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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在江蘇巡撫任上所攝肖像
身穿提督武官服以及賞賜黃馬褂的戈登
首先，讓我們來簡單還原一下這起歷史事件的經過：
1863 年春，李鴻章率淮軍和 常勝軍 陸續攻下常熟，太倉，崑山，吳江，江陰等處，於11 月中旬準備進攻蘇州。蘇州城內太平守軍在慕王譚紹光的領導下浴血奮戰，打退了清軍一次又一次進攻，但譚紹光手下守城的太平軍將領有納王郜雲官 ( 郜永寬) 康王汪安均，寧王周文佳，比王伍貴文這四王，以及張大 洲，汪 花 班，汪 有 為，範 啟 發四名天將，他們控制著蘇州城內四分之三的兵力和六個城門中的四個 ( 指閶，胥，盤，齊四門。戈登通過蘇州城內由常勝軍叛逃過去的白齊文所帶洋兵瞭解到，四王四天將與慕王不合，而且郜雲官尚有投降之意，所以開始居中商議獻城投降事宜：“密介副將鄭國魁，為請於鴻章，乞反正，許之”
具體時間線為：
11 月 28 日程學啟告知戈登，納王等要求安排投降事宜郜雲官派康王汪安均與戈登，程學啟初次談判，商定在兩軍對壘時將慕王關於城門之外，後因忠王李秀成到來而作罷。
11月30 日：戈登，程學啟與納王派出的三天將談判，以生擒忠王和慕王為條件
12月1日：李秀成率部離開蘇州
12月2日：晚間，戈登與納王郜雲官見面，程學啟，鄭國魁在座，戈登只負責保證納王安全，談判具體細節時避開，雙方約定投誠時刻，四王四天將以及部署以頭裹白巾為標誌
12月4日：李鴻章派遣密使轉告納王，慕王譚紹光不能留下，於是四王四天將決定改綁架獻俘為刺殺。下午兩時，慕王與四王在軍務會議上發生口角，康王汪安均趁機舉刀行刺，天將汪有為割其首級。當晚郜雲官稟求清軍調兵入城，鄭國魁帶隊入城助剿，慕王手下千餘人被殺。
12月5日：早晨8時，納王獻慕王譚紹光人頭至程學啟大營，並打開盤門，閶門放淮軍程學啟，黃翼升部入城，再殺慕王部下數千，太平軍中追隨慕王的其餘“兩廣老兄弟”從城西各門被逐出。9時，戈登會見李鴻章，提出既然蘇州已經攻陷，請李為常勝軍發兩個月軍餉，其中一個月為欠餉，多餘數目用於安置常勝軍傷病退役軍人，否則自己將辭職。15 時，戈登進城到納王府會見八王，八王對投降事宜 深為滿意。16 時程學啟見戈登，聲稱李鴻章只同意多支一月軍餉，並說明李鴻章正上奏朝廷表示寬恕降將及其部下，並邀請戈登參加四王四天將的受降典禮，被戈登婉拒，同時，戈登決定暫時留任。
12月6日：戈登命常勝軍部隊開回崑山，並派遣衛隊保護李鴻章官船，以免部分索餉官兵前來騷擾，投降的四王四天將前往李鴻章大營投降獻城。中午12時，李鴻章在婁門外設宴，四王四天將被埋伏的淮軍兵弁所殺。17時，戈登與翻譯進蘇州，得知投降諸將被殺，怒火中燒，攜衛隊試圖當面與李鴻章對質，並留下書信，作為最後通牒。並召集常勝軍士兵，聲稱如果清廷不對這種背信棄義行為做出處置，則常勝軍不再為其服務。直到2月1日，雙方才在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調停下和解。
那麼，為什麼李鴻章會做出殺降舉動呢？他自己在這一階段的書信奏摺中，不斷地提及“濫殺降眾，必堅其必死之心云云。此前攻打南匯，常熟，其得力處，不僅在於淮軍和常勝軍的火力，也在招降這一面大旗:太平軍將領吳建瀛,駱國忠等退出城池，謹受約束李鴻章允許二人保留部分軍隊，隨淮軍攻戰。李鴻章善待降將的口碑，無疑是八王願意投降的主要原因。不僅如此，在此之前，李鴻章也未曾有食言，殺降事件發生，所收太平軍降將，也沒有發生再次復叛的先例。另外，到了戰爭後期，招降太平軍，也是清王朝政策的主軸，1863年1月，清廷就明發上諭：果能於城池未下之先誠心歸順者，無論其從賊之久暫，均一律準其投誠。將軍械馬匹呈繳後，該大臣等酌留所部，令其隨同剿賊倘有不願隨營，即飭地方官遞送回籍”
目前，歷史學術界對於李鴻章蘇州殺降的原因，不外乎四種:預謀殺降將論;程學啟主導論; 報復常勝軍論; 貪降將資財論,但仔細來看每一種都有瑕疵。
1.預謀殺降論：最先由常勝軍指揮官戈登在書信回憶錄中提出，認為這一行動是李鴻章和程學啟事先預謀好的。但種種跡象表明李鴻章與程學啟直到5 日下午前尚未決定殺降，因為5 日下午 16 時程學啟專程告訴戈登，李鴻章正在起草奏摺，決定寬恕降將及其部下，並邀請戈登參加受降典禮。由此可以推斷，如果李鴻章程學啟要殺降，完全不用通知戈登參加典禮，自己在典禮上直接動手就完了。所以說後來各種資料所記載，納王等人提出了自己統領添立二十營，奏保副將以上官職等“苛刻條件”，是在這個時間點之後，由此導致李鴻章感到條件過於苛刻，斷不能答應，遂與程學啟密商，決定先下手為強，採用誅殺之計。
2.程學啟主導論：這種說法來自清史人物傳 如《中興將帥別傳》 與 《忠義紀聞錄》，說程學啟為主謀，主動以唯恐八人反覆，蘇州城太平軍降人人數眾多，不好統御為理由，主動要求派自己動手，李鴻章猶豫許久方從之。從今天角度看，這些記述基本上是在“為尊者諱”，首先，以李鴻章的地位和性格，不會聽任自己統御的軍將威逼，再改主意。第二，如果是程學啟主導，則誅殺之時，他不可能不在現場調度指揮，而實際上，受降典禮上程學啟並未出現，主持的是李鴻章本人。第三，根據戈登的記述，屠殺第二天見到程學啟時，對方面色蒼白，失魂落魄，如果是程本人主導，其精神狀態也不可能這樣。
3.報復常勝軍論：這種觀點主要見於王洪運等研究者，認為李鴻章與戈登的矛盾因軍餉與指揮問題而起，李鴻章拿準了戈登身上英國軍人與紳士的榮譽感，在戈登擔任了納王投降的保人後，殺害納王等降人，以此打擊戈登的聲譽，逼迫其出走。
但這種說法也不大靠得住，此時，常勝軍固然欠軍餉，淮軍也欠著，李鴻章自己在11月19日的《復浙江撫臺曾》中就說：”敝處分佈太廣，添募愈多，水陸將七萬人，每月僅放半餉”甚至自嘲 “已作債帥，只好債多不愁”。另外，戈登和李的關係大體上是和諧的，在奏摺中，李鴻章經常稱讚戈登的勇敢，坦誠，恭順以及他的軍事才能。另外，蘇州攻陷後，清廷下旨，賞賜戈登頭等功牌，賞銀一萬兩，這個經常被一些歷史研究者拿出來說事兒，說是因殺降事件對戈登的安撫，但是此時，李鴻章關於殺降事件的報告《駢誅八降酋片》還沒抵達北京，所以說也並不成立。反過來說，只是在蘇州事件之後，李鴻章和戈登的矛盾才逐漸明顯擴大，儘管如此，在隨後攻克常州的戰鬥中，淮軍和常勝軍的配合依舊默契，這也說明兩人之間的共事關係，沒有收到所謂私人恩怨的太大影響。
4.貪降將資財論：這個就很牽強，即使李鴻章貪財，或者急需蘇州城中財富補充軍餉，也不用殺人，只要與8降將商議即可，蘇州城破，八人連性命都在李鴻章手中，何況私藏之財。另外，李鴻章在事後，給曾國荃的信中所“各軍犒賞口糧積欠百餘萬，窮乃更甚，尚無多佐軍食”也從側面說明，攻佔蘇州後，城中所存錢糧也不豐裕。
對於這件事的自我辯解和陳述，12月13日李鴻章撰寫了《駢誅八降酋片》，從邏輯上分析，這份奏摺裡的掩飾和粉飾之詞不少，比如蘇州投降的太平軍人數，實際大約在2萬到2.5萬，但李鴻章為了強調自己殺降有理，知道朝廷最恐懼“尾大不掉”，把數字擴充到10萬，從而證明自己“擒賊先擒王”，殺降後可以順利遣散處理如此多的降兵，是正當的。另外，李鴻章關於8位降將中有人未曾剃髮，就認為其桀驁不馴的說法，也是小題大做。最關鍵的地方在於，八人要求自己被授予副將以上官職，必須是實缺，並拒絕遣散部下，要求編為20營，還要求分屯閶胥盤齊四門險要之處。大家都知道，太平天國戰爭打到最後，因為軍功，湘軍淮軍之中已經產生了數量眾多的提督，總兵，參將等高級軍官，全國上下根本沒有那麼多實缺，只能以記名形式存在，更何況新投降的降將？再說控制四城門之舉，也讓人心生竇疑
另外有些人提出，對於投降8將，有不臣之心，也可以先拘禁起來。但這樣看來也有點書生之見，李鴻章的理由很明確，這一點海關稅務司赫德在日記也分析說，把8將拘禁起來，只會讓蘇州城裡的其他太平軍降人更加驚慌疑慮，可能產生更大的動亂，比如關上城門復叛，已經入城的部分清軍將遭遇滅頂之災。
當然，李鴻章的奏摺，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畢竟身為江蘇巡撫加淮軍統帥，已經出人頭地，官場上無數同僚正在盯著自己，一個不慎被抓住把柄，自己的仕途前程也會大受影響。清廷對這批降將的下落和安置是非常關注的， 李鴻章在上了《克復蘇州折》和《駢誅八降酋片》後，清廷不斷下旨追問，降將降兵如何安置，這時候，誇大細節可以，但完全偽造事實，則為大行險。
所以綜上所述，李鴻章在蘇州克復後突然決定殺降，是受2個原因綜合影響的1.投降的納王等八將提出了過分要求：統帶20營，實授副將以及控制四座城門。戈登在回憶錄中也說，納王等八人要求“有權管轄半個城市，並統率兩萬人馬”，英國公使布魯斯在給戈登的信中指出：”我能夠理解李巡撫不肯承擔答應該項條件的責任，寧願認為他們是抗命的，根據他們的態度和所提的要求，那正是跟清帝國政府對抗。這一種舉動，儘管跟我們的想法相反，畢竟不能把它稱為蓄意而粗暴的背信棄義行為”
同樣，在李鴻章看來，降將的模範表現，應該是投降後自請為先鋒，奮勇殺敵或勸降昔日同僚，從而贏得自己的信任，如程學啟，駱國忠，而不是像納王這樣，商定投降後大談條件。
2.程學啟的建議：程學啟的角色非常微妙，他既是淮軍中的統軍大將，李鴻章倚仗的肱股，也是從前太平軍的降人，如何處置和之前程學啟情況相同的納王等人，程的意見非常重要。李鴻章在奏摺中也說：程學啟謂曾在賊中，熟知情偽，此輩罪孽重大，殺數頭目即可解散餘眾，保全實多，臣毅然誅其酋，散其黨，其能謀能斷，亦近時武將所罕見”
如果仔細分析，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正因為程學啟身上的“太平軍”汙點，那麼李鴻章在向他詢問在如何處置納王等人時，回答就必須非常小心翼翼，如果他觀察到李鴻章殺心已定，那麼這時再苦勸不可殺降，別說納王等人的命無法挽回，自己的前途都會堪憂。反過來說，如果李鴻章沒有殺降之意，程學啟也不好意思主張殺降，否則就會給李鴻章落下“心狠手辣”“過河拆橋”的印象。
綜上所述，如果李鴻章曾經詢問程學啟的意見，實際上等於老謀深算的李鴻章給程學啟挖了一個坑：無論是殺是留，程學啟都不能不贊同，但只要意見一出口，程學啟就為李鴻章背了一半鍋，畢竟他既是軍中大將，又是“曾在賊中”的汙點派嘛！ 整個事件過程，從諮詢程學啟，到殺納王八人，最後安撫戈登，李鴻章的這手官場厚黑學，可以說運用得出神入化。
晴天有時下豬
蘇州殺降是太平天國末期的一次重大事件，這次事件的出現標緻著太平天國在蘇南根據地的覆滅，為清廷剿滅太平天國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大功告成後，清軍卻發現蘇州城內的一些異常情況，先是郜永寬等降兵依然沒有剃髮，其次是兵卒中的二十多萬中，有十萬依然裝備精銳，富有戰爭能力，其實清軍謊報十倍，城中可戰者不過萬餘；然後是蘇州城內各大街巷都有石堆壘起，設立關卡，這種種跡象是否表明了郜永寬等人的不誠意？隨時在懷疑清廷對他的承諾，為自己迴歸太平天國留後路呢？聯想到自己的弟弟李鶴章在幾個月前的太倉受降時，因為太平軍的詐降而腿部中彈，差點丟掉性命這件事後，李鴻章不寒而慄，疑心越來越重，最後冒出了設計處死這八個降將的想法，目的是防止郜永寬等人的再次叛變。
為了殺死以郜永寬為首的八降將，李鴻章設下宴席，邀請郜永寬等來赴宴，並準備在宴席中將其殺死。在接到李鴻章的邀請後，郜永寬等人欣然允諾，卻不知李合肥設下的是一場要自己性命的鴻門宴。
次日，郜永寬在李鴻章設的宴席中出席，八人就座後，開始喝起酒來。酒席間，李鴻章讓身邊的八個武弁手捧紅頂花領的武服遞呈八人，郜永寬等人正要接受時，武弁們隨即撥出腰刀砍殺了郜永寬等八個降將。終於，李鴻章實施了他殺降的行動。接著城內降卒皆屠，具體多少已難考證，一般認為兩萬多。
萬清軒居士
【文史知識局03期·歷史小組】
李鴻章在這件事上的殘忍程度不輸“曾剃頭”，被外國人稱為“亞洲野蠻人”！
1、
蘇州乃江南重鎮，歷來備受重視。忠王李秀成苦心經營，想把它建設成為第二個天京。
1863年春，由李鴻章淮軍和戈登“常勝軍”組成的中外聯合部隊相繼攻下常熟、太倉、昆新、吳江、江陰後，終於兵臨蘇州城下。
太平軍主將譚紹光（慕王）率眾進行殊死抵抗，一次次擊退來犯之敵。眼看久攻不下，傷亡慘重，李鴻章轉而謀求“智取”之法。
恰巧，戈登通過內線獲得一個絕密信息。
守城的太平軍將領除譚紹光外，還有“四王”和“四大天將”，這八人控制著蘇州城內四分之三的兵力和六個城門中的四個，而且與主帥譚紹光素來不和，尤其是郜永寬，已經表露出投降之意。
2、
戈登遂向李鴻章建議，採取誘降策略，兵不血刃攻克蘇州，獲得李鴻章同意。
因為，淮軍攻城主將程學啟本來就是太平軍降將，他手下副將鄭國魁更與郜永寬等人頗為熟悉。
經過一番秘密聯絡和談判，雙方約定：郜永寬獻上譚紹光首級以及整個蘇州城，李鴻章則保郜及部下性命，並給副將以上的人一定官職，由戈登居中擔保。
12月5日，郜永寬遵守承諾，將譚紹光首級獻上，打開蘇州城門迎清軍入城。沒想到，慘劇就此上演。
太平軍八大降將滿懷希望、興致勃勃來到李鴻章營中，參加“升職”宴會，李鴻章命人奉上紅頂花翎，八將不知是計，遂起身接受，士兵手起刀落，八顆人頭滾落在地。
與此同時，一場屠殺在蘇州城內悄然展開，凡帶南京口音者，“不分良莠盡殺”，眨眼間，數萬首級紛紛落地，一代歷史文化名城變為死城。
3、
李鴻章之心狠手辣，實不輸“曾剃頭”！
在給曾國荃的信中，他洋洋得意地說，這次“拴殺偽王六，偽天將五，皆忠逆部下悍黨，稍可自娛”。
在給郭嵩燾的信中則說，這次“蘇州、無錫苦戰數月而得之，所以少愜意者，誘斬六偽王四天將，而解散忠黨二十萬之眾”。
曾國藩稱讚說：“此間近事，惟李少荃在蘇州殺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為眼明手辣”。
朝廷也稱：“所辦並無不合”，“甚為允協”！
因為，在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殺降事件時常發生，在朝廷和這些大臣眼中，這根本算不上什麼大事。
4、
其實，李鴻章之前並無殺降行為，而且屢次提拔表現良好的降將。
此次反常表現，與“八王提出過分要求”、“為清廷洩忿”以及“程學啟建議”有關。此外，自己的弟弟弟李鶴章在幾個月前太倉受降時，因太平軍詐降而腿部中彈，差點丟掉性命，這也是重要原因。
讓李鴻章沒想到的是，這件“稍可自娛”的小事，竟然引起戈登的強烈反應。
李鴻章的背信棄義，讓居中擔保的戈登勃然大怒，當時就提著洋槍要來找他算賬，李鴻章則避而不見。
戈登留下一份最後通牒，聲稱李鴻章必須下臺，否則自己就率常勝軍進攻淮軍，還要把已經攻佔的城池交還給太平軍。他率軍返回崑山，同時上書英國駐華公使，說明情況，要求英國政府進行干預。
5、
李鴻章起初很強硬，稱：“此中國軍政，與外國無干，不能為汝認錯。”
沒想到，外國領事館官員集體譴責李鴻章，稱他是“亞洲野蠻人”，認為殺降是對人性的徹底背叛，外國將考慮不再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
老成的李鴻章這時才慌了手腳，趕忙進行各種解釋和補救，好不容易才挽回局勢，沒有引發大的中外矛盾。
攻克蘇州城，清廷論功行賞，給戈登的“常勝軍”白銀一萬兩加“頭等功牌”。讓所有人大跌眼鏡的是，這個嗜錢如命的傢伙，竟然拒絕了所有獎勵！
6、
在清廷看來，這是對自己的巨大侮辱，簡直無法忍受。後來，在赫德的調解下，雙方關係才算緩和，戈登也接受了部分獎勵。
究其原因，乃是“殺降”已經觸及西方人的價值底線。中國傳統雖然有“殺降不祥”的說法，但在戰爭實際中，卻並不真正重視，往往服從於情勢。
所以，從古至今，殺降現象可謂不絕於書。正因如此，曾國藩等人才會對李鴻章行為不加苛責，反而大加讚賞。
讀史品生活
蘇州殺降的故事，也就是李連杰和劉德華的電影《投名狀》的背景。
簡單地說，就是李鴻章以一個被曾國藩忽視的門生，獨赴上海籌兵創立淮軍。一年多時間連克嘉定、崑山等城，包圍太平天國在江浙最大的根據地蘇州。打下這座城，淮軍就成了可與湘軍並駕齊驅的軍隊，李鴻章也就完成了“成人禮”。志在必得。
（李鴻章實為一名梟雄，而非英雄）
蘇州地處江南，周邊水域眾多。要攻蘇州，必先有水師封鎖這些水域，方能杜絕對方援兵。協助李鴻章封鎖蘇州的淮揚水師，由湘軍將領黃翼升統領，軍餉由李鴻章供給。而早在當年（1863年）5月，曾國藩就下令，調這支水師北上，去安徽洪澤湖助剿。李鴻章一直拖到10月，逼得曾國藩下了最後通牒，以“參辦”相威脅。
於是，後無退路的李鴻章遂聯繫太平軍中一部分想要投降的首領，也就是“八王”郜永寬等人，全盤接受對方的三個條件。這才有蘇州之破，淮軍之立。
而這三個條件，實際上是無法兌現的。
哪三個條件？一，攻下蘇州後，留一半城池給這些降兵駐守；二，降兵編為二十營共一萬多人，領取軍餉；三，不剃髮。
這三條都很要命。淮軍一共只有兩萬人，焉能消化並掌控好一萬名荷槍實彈、佔據半座城池，而連頭髮都不剃，擺明隨時有可能反叛的敵人？就算沒有出事，朝廷追查下來，李鴻章也吃不了兜著走。殺降也就勢在必得，成了騙降。更何況，不久前淮軍在江蘇太倉被太平軍詐降，殺死千餘人，李鴻章的弟弟李鶴章幾乎喪命。
此次殺降，具體殺的人數多少已無可查驗，但可以肯定，沒有兩萬。兩萬人的淮軍怎麼能殺掉兩萬降兵？
根據歷史典籍記載，屠殺分兩次，一次是郜永寬等人殺的，一次是淮軍進城後殺的，每次各殺死約一千多人，主要是兩廣人——這些都是太平天國早期起事的骨幹，可能“革命意志”比較堅決，或讓人不放心。
（李連杰、劉德華主演電影《投名狀》的背景，正是這次殺降事件）
殺降之後，李鴻章又通過公關手段，對上編造一套說辭，說降將被殺是因為其心不誠，為防生變，搞定朝廷取得理解；對下安撫作保談判的英國將領戈登，既把其放在奏請封賞第二名的位置上，給個面子；又暫時不用其手下軍隊協助進攻，而是自行攻下無錫等地，示以利害。沒有釀成國際外交風波。
需要說明的是，戈登為此，一度拎著洋槍要找李鴻章決鬥，後拒絕朝廷為蘇州戰功封賞他的一萬兩白銀。最後無可奈何，提出要求：李鴻章必須到郜永寬等人的墳前哭祭。而李鴻章還真照著做了。
（英國軍人戈登，因其在中國幫助清朝鎮壓太平天國的傳奇經歷，而得外號“中國的戈登”。）
湖南著名史家譚伯牛先生對李鴻章的評價是：能如此大膽妄為、肆行其志，而又能收發自如、圓滿收場，其任事之勇、幹事之才，不得不令人佩服。但是，背信棄義、食言賣友，李鴻章正如梁啟超為其作的傳記中所形容的那樣，“好用小智小術”“於是而有慚德”，不得不令人鄙棄。
這一結論，不得不令人嗟嘆。三十年後甲午戰爭，李鴻章一手操辦的北洋海軍被日本打得灰飛煙滅，下半生操持的洋務運動被證明完全失敗，他不得不去日本談判投降，捱了一槍還賠了兩億兩白銀，割讓臺灣。結局如此悲慘，其中當然少不了他個人性格致命傷的緣故。嗟夫，信夫。
（李鴻章在電影《1894甲午大海戰》中的造型）
你怎麼知道的
李鴻章蘇州殺降，其實就是為了軍功，沒有其他更多的原因。
曾國藩和李鴻章都是因為鎮壓太平軍而起家，而蘇州之戰的時候，太平軍已經是快到了崩潰的地步。此時各個反對太平天國的勢力也就開始了“最後的衝刺”，當時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來，湘軍的功勞已經是無人可以撼動。
但是李鴻章覺得自己必須要讓曾國藩記住自己，更要讓淮軍成為清政府制衡湘軍的選擇，此時殺降就是為了軍功和立威。曾國藩當年願意幫助李鴻章，其實也是害怕自己樹大招風，所以得知李鴻章殺降之後，曾國藩是拍手稱快的。
並且當年曾國藩一直在表奏李鴻章的功勞，而李鴻章也樂於接受這樣的功勞，其實這其中涉及了許許多多的問題，最根本的就是清政府當時不相信這一群漢人，所以曾國藩自然知道不能一家獨大。而且李鴻章和曾國藩政治上的訴求是一樣的，所以兩個人才能一拍即合。
蘇州殺降這件事情放在整個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其實只是一場小的屠殺事件，只因為其引起了西方的關注而被世人記住。如果看看當年一些西方傳教士的記載，你就會發現當時不僅僅是殺降，屠殺平民也是經常發生。其實這也很正常，不這麼做軍餉又該怎麼來。
小司馬遷論史
自天京事變之後，洪秀全等人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由盛轉衰，到後期之時，只困守幾座孤城而已。其中，蘇州是太平天國除南京外最主要的重鎮之一，若能拿下，就如同斷其一臂，可打傷其根基。
其時蘇州的太平守軍有數萬之眾，對李鴻章的淮軍一方而言，強行攻打不易突破，但此時太平天國大勢已去，人心思變，城內以納王郜永寬為首的八王（太平天國後期濫封王爵，大大小小的王有幾千人）有投降之意。這些人一開始信不過李鴻章，後來是靠著“常勝軍”洋槍隊隊長戈登從中擔保，郜永寬等人殺掉守將，打開蘇州城門投降了李鴻章。
這蘇州八王投降清廷之後，滿心以為立了大功，可以向太后討賞做大官。2天之後，李鴻章在城中設宴宴請八王，他們卻沒想到這是李鴻章的“鴻門”宴。在酒席之中，李鴻章暗伏了數百精兵，等到酒過三巡，刀斧手一湧而出，把這醉醺醺的八位王爺一起就地解決了。
李鴻章在蘇州城誅殺獻城八王，以及屠戮已經放下武器的太平軍隊，引起朝野輿論的一片譁然。我國曆來有“殺降不祥”之說，古時候幾個殺降的將軍，如白起、項羽等人，都沒有落得好下場。朝中有人彈劾李鴻章，認為他此舉將使朝廷失去信譽，使本已放下武器的太平軍負隅頑抗，延長戰爭。
而對此最為氣憤的，乃是當時為蘇州太平軍作保的洋槍隊隊長戈登。戈登乃英國皇家軍事學院出身，有著根深蒂固西方契約精神和騎士精神的軍人。李鴻章蘇州殺降，無疑是重重打了他這個擔保人的臉，讓他名譽掃地。為此，戈登拿著一把手槍要去找李鴻章決鬥，挽回自己的名譽。狡猾的李鴻章自然是早就鞋底抹油，溜之大吉躲了起來，保住了一條性命。
為了挽回自己的政治前途，李鴻章連忙上書給朝廷，解釋自己殺降的原因。他說這蘇州八王雖然投降，但只交出了半座蘇州，在城裡另一半區域佈防。城中太平軍數倍於淮軍，若他們降而復叛，將重創清軍勢力。
為了緩和與戈登之間的緊張關係，李鴻章又在報紙上貼出公告，稱蘇州殺降一事是他自己一人的決定，與戈登無關。同時李鴻章還奏請朝廷封賞常勝軍。最後，戈登接受了清朝賞賜的黃馬褂和提督稱號，但拒絕了一萬兩白銀的賞賜，以示對李鴻章所作所為的不滿。
憑藉著高超的政治手段，李鴻章有驚無險地擺平了這次殺降事件。有了平定太平天國這一大功勞，李鴻章正式躋身清朝權力中樞，並在曾國藩、左宗棠等老臣去世後，開啟了一段屬於李鴻章的黃金時代。
然而，在李鴻章晚年時，中國甲午和庚子兩次戰敗，簽訂《馬關條約》時面部中彈險些喪命，簽訂《辛丑條約》後更是積勞成疾、一病不起，還背上了賣國賊的千古罵名。如此看來，由於當年的蘇州殺降之舉，李鴻章似乎也是沒有逃脫不得善終的命運。
搞哥讀史
1863年秋，李鴻章率三路淮軍圍攻蘇州，戈登的常勝軍亦一同助攻，太平軍則依託太湖結成水寨，據城頑守。
七月後，淮軍攻陷太湖東山，斷絕太平軍的蘇、浙水上交通。淮軍程學啟部與常勝軍先後攻佔永安橋、寶帶橋，逼近蘇州城。
在將蘇州團團圍住後，劉銘傳、李鶴章等部淮軍又將嘉興、湖州、無錫來援的太平軍一一擊退，程學啟部亦加緊攻擊並攻佔黃埭、滸墅關，直逼閶門，蘇州之圍遂成鐵桶。
十月中旬，淮軍各部開始總攻，太平軍在婁、齊、葑、盤四門外的營壘均被攻破。十月二十一日夜，已入蘇州城的忠王李秀成，見勢不妙出城而走。
而在此前，蘇州城中納王郜永寬等人自覺大勢已去，於是通過原太平軍降將、淮軍水師副將鄭國魁與清軍通款輸誠。
就在李秀成出逃的前夜，郜永寬與程學啟、鄭國魁、常勝軍統領戈登已密會於蘇州城外陽澄湖上，並達成獻城投降的約定。
作為投降條件，郜永寬提出三點：一是隻獻半城，“留半城屯其餘眾”、二是“編定廿營，照給餉”；三是“奏保總兵、副將官職，指明何省何任”。
本次約定，由戈登居間作保，程學啟折箭起誓不殺降將諸人，三項條件一概應允。
二十四日午後，郜永寬等人在慕王府議事廳將守城主將譚紹光殺死，並，又將其所部全部搜殺。
當晚，郜永寬等開齊門，獻譚紹光首級，迎清軍入城。
二十六日中午，郜永寬、伍貴文、汪安均、周文佳、範啟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為八人出城至淮軍副將龔生陽部大營謁見李鴻章。
李鴻章接見後，命左右捧出頂戴、官服，雲：“今日做我大清之官，好好立功。”八人見李信守承諾，不免有所放鬆。
之後，李鴻章大擺筵席，款待此八人。酒至半酣，李託故出帳。之後一聲炮響，程學啟率部衝入，誅此八人。之後，程學啟等部佈陣入城，將其餘眾盡數剿滅。
事後，作為保人的戈登大為惱怒，據說其提槍遍尋李鴻章而不得。
然而，如古語所云，殺降者不祥，僅一年後，程學啟即於嘉興中槍，重傷而死。
蘇州殺降，是太平軍覆亡的重要一環，歷來對此爭論不休。有說李鴻章不守承諾的，有說當斬草除根者，有說殺降亦非得已，叛軍難免反覆，等等，眾說紛紜。
在筆者看來，李鴻章之殺降，很可能是因為郜永寬半城相降，其認為不夠誠意，並企圖自保。既如此，留著仍是隱患，於是一不做二不休，簡單粗暴，剿滅為上策。
戰場即為搏命，一發而動全身，生死攸關，至於信譽如何，不計也。
是是非非，一言難盡，只待讀者自行判斷了。
坑爹史冊
李鴻章對八降酋動殺機的真正原因主要有三個，即“八王提出過分要求”、“為清廷洩忿”、“程學啟建議”，下面逐一說明。
(一)提過分要求
八王提出過分要求，是讓李鴻章動殺機的首要因素。蘇州受降事件談判的直接參與者主要是郜雲官、程學啟、鄭國魁和戈登四人，而“國魁弗知機事之密”，郜雲官死無對證。即便暫且拋開《駢誅八降酋片》，通過分析戈登、程學啟以及李鴻章、馬格里、赫德等當事人在殺降事件前後的言行也能印證此論正誤。
1863年12月2日19時程學啟立誓，戈登作保，郜雲官與程學啟正式談判定約，具體內容未見史料詳載，人們所熟知的只有《中興將帥別傳》所記“給雲官等二品武職，公(程學啟)與為誓，戈登證之，雲官益不疑”。而實際上最初的定約只有郜與程商定，尚未與另七王會談。納王有攜財退隱之意，但七王還想帶兵。不排除七王早有立二十營之意，只是沒來得及與程學啟詳細溝通。
對程學啟來說，他看中的是受降事件順利達成，至於條件可以受降後再說；對八王來說，受降事已被發覺(慕王被殺時衣袖中即藏有戈登與他的信函，信函中主要說明清軍對太平軍戰俘優待之政策，同時要求太平軍將領不要阻攔自願離開的歐洲人，這說明他已充分意識到八王預定的背叛行為)，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在受降條件上，《戈登在中國》一書中說，“(納王)只望獲准保全生命和財產；其他三王要求擔任統領，天將們要求營的管帶權。這些情況亟待他們(程學啟等)考慮”。說明八王與程想的並不一致，但在殺慕王之前，此矛盾尚未暴露。
《中興將帥別傳》與《忠義紀聞錄》等書都談到，殺慕獻首之後，大事初定。在正式受降儀式之前，八王向程學啟鄭重申明，“乞公(程學啟)請於李公要總兵副將官，署其眾為二十營，分屯閶、胥、盤、齊四門”。獻城投降之後，八王沒有俯首帖耳、戴罪立功之心，反而提出過分要求且讓程學啟立即兌現，程學啟必然感到為難。其實李鴻章原本也認可“(八王)殺慕逆以獻省城，厥功甚偉”，但八王所提要求的確過分，“圍困始降，毫無悔罪之意，仍多非分之求，將來斷不能遂其所欲，即斷不能無反側之心”。之後才有了“密白李公，恐不可制，必誅之”。
《戈登在中國》一書中記載，“程學啟告訴他，諸王向李鴻章提出了苛刻的條件，他們要求有權管轄半個城市，並統率兩萬人馬”。八王被殺後戈登初見程學啟，程說“納王要求統帶二千人，並駐守蘇州之半，以牆分隔，撫臺拒絕之”。程的態度表明，是八王提出“撫臺不能接受的要求”才被殺的。當事人戈登在殺降事件前後的態度轉變尤其值得關注，雖然有赫德的勸解，李鴻章七萬餉銀的撥付，馬格里、潘曾偉、李恆嵩等人的努力，但戈登與李鴻章重新和好，跟他本人對該事件進行調查後，形成李鴻章“情有可原”的印象是分不開的。
“既而戈登察系是等之事情。釋然解悟……乃再就指揮之職”；《赫德日記》中記載，1864年1月31日赫德在崑山見到戈登，戈登說“你差點又遇不到我，因為我今天快要去蘇州拜訪撫臺”。也就是說在赫德未對戈登進行勸解時，戈登對李鴻章做法已初步諒解，並決定去找李鴻章和解。是年2月14日清廷給戈登的函札，“照得蘇州一役辦理情由，現經本部院與戈總兵當面談論，彼此豁然”。
以戈登的人品和做人原則來看，如果李鴻章不是“情有可原”，而是純粹的濫殺無辜，很可能戈登會怒而走之。也就不可能有後來的戰場合作和延續不斷的國際“戰友情”。《馬格里爵士傳》中也說道，“(李鴻章)自己曾打算寬赦諸王，但他們提出了無法接受的條件，而且舉止狂妄，連長髮都未剃掉。這一切使他感到如予赦免，後患無窮，故而才下令處決，以免引起更多的糾紛和死傷”。
《赫德日記》中記載，1864年1月22日中午11時赫德來李鴻章新居(原蘇州城內忠王府)，“他(李鴻章)詳細敘述諸王執行死刑的情況，看來他做得對，而且有必要，並非預先策劃背信棄義行為的結果”。英國公使布魯斯在給戈登的信中指出，“我能夠理解李巡撫不肯承擔答應該項條件的責任，寧願認為他們是抗命的，根據他們的態度和所提的要求，那正是跟清帝國政府對抗。這一種舉動，儘管跟我們的想法相反，畢竟不能把它稱為蓄意而粗暴的背信棄義行為”。
英國人威爾遜也認為，“在當時情況下，他(李鴻章)下令把在他控制下的藐視他的權威的太平軍諸首領立即處決，那是不能按照司法觀點來嚴厲責備他的”。在清廷這方面，有恭親王親自為李鴻章辯解，“倘若不把諸王立即斬首，則不僅蘇州內的清軍將被殺的一個不留，而且此等賊酋部下的大批士卒，仍舊留在逆賊行列中，斯後更大規模的屠殺，勢將不可避免”。
不僅如此，李鴻章本人也保持著殺降有理的基本態度，他在1864年4月26日為程學啟請恤折中自信地談及“戈登雖偶反覆，久之公論自明，群疑遂釋”。由《駢誅八降酋片》可看出，八王所提過分要求主要為兩條：堅求立二十營，佔閶、胥、盤、齊四門；乞保總兵、副將實職。關於添立二十營佔據蘇城的問題。所謂“閶、胥、盤、齊四門”實際上就是大半個蘇州城，只剩東門一隅留給李鴻章，不要說李鴻章，就是清廷也絕無可能答應。
李鴻章在給其弟李鶴章的信中說，“欲割西南半城以處降眾，分東北半城以處官府。臥榻之前豈容他人鼾睡，致有尾大不掉之虞”。關於兌現實職的問題。對於降將，清軍從不輕易信任，往往進行必要的考驗。當年曾國荃收降程學啟時憂其變心，安排他在最危險的地方抵擋敵人援兵，“苦戰數月，陷安慶，他幹下了鷹犬功勞。曾國荃初時還怕他為變，到此才相信他”。
李鴻章曾言“熊建勳、陳殿選既真心歸順，與賊不能兩立，必當為我效命”。而且，清廷對降將的原則向來是先撫後察，論功行賞。對於事先許諾降將的優惠條件，李鴻章一向是看到實際行動才會兌現。他曾談到，“(對蔡元隆等降將)尊處權給札諭開導羈縻，以狐疑其眾，未始不妙……所稱優獎斷不能行，凡獻城頭目，至大以遊擊虛銜為度”。1863年1月18日李鴻章為駱國忠等上奏請獎，“遊擊周興隆與降將駱國忠……實屬膽氣過人。惟臣處兵力過單，無法往救，不知該遊擊等能否保守，未敢遽為請獎。應由臣酌核勞績，暫假以虛銜、軍功、頂戴，以資籠絡。果其力卻援賊，始終不渝，再查明在事出力人員，懇恩優予獎勵”。
直到4月27日才有朝廷上諭：“駱國忠……實屬出生入死，效忠不二，非尋常降眾可比，允宜破格施恩，以昭激勸。駱國忠著以副將用並賞加總兵銜，賞戴花翎”。
是年11月30日寄諭：“朱品隆將降眾挑留千人編立營哨交古隆賢管帶，責令立功贖罪。著即妥為撫馭，仍隨時留心防範，不可稍涉大意。古隆賢為賊中巨憝，本屬罪不容誅，既系自拔來歸，尚可予以自新，以期被脅各匪聞風效順。本日已明降諭旨，賞給遊擊銜並准將該部下頭目及辦理招撫將士查明獎勵。”
在李鴻章看來，是八王首先違背信義，仗著八人之眾，有要挾之意。八王顯然不明就裡，以為獻城後即刻就任官職。而李鴻章期望的卻是，八王歸順後通過奮勇殺敵立下功勳，再為其請賞。李鴻章一般不會因其為降將而有所怠慢或有失偏頗，如李鴻章屢次為降將駱國忠請獎，反倒被朝廷批評“請獎副將翎枝等職，未免過優”，強調“此後投誠之人，仍宜漸次保升，免貽諸將口實。且恐此軍驟膺顯秩，志得意滿，不復勉圖上進，不可不示以限制”。綜上所述，可以說，正是八王提出的“不能接受”的過分要求，才促使李鴻章動了殺機。
元謀微生活
1863年，李鴻章率領淮軍和洋槍隊圍攻蘇州。蘇州“四王”、“四將”與主帥譚紹光一直不和，在李鴻章的誘降下，殺掉譚紹光，向清軍投降。李鴻章兵不血刃拿下江蘇重鎮蘇州。
可是，李鴻章根本就沒有履行誘降時的承諾，而是設計殺害了“四王”、“四大天將”。與此同時，清軍在城內大開殺戒，城內數萬太平軍守軍在毫無戒備中被誅殺。
此事一出，輿論大譁。對於李鴻章殺降，則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論意見。
一種意見是朝廷內部，以曾國藩為代表。素來以“理學家”自居的曾國藩，高度讚揚此事，稱“此間近事，惟李少荃在蘇州殺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為眼明手辣”。
另一種意見來自西方列強，以洋槍隊統領戈登為代表。戈登知道李鴻章殺降的消息後，勃然大怒，還提槍去找李鴻章算賬。李鴻章惹不起這位洋大人，不得不躲了起來。
清軍虐殺投降和被俘的太平軍將士，在當時並不少見。1862年5月13日，《印度泰晤士報》上刊載了一篇由一位英國軍人撰寫的文章。這位英國軍人曾親眼目睹清軍在上海刑場上用慘酷之刑屠殺太平軍俘虜的一幕。文中寫道：“我跟一大群人去清軍屠殺俘虜的太平軍，這批俘虜是英法兩國軍事當局交給清朝方面處死的。英法的軍隊既然幫助清朝俘虜太平軍，自然他們也贊同清方這樣殘暴地屠殺俘虜。”
然而，這一次李鴻章蘇州殺降，為何惹怒了洋槍隊統領戈登？
我們得從頭說起。
在太平天國後期，太平軍在各個戰場節節敗退。1863年11月，李鴻章率領淮軍精銳部隊，在戈登統領的洋槍隊的配合下攻打重鎮蘇州。蘇州守將是慕王譚紹光，他率軍抵抗了清軍相當長時間。雙方互有損傷，形成了僵持的局面。
就在這時，戈登聽聞慕王譚紹光部下納王郜雲官、寧王周文佳、比王伍貴文、康王汪安均“四王”，以及汪花斑、張大洲、範啟發、張大洲“四天將”譚紹光不合，就和李鴻章商量，打算招降“四王”“四將”，從而不戰而屈人之兵。
雙方經過數輪談判，最終達成協議。戈登也參加了談判。12月4日晚，“四王”“四將”殺害了譚紹光，向清軍投降。
可是，當清軍進城後，“四王”“四將”提出要求，受降太平軍仍由他們率領，其編制為二十營，並向清廷保奏其總兵和副將之職。
這令李鴻章頓起殺心。12月5日當晚，李鴻章在清軍大營中設宴招待“四王”“四將”。就在觥籌交錯之中，一隊預先埋伏的刀斧手衝進來，將“四王”“四將”盡數殺害。隨後，清軍對矇在鼓裡的太平軍俘虜大肆屠殺……
戈登很快就獲知了消息。他極為憤怒，因為，正是他一手策劃了整個受降談判，同時又是“四王”“四將”的保證人，確保他們在投降後不會遭到清軍的報復。李鴻章的殺降，致使戈登陷於不信不義的境地。
戈登是一個典型的英國人，為人處事帶著濃厚的西方色彩。他極為看重信譽，秉持契約精神。在他看來，李鴻章蘇州殺降，連帶著讓他的個人聲譽都受到極大的損傷，是堅決不能忍受的。
所以，戈登憤怒地要找李鴻章算賬，還揚言要召集洋槍隊進攻清軍，並將獲得的城池還給太平軍。同時，上奏清廷，要求罷免李鴻章的職務。
除了戈登，連西方列強都驚動了，惹出了一場不大不小的外交風波。當時，英國政府以及上海領事館都予以強烈譴責，暫停了洋槍隊對清軍的援助。
戈登的憤怒，英國的譴責，都是李鴻章及其清朝朝廷無法理解的。他們認為，不就是殺幾個降將嗎？以前殺過，現在會殺，以後也免不了這種情形，有啥了不起？因此，這次李鴻章蘇州殺降，清朝沒有因戈登和英國政府的責難而下罪李鴻章，反而給他賞銀升官。
唯一的變化是，李鴻章蘇州殺降後，清朝迫於外界的壓力，減少了虐殺戰俘的行為。從這一點而言，倒是頗有積極意義的。
勇哥讀史
我直接從我寫的《晚清第一帥：左宗棠評傳》這本書摘登了，正好談這個問題：
蘇州乃是當時江蘇的首府，是江蘇巡撫的駐紮地（南京為兩江總督駐紮地），因此，太平軍積聚了數萬兵力守衛。李鴻章認為，蘇州城賊眾甚多，最好是裡應外合。原因很簡單，如果蘇州被攻佔，那麼整個江蘇都將為之震動，那麼，南京城內的洪秀全將面臨被圍困的危險。因此，幕王譚紹光（1835年—1863年，廣西桂平人，壯族）下了死命令堅守。太平軍作戰極為英勇，即使是洋槍隊也對他們非常懼怕。
正如洋槍隊的首領戈登對程學啟所說“在11月27日和29日兩次戰役中，我的官兵死傷太多，你們不能希望我可以打下蘇州，太平軍只要在那座長七碼的大橋上稱作抵抗，就可以把我們擊潰，因此，我盼望李撫臺盡力贊助談判”。
面對著戰鬥意志極為高昂的蘇州太平軍守軍，一生精於考量的李鴻章不得不耐下心來，比他更積極的則是戈登，他積極聯絡太平軍降將事宜。李鴻章對此也表示支持，先是勸降了徐佩瑗，結果徐佩瑗聯絡叛降的過程中，被蘇州太平軍譚紹光偵破殺之。
此時，太平軍中還有納王郜永寬、康王汪安鈞、寧王周文嘉、比王伍貴文、天將張大洲、汪有為、範起發、汪懷武等有意投降，但他們很懼怕清廷會秋後算賬，因此，屢次試探間終於決定投降。同治二年十月十八（1863年11月28日）“納王”郜永寬派“康王”汪安鈞與戈登、太平天國叛將程學啟密談。戈登作為擔保人保證：保住性命的前提下給郜永寬二品武職，其手下各有封賞。
起初他們約定趁譚紹光上城觀察敵情時不備，將他從城牆上推下，這樣就可以活捉譚紹光。但因為譚紹光截獲了戈登寫的幾封勸降信，叛徒們決定先下手為強殺死譚紹光。譚紹光的本部人馬僅佔蘇州太平軍的四分之一，因此，譚紹光正在合計如何既勤殺叛將，又能安撫絕大多數的太平軍將士的軍心。然而，未及想出，譚紹光即被殺害。
12月4日午餐後，在與譚紹光商議軍情之時，八人下手殺害了譚紹光。緊隨其後，八人迅速解決了譚紹光的親信，蘇州城被叛軍掌控。5日，淮軍進入蘇州。然而令戈登和太平軍叛將們沒有想到的是，清軍在接收了5萬多名降兵降將之後卻突然大開殺戒。
戈登聽說這件事情後，拿著槍就要殺李鴻章，李鴻章連忙躲了起來。見找不到李鴻章，戈登下了最後通牒：李鴻章必須下臺，否則將率領“常勝軍”進攻淮軍，將由“常勝軍”佔領的城池交回給太平軍。與此同時，英國駐華陸軍司令伯朗也從上海趕到崑山，密商將“常勝軍”的指揮權收到英方手中。李鴻章連忙請求好朋友英國人赫德出面向英方解釋，最終此事不了了之。戈登的“常勝軍”也被裁撤。
李鴻章解釋了殺降的原因：投降的太平軍有20多萬人，郜永寬等人堅決要求要保留二十個營的武裝，同時，要把叛降人員都給付實職。顯然，這些要求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因此，為防事變，只好殺了他們。左宗棠對於李鴻章的做法表示了不滿，但在公開場合並未與其爭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