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尽了世间所有的繁华
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上所摄肖像
身穿提督武官服以及赏赐黄马褂的戈登
首先，让我们来简单还原一下这起历史事件的经过：
1863 年春，李鸿章率淮军和 常胜军 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山，吴江，江阴等处，于11 月中旬准备进攻苏州。苏州城内太平守军在慕王谭绍光的领导下浴血奋战，打退了清军一次又一次进攻，但谭绍光手下守城的太平军将领有纳王郜云官 ( 郜永宽) 康王汪安均，宁王周文佳，比王伍贵文这四王，以及张大 洲，汪 花 班，汪 有 为，范 启 发四名天将，他们控制着苏州城内四分之三的兵力和六个城门中的四个 ( 指阊，胥，盘，齐四门。戈登通过苏州城内由常胜军叛逃过去的白齐文所带洋兵了解到，四王四天将与慕王不合，而且郜云官尚有投降之意，所以开始居中商议献城投降事宜：“密介副将郑国魁，为请于鸿章，乞反正，许之”
具体时间线为：
11 月 28 日程学启告知戈登，纳王等要求安排投降事宜郜云官派康王汪安均与戈登，程学启初次谈判，商定在两军对垒时将慕王关于城门之外，后因忠王李秀成到来而作罢。
11月30 日：戈登，程学启与纳王派出的三天将谈判，以生擒忠王和慕王为条件
12月1日：李秀成率部离开苏州
12月2日：晚间，戈登与纳王郜云官见面，程学启，郑国魁在座，戈登只负责保证纳王安全，谈判具体细节时避开，双方约定投诚时刻，四王四天将以及部署以头裹白巾为标志
12月4日：李鸿章派遣密使转告纳王，慕王谭绍光不能留下，于是四王四天将决定改绑架献俘为刺杀。下午两时，慕王与四王在军务会议上发生口角，康王汪安均趁机举刀行刺，天将汪有为割其首级。当晚郜云官禀求清军调兵入城，郑国魁带队入城助剿，慕王手下千余人被杀。
12月5日：早晨8时，纳王献慕王谭绍光人头至程学启大营，并打开盘门，阊门放淮军程学启，黄翼升部入城，再杀慕王部下数千，太平军中追随慕王的其余“两广老兄弟”从城西各门被逐出。9时，戈登会见李鸿章，提出既然苏州已经攻陷，请李为常胜军发两个月军饷，其中一个月为欠饷，多余数目用于安置常胜军伤病退役军人，否则自己将辞职。15 时，戈登进城到纳王府会见八王，八王对投降事宜 深为满意。16 时程学启见戈登，声称李鸿章只同意多支一月军饷，并说明李鸿章正上奏朝廷表示宽恕降将及其部下，并邀请戈登参加四王四天将的受降典礼，被戈登婉拒，同时，戈登决定暂时留任。
12月6日：戈登命常胜军部队开回昆山，并派遣卫队保护李鸿章官船，以免部分索饷官兵前来骚扰，投降的四王四天将前往李鸿章大营投降献城。中午12时，李鸿章在娄门外设宴，四王四天将被埋伏的淮军兵弁所杀。17时，戈登与翻译进苏州，得知投降诸将被杀，怒火中烧，携卫队试图当面与李鸿章对质，并留下书信，作为最后通牒。并召集常胜军士兵，声称如果清廷不对这种背信弃义行为做出处置，则常胜军不再为其服务。直到2月1日，双方才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调停下和解。
那么，为什么李鸿章会做出杀降举动呢？他自己在这一阶段的书信奏折中，不断地提及“滥杀降众，必坚其必死之心云云。此前攻打南汇，常熟，其得力处，不仅在于淮军和常胜军的火力，也在招降这一面大旗:太平军将领吴建瀛,骆国忠等退出城池，谨受约束李鸿章允许二人保留部分军队，随淮军攻战。李鸿章善待降将的口碑，无疑是八王愿意投降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在此之前，李鸿章也未曾有食言，杀降事件发生，所收太平军降将，也没有发生再次复叛的先例。另外，到了战争后期，招降太平军，也是清王朝政策的主轴，1863年1月，清廷就明发上谕：果能于城池未下之先诚心归顺者，无论其从贼之久暂，均一律准其投诚。将军械马匹呈缴后，该大臣等酌留所部，令其随同剿贼倘有不愿随营，即饬地方官递送回籍”
目前，历史学术界对于李鸿章苏州杀降的原因，不外乎四种:预谋杀降将论;程学启主导论; 报复常胜军论; 贪降将资财论,但仔细来看每一种都有瑕疵。
1.预谋杀降论：最先由常胜军指挥官戈登在书信回忆录中提出，认为这一行动是李鸿章和程学启事先预谋好的。但种种迹象表明李鸿章与程学启直到5 日下午前尚未决定杀降，因为5 日下午 16 时程学启专程告诉戈登，李鸿章正在起草奏折，决定宽恕降将及其部下，并邀请戈登参加受降典礼。由此可以推断，如果李鸿章程学启要杀降，完全不用通知戈登参加典礼，自己在典礼上直接动手就完了。所以说后来各种资料所记载，纳王等人提出了自己统领添立二十营，奏保副将以上官职等“苛刻条件”，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后，由此导致李鸿章感到条件过于苛刻，断不能答应，遂与程学启密商，决定先下手为强，采用诛杀之计。
2.程学启主导论：这种说法来自清史人物传 如《中兴将帅别传》 与 《忠义纪闻录》，说程学启为主谋，主动以唯恐八人反复，苏州城太平军降人人数众多，不好统御为理由，主动要求派自己动手，李鸿章犹豫许久方从之。从今天角度看，这些记述基本上是在“为尊者讳”，首先，以李鸿章的地位和性格，不会听任自己统御的军将威逼，再改主意。第二，如果是程学启主导，则诛杀之时，他不可能不在现场调度指挥，而实际上，受降典礼上程学启并未出现，主持的是李鸿章本人。第三，根据戈登的记述，屠杀第二天见到程学启时，对方面色苍白，失魂落魄，如果是程本人主导，其精神状态也不可能这样。
3.报复常胜军论：这种观点主要见于王洪运等研究者，认为李鸿章与戈登的矛盾因军饷与指挥问题而起，李鸿章拿准了戈登身上英国军人与绅士的荣誉感，在戈登担任了纳王投降的保人后，杀害纳王等降人，以此打击戈登的声誉，逼迫其出走。
但这种说法也不大靠得住，此时，常胜军固然欠军饷，淮军也欠着，李鸿章自己在11月19日的《复浙江抚台曾》中就说：”敝处分布太广，添募愈多，水陆将七万人，每月仅放半饷”甚至自嘲 “已作债帅，只好债多不愁”。另外，戈登和李的关系大体上是和谐的，在奏折中，李鸿章经常称赞戈登的勇敢，坦诚，恭顺以及他的军事才能。另外，苏州攻陷后，清廷下旨，赏赐戈登头等功牌，赏银一万两，这个经常被一些历史研究者拿出来说事儿，说是因杀降事件对戈登的安抚，但是此时，李鸿章关于杀降事件的报告《骈诛八降酋片》还没抵达北京，所以说也并不成立。反过来说，只是在苏州事件之后，李鸿章和戈登的矛盾才逐渐明显扩大，尽管如此，在随后攻克常州的战斗中，淮军和常胜军的配合依旧默契，这也说明两人之间的共事关系，没有收到所谓私人恩怨的太大影响。
4.贪降将资财论：这个就很牵强，即使李鸿章贪财，或者急需苏州城中财富补充军饷，也不用杀人，只要与8降将商议即可，苏州城破，八人连性命都在李鸿章手中，何况私藏之财。另外，李鸿章在事后，给曾国荃的信中所“各军犒赏口粮积欠百余万，穷乃更甚，尚无多佐军食”也从侧面说明，攻占苏州后，城中所存钱粮也不丰裕。
对于这件事的自我辩解和陈述，12月13日李鸿章撰写了《骈诛八降酋片》，从逻辑上分析，这份奏折里的掩饰和粉饰之词不少，比如苏州投降的太平军人数，实际大约在2万到2.5万，但李鸿章为了强调自己杀降有理，知道朝廷最恐惧“尾大不掉”，把数字扩充到10万，从而证明自己“擒贼先擒王”，杀降后可以顺利遣散处理如此多的降兵，是正当的。另外，李鸿章关于8位降将中有人未曾剃发，就认为其桀骜不驯的说法，也是小题大做。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八人要求自己被授予副将以上官职，必须是实缺，并拒绝遣散部下，要求编为20营，还要求分屯阊胥盘齐四门险要之处。大家都知道，太平天国战争打到最后，因为军功，湘军淮军之中已经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提督，总兵，参将等高级军官，全国上下根本没有那么多实缺，只能以记名形式存在，更何况新投降的降将？再说控制四城门之举，也让人心生窦疑
另外有些人提出，对于投降8将，有不臣之心，也可以先拘禁起来。但这样看来也有点书生之见，李鸿章的理由很明确，这一点海关税务司赫德在日记也分析说，把8将拘禁起来，只会让苏州城里的其他太平军降人更加惊慌疑虑，可能产生更大的动乱，比如关上城门复叛，已经入城的部分清军将遭遇灭顶之灾。
当然，李鸿章的奏折，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毕竟身为江苏巡抚加淮军统帅，已经出人头地，官场上无数同僚正在盯着自己，一个不慎被抓住把柄，自己的仕途前程也会大受影响。清廷对这批降将的下落和安置是非常关注的， 李鸿章在上了《克复苏州折》和《骈诛八降酋片》后，清廷不断下旨追问，降将降兵如何安置，这时候，夸大细节可以，但完全伪造事实，则为大行险。
所以综上所述，李鸿章在苏州克复后突然决定杀降，是受2个原因综合影响的1.投降的纳王等八将提出了过分要求：统带20营，实授副将以及控制四座城门。戈登在回忆录中也说，纳王等八人要求“有权管辖半个城市，并统率两万人马”，英国公使布鲁斯在给戈登的信中指出：”我能够理解李巡抚不肯承担答应该项条件的责任，宁愿认为他们是抗命的，根据他们的态度和所提的要求，那正是跟清帝国政府对抗。这一种举动，尽管跟我们的想法相反，毕竟不能把它称为蓄意而粗暴的背信弃义行为”
同样，在李鸿章看来，降将的模范表现，应该是投降后自请为先锋，奋勇杀敌或劝降昔日同僚，从而赢得自己的信任，如程学启，骆国忠，而不是像纳王这样，商定投降后大谈条件。
2.程学启的建议：程学启的角色非常微妙，他既是淮军中的统军大将，李鸿章倚仗的肱股，也是从前太平军的降人，如何处置和之前程学启情况相同的纳王等人，程的意见非常重要。李鸿章在奏折中也说：程学启谓曾在贼中，熟知情伪，此辈罪孽重大，杀数头目即可解散余众，保全实多，臣毅然诛其酋，散其党，其能谋能断，亦近时武将所罕见”
如果仔细分析，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正因为程学启身上的“太平军”污点，那么李鸿章在向他询问在如何处置纳王等人时，回答就必须非常小心翼翼，如果他观察到李鸿章杀心已定，那么这时再苦劝不可杀降，别说纳王等人的命无法挽回，自己的前途都会堪忧。反过来说，如果李鸿章没有杀降之意，程学启也不好意思主张杀降，否则就会给李鸿章落下“心狠手辣”“过河拆桥”的印象。
综上所述，如果李鸿章曾经询问程学启的意见，实际上等于老谋深算的李鸿章给程学启挖了一个坑：无论是杀是留，程学启都不能不赞同，但只要意见一出口，程学启就为李鸿章背了一半锅，毕竟他既是军中大将，又是“曾在贼中”的污点派嘛！ 整个事件过程，从咨询程学启，到杀纳王八人，最后安抚戈登，李鸿章的这手官场厚黑学，可以说运用得出神入化。
晴天有时下猪
苏州杀降是太平天国末期的一次重大事件，这次事件的出现标致着太平天国在苏南根据地的覆灭，为清廷剿灭太平天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大功告成后，清军却发现苏州城内的一些异常情况，先是郜永宽等降兵依然没有剃发，其次是兵卒中的二十多万中，有十万依然装备精锐，富有战争能力，其实清军谎报十倍，城中可战者不过万余；然后是苏州城内各大街巷都有石堆垒起，设立关卡，这种种迹象是否表明了郜永宽等人的不诚意？随时在怀疑清廷对他的承诺，为自己回归太平天国留后路呢？联想到自己的弟弟李鹤章在几个月前的太仓受降时，因为太平军的诈降而腿部中弹，差点丢掉性命这件事后，李鸿章不寒而栗，疑心越来越重，最后冒出了设计处死这八个降将的想法，目的是防止郜永宽等人的再次叛变。
为了杀死以郜永宽为首的八降将，李鸿章设下宴席，邀请郜永宽等来赴宴，并准备在宴席中将其杀死。在接到李鸿章的邀请后，郜永宽等人欣然允诺，却不知李合肥设下的是一场要自己性命的鸿门宴。
次日，郜永宽在李鸿章设的宴席中出席，八人就座后，开始喝起酒来。酒席间，李鸿章让身边的八个武弁手捧红顶花领的武服递呈八人，郜永宽等人正要接受时，武弁们随即拨出腰刀砍杀了郜永宽等八个降将。终于，李鸿章实施了他杀降的行动。接着城内降卒皆屠，具体多少已难考证，一般认为两万多。
万清轩居士
【文史知识局03期·历史小组】
李鸿章在这件事上的残忍程度不输“曾剃头”，被外国人称为“亚洲野蛮人”！
1、
苏州乃江南重镇，历来备受重视。忠王李秀成苦心经营，想把它建设成为第二个天京。
1863年春，由李鸿章淮军和戈登“常胜军”组成的中外联合部队相继攻下常熟、太仓、昆新、吴江、江阴后，终于兵临苏州城下。
太平军主将谭绍光（慕王）率众进行殊死抵抗，一次次击退来犯之敌。眼看久攻不下，伤亡惨重，李鸿章转而谋求“智取”之法。
恰巧，戈登通过内线获得一个绝密信息。
守城的太平军将领除谭绍光外，还有“四王”和“四大天将”，这八人控制着苏州城内四分之三的兵力和六个城门中的四个，而且与主帅谭绍光素来不和，尤其是郜永宽，已经表露出投降之意。
2、
戈登遂向李鸿章建议，采取诱降策略，兵不血刃攻克苏州，获得李鸿章同意。
因为，淮军攻城主将程学启本来就是太平军降将，他手下副将郑国魁更与郜永宽等人颇为熟悉。
经过一番秘密联络和谈判，双方约定：郜永宽献上谭绍光首级以及整个苏州城，李鸿章则保郜及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的人一定官职，由戈登居中担保。
12月5日，郜永宽遵守承诺，将谭绍光首级献上，打开苏州城门迎清军入城。没想到，惨剧就此上演。
太平军八大降将满怀希望、兴致勃勃来到李鸿章营中，参加“升职”宴会，李鸿章命人奉上红顶花翎，八将不知是计，遂起身接受，士兵手起刀落，八颗人头滚落在地。
与此同时，一场屠杀在苏州城内悄然展开，凡带南京口音者，“不分良莠尽杀”，眨眼间，数万首级纷纷落地，一代历史文化名城变为死城。
3、
李鸿章之心狠手辣，实不输“曾剃头”！
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洋洋得意地说，这次“拴杀伪王六，伪天将五，皆忠逆部下悍党，稍可自娱”。
在给郭嵩焘的信中则说，这次“苏州、无锡苦战数月而得之，所以少惬意者，诱斩六伪王四天将，而解散忠党二十万之众”。
曾国藩称赞说：“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朝廷也称：“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
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杀降事件时常发生，在朝廷和这些大臣眼中，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
4、
其实，李鸿章之前并无杀降行为，而且屡次提拔表现良好的降将。
此次反常表现，与“八王提出过分要求”、“为清廷泄忿”以及“程学启建议”有关。此外，自己的弟弟弟李鹤章在几个月前太仓受降时，因太平军诈降而腿部中弹，差点丢掉性命，这也是重要原因。
让李鸿章没想到的是，这件“稍可自娱”的小事，竟然引起戈登的强烈反应。
李鸿章的背信弃义，让居中担保的戈登勃然大怒，当时就提着洋枪要来找他算账，李鸿章则避而不见。
戈登留下一份最后通牒，声称李鸿章必须下台，否则自己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还要把已经攻占的城池交还给太平军。他率军返回昆山，同时上书英国驻华公使，说明情况，要求英国政府进行干预。
5、
李鸿章起初很强硬，称：“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
没想到，外国领事馆官员集体谴责李鸿章，称他是“亚洲野蛮人”，认为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外国将考虑不再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
老成的李鸿章这时才慌了手脚，赶忙进行各种解释和补救，好不容易才挽回局势，没有引发大的中外矛盾。
攻克苏州城，清廷论功行赏，给戈登的“常胜军”白银一万两加“头等功牌”。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嗜钱如命的家伙，竟然拒绝了所有奖励！
6、
在清廷看来，这是对自己的巨大侮辱，简直无法忍受。后来，在赫德的调解下，双方关系才算缓和，戈登也接受了部分奖励。
究其原因，乃是“杀降”已经触及西方人的价值底线。中国传统虽然有“杀降不祥”的说法，但在战争实际中，却并不真正重视，往往服从于情势。
所以，从古至今，杀降现象可谓不绝于书。正因如此，曾国藩等人才会对李鸿章行为不加苛责，反而大加赞赏。
读史品生活
苏州杀降的故事，也就是李连杰和刘德华的电影《投名状》的背景。
简单地说，就是李鸿章以一个被曾国藩忽视的门生，独赴上海筹兵创立淮军。一年多时间连克嘉定、昆山等城，包围太平天国在江浙最大的根据地苏州。打下这座城，淮军就成了可与湘军并驾齐驱的军队，李鸿章也就完成了“成人礼”。志在必得。
（李鸿章实为一名枭雄，而非英雄）
苏州地处江南，周边水域众多。要攻苏州，必先有水师封锁这些水域，方能杜绝对方援兵。协助李鸿章封锁苏州的淮扬水师，由湘军将领黄翼升统领，军饷由李鸿章供给。而早在当年（1863年）5月，曾国藩就下令，调这支水师北上，去安徽洪泽湖助剿。李鸿章一直拖到10月，逼得曾国藩下了最后通牒，以“参办”相威胁。
于是，后无退路的李鸿章遂联系太平军中一部分想要投降的首领，也就是“八王”郜永宽等人，全盘接受对方的三个条件。这才有苏州之破，淮军之立。
而这三个条件，实际上是无法兑现的。
哪三个条件？一，攻下苏州后，留一半城池给这些降兵驻守；二，降兵编为二十营共一万多人，领取军饷；三，不剃发。
这三条都很要命。淮军一共只有两万人，焉能消化并掌控好一万名荷枪实弹、占据半座城池，而连头发都不剃，摆明随时有可能反叛的敌人？就算没有出事，朝廷追查下来，李鸿章也吃不了兜着走。杀降也就势在必得，成了骗降。更何况，不久前淮军在江苏太仓被太平军诈降，杀死千余人，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几乎丧命。
此次杀降，具体杀的人数多少已无可查验，但可以肯定，没有两万。两万人的淮军怎么能杀掉两万降兵？
根据历史典籍记载，屠杀分两次，一次是郜永宽等人杀的，一次是淮军进城后杀的，每次各杀死约一千多人，主要是两广人——这些都是太平天国早期起事的骨干，可能“革命意志”比较坚决，或让人不放心。
（李连杰、刘德华主演电影《投名状》的背景，正是这次杀降事件）
杀降之后，李鸿章又通过公关手段，对上编造一套说辞，说降将被杀是因为其心不诚，为防生变，搞定朝廷取得理解；对下安抚作保谈判的英国将领戈登，既把其放在奏请封赏第二名的位置上，给个面子；又暂时不用其手下军队协助进攻，而是自行攻下无锡等地，示以利害。没有酿成国际外交风波。
需要说明的是，戈登为此，一度拎着洋枪要找李鸿章决斗，后拒绝朝廷为苏州战功封赏他的一万两白银。最后无可奈何，提出要求：李鸿章必须到郜永宽等人的坟前哭祭。而李鸿章还真照着做了。
（英国军人戈登，因其在中国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传奇经历，而得外号“中国的戈登”。）
湖南著名史家谭伯牛先生对李鸿章的评价是：能如此大胆妄为、肆行其志，而又能收发自如、圆满收场，其任事之勇、干事之才，不得不令人佩服。但是，背信弃义、食言卖友，李鸿章正如梁启超为其作的传记中所形容的那样，“好用小智小术”“于是而有惭德”，不得不令人鄙弃。
这一结论，不得不令人嗟叹。三十年后甲午战争，李鸿章一手操办的北洋海军被日本打得灰飞烟灭，下半生操持的洋务运动被证明完全失败，他不得不去日本谈判投降，挨了一枪还赔了两亿两白银，割让台湾。结局如此悲惨，其中当然少不了他个人性格致命伤的缘故。嗟夫，信夫。
（李鸿章在电影《1894甲午大海战》中的造型）
你怎么知道的
李鸿章苏州杀降，其实就是为了军功，没有其他更多的原因。
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是因为镇压太平军而起家，而苏州之战的时候，太平军已经是快到了崩溃的地步。此时各个反对太平天国的势力也就开始了“最后的冲刺”，当时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湘军的功劳已经是无人可以撼动。
但是李鸿章觉得自己必须要让曾国藩记住自己，更要让淮军成为清政府制衡湘军的选择，此时杀降就是为了军功和立威。曾国藩当年愿意帮助李鸿章，其实也是害怕自己树大招风，所以得知李鸿章杀降之后，曾国藩是拍手称快的。
并且当年曾国藩一直在表奏李鸿章的功劳，而李鸿章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功劳，其实这其中涉及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清政府当时不相信这一群汉人，所以曾国藩自然知道不能一家独大。而且李鸿章和曾国藩政治上的诉求是一样的，所以两个人才能一拍即合。
苏州杀降这件事情放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其实只是一场小的屠杀事件，只因为其引起了西方的关注而被世人记住。如果看看当年一些西方传教士的记载，你就会发现当时不仅仅是杀降，屠杀平民也是经常发生。其实这也很正常，不这么做军饷又该怎么来。
小司马迁论史
自天京事变之后，洪秀全等人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由盛转衰，到后期之时，只困守几座孤城而已。其中，苏州是太平天国除南京外最主要的重镇之一，若能拿下，就如同断其一臂，可打伤其根基。
其时苏州的太平守军有数万之众，对李鸿章的淮军一方而言，强行攻打不易突破，但此时太平天国大势已去，人心思变，城内以纳王郜永宽为首的八王（太平天国后期滥封王爵，大大小小的王有几千人）有投降之意。这些人一开始信不过李鸿章，后来是靠着“常胜军”洋枪队队长戈登从中担保，郜永宽等人杀掉守将，打开苏州城门投降了李鸿章。
这苏州八王投降清廷之后，满心以为立了大功，可以向太后讨赏做大官。2天之后，李鸿章在城中设宴宴请八王，他们却没想到这是李鸿章的“鸿门”宴。在酒席之中，李鸿章暗伏了数百精兵，等到酒过三巡，刀斧手一涌而出，把这醉醺醺的八位王爷一起就地解决了。
李鸿章在苏州城诛杀献城八王，以及屠戮已经放下武器的太平军队，引起朝野舆论的一片哗然。我国历来有“杀降不祥”之说，古时候几个杀降的将军，如白起、项羽等人，都没有落得好下场。朝中有人弹劾李鸿章，认为他此举将使朝廷失去信誉，使本已放下武器的太平军负隅顽抗，延长战争。
而对此最为气愤的，乃是当时为苏州太平军作保的洋枪队队长戈登。戈登乃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出身，有着根深蒂固西方契约精神和骑士精神的军人。李鸿章苏州杀降，无疑是重重打了他这个担保人的脸，让他名誉扫地。为此，戈登拿着一把手枪要去找李鸿章决斗，挽回自己的名誉。狡猾的李鸿章自然是早就鞋底抹油，溜之大吉躲了起来，保住了一条性命。
为了挽回自己的政治前途，李鸿章连忙上书给朝廷，解释自己杀降的原因。他说这苏州八王虽然投降，但只交出了半座苏州，在城里另一半区域布防。城中太平军数倍于淮军，若他们降而复叛，将重创清军势力。
为了缓和与戈登之间的紧张关系，李鸿章又在报纸上贴出公告，称苏州杀降一事是他自己一人的决定，与戈登无关。同时李鸿章还奏请朝廷封赏常胜军。最后，戈登接受了清朝赏赐的黄马褂和提督称号，但拒绝了一万两白银的赏赐，以示对李鸿章所作所为的不满。
凭借着高超的政治手段，李鸿章有惊无险地摆平了这次杀降事件。有了平定太平天国这一大功劳，李鸿章正式跻身清朝权力中枢，并在曾国藩、左宗棠等老臣去世后，开启了一段属于李鸿章的黄金时代。
然而，在李鸿章晚年时，中国甲午和庚子两次战败，签订《马关条约》时面部中弹险些丧命，签订《辛丑条约》后更是积劳成疾、一病不起，还背上了卖国贼的千古骂名。如此看来，由于当年的苏州杀降之举，李鸿章似乎也是没有逃脱不得善终的命运。
搞哥读史
1863年秋，李鸿章率三路淮军围攻苏州，戈登的常胜军亦一同助攻，太平军则依托太湖结成水寨，据城顽守。
七月后，淮军攻陷太湖东山，断绝太平军的苏、浙水上交通。淮军程学启部与常胜军先后攻占永安桥、宝带桥，逼近苏州城。
在将苏州团团围住后，刘铭传、李鹤章等部淮军又将嘉兴、湖州、无锡来援的太平军一一击退，程学启部亦加紧攻击并攻占黄埭、浒墅关，直逼阊门，苏州之围遂成铁桶。
十月中旬，淮军各部开始总攻，太平军在娄、齐、葑、盘四门外的营垒均被攻破。十月二十一日夜，已入苏州城的忠王李秀成，见势不妙出城而走。
而在此前，苏州城中纳王郜永宽等人自觉大势已去，于是通过原太平军降将、淮军水师副将郑国魁与清军通款输诚。
就在李秀成出逃的前夜，郜永宽与程学启、郑国魁、常胜军统领戈登已密会于苏州城外阳澄湖上，并达成献城投降的约定。
作为投降条件，郜永宽提出三点：一是只献半城，“留半城屯其馀众”、二是“编定廿营，照给饷”；三是“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
本次约定，由戈登居间作保，程学启折箭起誓不杀降将诸人，三项条件一概应允。
二十四日午后，郜永宽等人在慕王府议事厅将守城主将谭绍光杀死，并，又将其所部全部搜杀。
当晚，郜永宽等开齐门，献谭绍光首级，迎清军入城。
二十六日中午，郜永宽、伍贵文、汪安均、周文佳、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八人出城至淮军副将龚生阳部大营谒见李鸿章。
李鸿章接见后，命左右捧出顶戴、官服，云：“今日做我大清之官，好好立功。”八人见李信守承诺，不免有所放松。
之后，李鸿章大摆筵席，款待此八人。酒至半酣，李托故出帐。之后一声炮响，程学启率部冲入，诛此八人。之后，程学启等部布阵入城，将其余众尽数剿灭。
事后，作为保人的戈登大为恼怒，据说其提枪遍寻李鸿章而不得。
然而，如古语所云，杀降者不祥，仅一年后，程学启即于嘉兴中枪，重伤而死。
苏州杀降，是太平军覆亡的重要一环，历来对此争论不休。有说李鸿章不守承诺的，有说当斩草除根者，有说杀降亦非得已，叛军难免反复，等等，众说纷纭。
在笔者看来，李鸿章之杀降，很可能是因为郜永宽半城相降，其认为不够诚意，并企图自保。既如此，留着仍是隐患，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简单粗暴，剿灭为上策。
战场即为搏命，一发而动全身，生死攸关，至于信誉如何，不计也。
是是非非，一言难尽，只待读者自行判断了。
坑爹史册
李鸿章对八降酋动杀机的真正原因主要有三个，即“八王提出过分要求”、“为清廷泄忿”、“程学启建议”，下面逐一说明。
(一)提过分要求
八王提出过分要求，是让李鸿章动杀机的首要因素。苏州受降事件谈判的直接参与者主要是郜云官、程学启、郑国魁和戈登四人，而“国魁弗知机事之密”，郜云官死无对证。即便暂且抛开《骈诛八降酋片》，通过分析戈登、程学启以及李鸿章、马格里、赫德等当事人在杀降事件前后的言行也能印证此论正误。
1863年12月2日19时程学启立誓，戈登作保，郜云官与程学启正式谈判定约，具体内容未见史料详载，人们所熟知的只有《中兴将帅别传》所记“给云官等二品武职，公(程学启)与为誓，戈登证之，云官益不疑”。而实际上最初的定约只有郜与程商定，尚未与另七王会谈。纳王有携财退隐之意，但七王还想带兵。不排除七王早有立二十营之意，只是没来得及与程学启详细沟通。
对程学启来说，他看中的是受降事件顺利达成，至于条件可以受降后再说；对八王来说，受降事已被发觉(慕王被杀时衣袖中即藏有戈登与他的信函，信函中主要说明清军对太平军战俘优待之政策，同时要求太平军将领不要阻拦自愿离开的欧洲人，这说明他已充分意识到八王预定的背叛行为)，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在受降条件上，《戈登在中国》一书中说，“(纳王)只望获准保全生命和财产；其他三王要求担任统领，天将们要求营的管带权。这些情况亟待他们(程学启等)考虑”。说明八王与程想的并不一致，但在杀慕王之前，此矛盾尚未暴露。
《中兴将帅别传》与《忠义纪闻录》等书都谈到，杀慕献首之后，大事初定。在正式受降仪式之前，八王向程学启郑重申明，“乞公(程学启)请于李公要总兵副将官，署其众为二十营，分屯阊、胥、盘、齐四门”。献城投降之后，八王没有俯首帖耳、戴罪立功之心，反而提出过分要求且让程学启立即兑现，程学启必然感到为难。其实李鸿章原本也认可“(八王)杀慕逆以献省城，厥功甚伟”，但八王所提要求的确过分，“围困始降，毫无悔罪之意，仍多非分之求，将来断不能遂其所欲，即断不能无反侧之心”。之后才有了“密白李公，恐不可制，必诛之”。
《戈登在中国》一书中记载，“程学启告诉他，诸王向李鸿章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他们要求有权管辖半个城市，并统率两万人马”。八王被杀后戈登初见程学启，程说“纳王要求统带二千人，并驻守苏州之半，以墙分隔，抚台拒绝之”。程的态度表明，是八王提出“抚台不能接受的要求”才被杀的。当事人戈登在杀降事件前后的态度转变尤其值得关注，虽然有赫德的劝解，李鸿章七万饷银的拨付，马格里、潘曾伟、李恒嵩等人的努力，但戈登与李鸿章重新和好，跟他本人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后，形成李鸿章“情有可原”的印象是分不开的。
“既而戈登察系是等之事情。释然解悟……乃再就指挥之职”；《赫德日记》中记载，1864年1月31日赫德在昆山见到戈登，戈登说“你差点又遇不到我，因为我今天快要去苏州拜访抚台”。也就是说在赫德未对戈登进行劝解时，戈登对李鸿章做法已初步谅解，并决定去找李鸿章和解。是年2月14日清廷给戈登的函札，“照得苏州一役办理情由，现经本部院与戈总兵当面谈论，彼此豁然”。
以戈登的人品和做人原则来看，如果李鸿章不是“情有可原”，而是纯粹的滥杀无辜，很可能戈登会怒而走之。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战场合作和延续不断的国际“战友情”。《马格里爵士传》中也说道，“(李鸿章)自己曾打算宽赦诸王，但他们提出了无法接受的条件，而且举止狂妄，连长发都未剃掉。这一切使他感到如予赦免，后患无穷，故而才下令处决，以免引起更多的纠纷和死伤”。
《赫德日记》中记载，1864年1月22日中午11时赫德来李鸿章新居(原苏州城内忠王府)，“他(李鸿章)详细叙述诸王执行死刑的情况，看来他做得对，而且有必要，并非预先策划背信弃义行为的结果”。英国公使布鲁斯在给戈登的信中指出，“我能够理解李巡抚不肯承担答应该项条件的责任，宁愿认为他们是抗命的，根据他们的态度和所提的要求，那正是跟清帝国政府对抗。这一种举动，尽管跟我们的想法相反，毕竟不能把它称为蓄意而粗暴的背信弃义行为”。
英国人威尔逊也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他(李鸿章)下令把在他控制下的藐视他的权威的太平军诸首领立即处决，那是不能按照司法观点来严厉责备他的”。在清廷这方面，有恭亲王亲自为李鸿章辩解，“倘若不把诸王立即斩首，则不仅苏州内的清军将被杀的一个不留，而且此等贼酋部下的大批士卒，仍旧留在逆贼行列中，斯后更大规模的屠杀，势将不可避免”。
不仅如此，李鸿章本人也保持着杀降有理的基本态度，他在1864年4月26日为程学启请恤折中自信地谈及“戈登虽偶反复，久之公论自明，群疑遂释”。由《骈诛八降酋片》可看出，八王所提过分要求主要为两条：坚求立二十营，占阊、胥、盘、齐四门；乞保总兵、副将实职。关于添立二十营占据苏城的问题。所谓“阊、胥、盘、齐四门”实际上就是大半个苏州城，只剩东门一隅留给李鸿章，不要说李鸿章，就是清廷也绝无可能答应。
李鸿章在给其弟李鹤章的信中说，“欲割西南半城以处降众，分东北半城以处官府。卧榻之前岂容他人鼾睡，致有尾大不掉之虞”。关于兑现实职的问题。对于降将，清军从不轻易信任，往往进行必要的考验。当年曾国荃收降程学启时忧其变心，安排他在最危险的地方抵挡敌人援兵，“苦战数月，陷安庆，他干下了鹰犬功劳。曾国荃初时还怕他为变，到此才相信他”。
李鸿章曾言“熊建勋、陈殿选既真心归顺，与贼不能两立，必当为我效命”。而且，清廷对降将的原则向来是先抚后察，论功行赏。对于事先许诺降将的优惠条件，李鸿章一向是看到实际行动才会兑现。他曾谈到，“(对蔡元隆等降将)尊处权给札谕开导羁縻，以狐疑其众，未始不妙……所称优奖断不能行，凡献城头目，至大以游击虚衔为度”。1863年1月18日李鸿章为骆国忠等上奏请奖，“游击周兴隆与降将骆国忠……实属胆气过人。惟臣处兵力过单，无法往救，不知该游击等能否保守，未敢遽为请奖。应由臣酌核劳绩，暂假以虚衔、军功、顶戴，以资笼络。果其力却援贼，始终不渝，再查明在事出力人员，恳恩优予奖励”。
直到4月27日才有朝廷上谕：“骆国忠……实属出生入死，效忠不二，非寻常降众可比，允宜破格施恩，以昭激劝。骆国忠著以副将用并赏加总兵衔，赏戴花翎”。
是年11月30日寄谕：“朱品隆将降众挑留千人编立营哨交古隆贤管带，责令立功赎罪。著即妥为抚驭，仍随时留心防范，不可稍涉大意。古隆贤为贼中巨憝，本属罪不容诛，既系自拔来归，尚可予以自新，以期被胁各匪闻风效顺。本日已明降谕旨，赏给游击衔并准将该部下头目及办理招抚将士查明奖励。”
在李鸿章看来，是八王首先违背信义，仗着八人之众，有要挟之意。八王显然不明就里，以为献城后即刻就任官职。而李鸿章期望的却是，八王归顺后通过奋勇杀敌立下功勋，再为其请赏。李鸿章一般不会因其为降将而有所怠慢或有失偏颇，如李鸿章屡次为降将骆国忠请奖，反倒被朝廷批评“请奖副将翎枝等职，未免过优”，强调“此后投诚之人，仍宜渐次保升，免贻诸将口实。且恐此军骤膺显秩，志得意满，不复勉图上进，不可不示以限制”。综上所述，可以说，正是八王提出的“不能接受”的过分要求，才促使李鸿章动了杀机。
元谋微生活
1863年，李鸿章率领淮军和洋枪队围攻苏州。苏州“四王”、“四将”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在李鸿章的诱降下，杀掉谭绍光，向清军投降。李鸿章兵不血刃拿下江苏重镇苏州。
可是，李鸿章根本就没有履行诱降时的承诺，而是设计杀害了“四王”、“四大天将”。与此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城内数万太平军守军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
此事一出，舆论大哗。对于李鸿章杀降，则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论意见。
一种意见是朝廷内部，以曾国藩为代表。素来以“理学家”自居的曾国藩，高度赞扬此事，称“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另一种意见来自西方列强，以洋枪队统领戈登为代表。戈登知道李鸿章杀降的消息后，勃然大怒，还提枪去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惹不起这位洋大人，不得不躲了起来。
清军虐杀投降和被俘的太平军将士，在当时并不少见。1862年5月13日，《印度泰晤士报》上刊载了一篇由一位英国军人撰写的文章。这位英国军人曾亲眼目睹清军在上海刑场上用惨酷之刑屠杀太平军俘虏的一幕。文中写道：“我跟一大群人去清军屠杀俘虏的太平军，这批俘虏是英法两国军事当局交给清朝方面处死的。英法的军队既然帮助清朝俘虏太平军，自然他们也赞同清方这样残暴地屠杀俘虏。”
然而，这一次李鸿章苏州杀降，为何惹怒了洋枪队统领戈登？
我们得从头说起。
在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败退。1863年11月，李鸿章率领淮军精锐部队，在戈登统领的洋枪队的配合下攻打重镇苏州。苏州守将是慕王谭绍光，他率军抵抗了清军相当长时间。双方互有损伤，形成了僵持的局面。
就在这时，戈登听闻慕王谭绍光部下纳王郜云官、宁王周文佳、比王伍贵文、康王汪安均“四王”，以及汪花斑、张大洲、范启发、张大洲“四天将”谭绍光不合，就和李鸿章商量，打算招降“四王”“四将”，从而不战而屈人之兵。
双方经过数轮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戈登也参加了谈判。12月4日晚，“四王”“四将”杀害了谭绍光，向清军投降。
可是，当清军进城后，“四王”“四将”提出要求，受降太平军仍由他们率领，其编制为二十营，并向清廷保奏其总兵和副将之职。
这令李鸿章顿起杀心。12月5日当晚，李鸿章在清军大营中设宴招待“四王”“四将”。就在觥筹交错之中，一队预先埋伏的刀斧手冲进来，将“四王”“四将”尽数杀害。随后，清军对蒙在鼓里的太平军俘虏大肆屠杀……
戈登很快就获知了消息。他极为愤怒，因为，正是他一手策划了整个受降谈判，同时又是“四王”“四将”的保证人，确保他们在投降后不会遭到清军的报复。李鸿章的杀降，致使戈登陷于不信不义的境地。
戈登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人，为人处事带着浓厚的西方色彩。他极为看重信誉，秉持契约精神。在他看来，李鸿章苏州杀降，连带着让他的个人声誉都受到极大的损伤，是坚决不能忍受的。
所以，戈登愤怒地要找李鸿章算账，还扬言要召集洋枪队进攻清军，并将获得的城池还给太平军。同时，上奏清廷，要求罢免李鸿章的职务。
除了戈登，连西方列强都惊动了，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风波。当时，英国政府以及上海领事馆都予以强烈谴责，暂停了洋枪队对清军的援助。
戈登的愤怒，英国的谴责，都是李鸿章及其清朝朝廷无法理解的。他们认为，不就是杀几个降将吗？以前杀过，现在会杀，以后也免不了这种情形，有啥了不起？因此，这次李鸿章苏州杀降，清朝没有因戈登和英国政府的责难而下罪李鸿章，反而给他赏银升官。
唯一的变化是，李鸿章苏州杀降后，清朝迫于外界的压力，减少了虐杀战俘的行为。从这一点而言，倒是颇有积极意义的。
勇哥读史
我直接从我写的《晚清第一帅：左宗棠评传》这本书摘登了，正好谈这个问题：
苏州乃是当时江苏的首府，是江苏巡抚的驻扎地（南京为两江总督驻扎地），因此，太平军积聚了数万兵力守卫。李鸿章认为，苏州城贼众甚多，最好是里应外合。原因很简单，如果苏州被攻占，那么整个江苏都将为之震动，那么，南京城内的洪秀全将面临被围困的危险。因此，幕王谭绍光（1835年—1863年，广西桂平人，壮族）下了死命令坚守。太平军作战极为英勇，即使是洋枪队也对他们非常惧怕。
正如洋枪队的首领戈登对程学启所说“在11月27日和29日两次战役中，我的官兵死伤太多，你们不能希望我可以打下苏州，太平军只要在那座长七码的大桥上称作抵抗，就可以把我们击溃，因此，我盼望李抚台尽力赞助谈判”。
面对着战斗意志极为高昂的苏州太平军守军，一生精于考量的李鸿章不得不耐下心来，比他更积极的则是戈登，他积极联络太平军降将事宜。李鸿章对此也表示支持，先是劝降了徐佩瑗，结果徐佩瑗联络叛降的过程中，被苏州太平军谭绍光侦破杀之。
此时，太平军中还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嘉、比王伍贵文、天将张大洲、汪有为、范起发、汪怀武等有意投降，但他们很惧怕清廷会秋后算账，因此，屡次试探间终于决定投降。同治二年十月十八（1863年11月28日）“纳王”郜永宽派“康王”汪安钧与戈登、太平天国叛将程学启密谈。戈登作为担保人保证：保住性命的前提下给郜永宽二品武职，其手下各有封赏。
起初他们约定趁谭绍光上城观察敌情时不备，将他从城墙上推下，这样就可以活捉谭绍光。但因为谭绍光截获了戈登写的几封劝降信，叛徒们决定先下手为强杀死谭绍光。谭绍光的本部人马仅占苏州太平军的四分之一，因此，谭绍光正在合计如何既勤杀叛将，又能安抚绝大多数的太平军将士的军心。然而，未及想出，谭绍光即被杀害。
12月4日午餐后，在与谭绍光商议军情之时，八人下手杀害了谭绍光。紧随其后，八人迅速解决了谭绍光的亲信，苏州城被叛军掌控。5日，淮军进入苏州。然而令戈登和太平军叛将们没有想到的是，清军在接收了5万多名降兵降将之后却突然大开杀戒。
戈登听说这件事情后，拿着枪就要杀李鸿章，李鸿章连忙躲了起来。见找不到李鸿章，戈登下了最后通牒：李鸿章必须下台，否则将率领“常胜军”进攻淮军，将由“常胜军”占领的城池交回给太平军。与此同时，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朗也从上海赶到昆山，密商将“常胜军”的指挥权收到英方手中。李鸿章连忙请求好朋友英国人赫德出面向英方解释，最终此事不了了之。戈登的“常胜军”也被裁撤。
李鸿章解释了杀降的原因：投降的太平军有20多万人，郜永宽等人坚决要求要保留二十个营的武装，同时，要把叛降人员都给付实职。显然，这些要求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因此，为防事变，只好杀了他们。左宗棠对于李鸿章的做法表示了不满，但在公开场合并未与其争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