机制丧失，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风险，而这种社会风险，就是一种信用风险，当全社会都陷入信用危机时，经济危机也就为期不远了。
所以，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大搞刺激，如果不能始终保持合理稳健、严格可控的状态，并对该种方式保持戒惧，远离它，最终必然导致债务雪球越滚越大，那么任何试图靠“借新钱还旧账”的方式，本质上不过是徒劳无功而已，不富有任何建设性意义。
再比如，为了发展某一个行业或者产业，政府常常出台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刺激该行业/产业的发展。那么，结果又怎么样呢？几乎发展不好，乏善可陈。主要原因就在于，要么市场对政府投入（包括要政策红利）依赖性太强，生存能力薄弱，缺乏市场眼光与经营能力，最终成为扶不起的阿斗，遭市场淘汰；要么就是政策本身释放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红利，导致市场上人人都想分一杯羹，导致投机成分过多，太多的热钱涌入进来，一旦市场红利吃尽，这些社会游资几乎都会尽数撤离，最终留下一个烂摊子，成为市场弃儿。
所以，这种过于倚重政策，试图通过富于功利性成分的政策引导，去激发社会的投资热情，而不是通过公平合理的市场机制，让有能力者参与进来，培育健全、理性、有责任、富于情怀的经济人，违背了商业的自然之道，以至于该行业或产业运行的内在机制尚未建立、健全与成熟，就过早被透支，人们被培养成了严重的投机分子，背离了经济发展的正道，如是一来，行业/产业发展不起来，自在情理之中。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总的意思是要阐明，政府要最大可能地退出经济发展领域，通过制定完善、周密的法律、制度框架，让市场主体在健全的制度框架下，一展所长，靠能力吃饭，适者生存，并在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下，让人们加强学习，培植后进，以育英才，不断提升自身价值，以质取胜，形成学习型社会；同时，通过健全的市场机制建设，打造全社会的理性经济人，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让市场投机者无机可乘。最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靠着精湛的产品技术与全社会的钻研氛围，引领社会向前发展，打造一个社会祥和、人民安居乐业的现代社会。
毕竟，在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社会高速发展，民众高度觉醒，民智大开的时代，政府与其代替民众决策，不如让民众自己决策，这种依靠千千万万民众的智慧各取所需，更能形成泉涌喷薄的智慧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其益处还在于，这种分散决策的机制无形中实现了自我对冲风险，形成发展均势，而政府要做的，不过是建立制度、维护规则，做一个致力于社会安定有序的“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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