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恒大与贾跃亭就FF纷争闹得不开交之际，又爆出“银隆”与原董事长魏银仓的争执，引发社会关注。经济学者认为，两起事件，暴露的是内部管理失控，财务留给外界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 。
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盘和林认为， 银隆原董事长魏银仓与董明珠的斗争还在继续，就此事所暴露出来的企业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制度问题进行探讨，对公司治理具有共性价值。类似的情况在我国企业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包括贾跃亭的FF公司与许家印的恒大公司的财务问题纷争，无不指向财务失控，即大股东与管理层可能存在较大的道德风险。
贾跃亭的一次次惨败并非偶然，一切早有征兆，而且执迷不悟、一错再错。
早在乐视时代，贾跃亭财务管理的混乱和不足就已经暴露。贾跃亭将乐视从视频网站向流媒体、电影制作和智能手机等多个领域快速扩张。
为了满足其野心，“十锅五盖”大量腾挪。据前乐视一位中层员工回忆，贾跃亭在资金的挪用上，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在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之间可以任意腾挪各业务之间的资金，产生疯狂的关联交易。其资金风控管理能力的无知，最终导致乐视帝国的坍塌。
在国内失利后，贾跃亭远赴美国至今未归，一头栽入被视作“东山再起”的FF，但他在财务管理上的没有吸取任何教训。
前宝马CFO Stefan Krause曾经是贾跃亭最为信赖的外籍高管，曾任FF首席财务官和首席运营官，但他因贾跃亭对财务方面糟糕的管控提出异议，并最终和贾跃亭的矛盾激化离开FF。此前，Krause的职业生涯一直拥有良好的财务管理记录。
外媒The Verge曾采访过一名FF前员工，其表示：“账本和记录都很糟糕。”他透露，FF缺乏财务基本的流程，例如在现金支付或订单采购前要求授权。
另据媒体报道，一名曾在特斯拉和FF工作过的员工也评论称“财务控制是贾跃亭的软肋。”他对资金缺乏控制力令员工没有安全感。
在初创期，贾跃亭的策略就是“不计成本的烧钱”，把人员规模扩展到1500人，人力成本高昂。此后，由于FF陷入资金链不足的泥潭，导致研发工作中断一年余，工程师们不断流失，到2017年底，员工又从最高时的1500余人缩减到四五百人，高管也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
一些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在其与FF合作期间，别的车厂一年的预算，贾跃亭管理的FF一个月就花完了。
按照恒大与FF此前签订的协议，恒大向FF投资的20亿美元是分三次投资的，第一笔8亿美元资金，本应在2018年年底前支付。也就是说，按照双方的约定，这8亿美元，应该是可以使用1年。恒大5月就提前支付完全部资金，然而仅仅两个月的时间，贾跃亭就宣告弹尽粮绝，贾跃亭的财务计划的混乱、财务纪律的随意无章可见一斑。
盘和林认为，银隆与贾跃亭FF公司所暴露出来的财务问题，其实是一个企业内部控制问题，这是公司治理中最直接的体现。我国企业往往更多关注同行业的竞争对手、宏观环境的变化，忽略公司的内部控制，导致祸起萧墙。
他说，内部控制是企业运作的保障，出发点是为了整理企业流程，明确企业各项业务，监督与规范管理层以及每一位员工的行为，促进企业健康稳定发展。在不少学者关于企业内部控制的研究中也能发现，完善的内部控制结构对于公司的经营业绩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所以，企业必须大力完善内部控制。加强企业内部控制要遵循三个原则。首先是整体性原则。设计企业的内部控制应当做到涉及企业方方面面，不仅仅在于财务、生产，有关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都应当有相应的监督措施，让每一位员工包括高管在履行自己职权时都能感受到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盯着他们，阻止高管利用其职权，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损害公司利益。
其次是适宜性原则。公司内部控制的标的物是公司本身，所以，相应的制度设计也要依据企业自身的情况而灵活改变，规模较小企业的内部控制机制较为简单，而规模庞大，子公司较多，业务种类繁杂的企业则需要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结构。并且，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时代的不断变化，相应的内部控制结构同样需要与时俱进，随势而变。
还有一个原则是制衡性原则。此次银隆高管被曝出职权犯罪，是新上任的董事会、监事会等发挥作用的结果。所以，在企业的内部控制结构设计中，在职能安排、职责分配、权力分配等方面，应当避免一人独断的现象，在横向分工上做到各部门相互制约，互相监督，从纵向分工上做到下级对上级同样有一定的监督约束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将权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杜绝其滥用职权的可能。这也是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所在。
盘和林表示，无论是银隆，还是FF公司所暴露出来的财务问题，最终的结果都需要相关方面给出足够的证据来验证。目前的纷争留给外界一笔笔“糊涂账”的感觉，只有加强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尤其是内部控制，才能避免类似的状况一再发生。这是目前银隆以及FF纷争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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