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風險投資 （Venture Capital），應被翻譯成“冒險創新資本運營”。它是風險投資家投入到新興的、迅速發展的、有巨大競爭潛力的企業中的一種權益資本。
其特點是項目的創新性、發展的不確定性、高風險性和高收益性。如以上述特點來看，中國古代的“風險投資”事例可謂不勝枚舉。
但要論回報率和傳奇性，非呂不韋的“奇貨可居”莫屬，甚至可以說，他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超級風投。
千金之富不如一爵之貴
呂不韋（前292年—前235年），姜姓，呂氏，名不韋，衛國濮陽（今河南省安陽市滑縣）人。戰國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官至秦國丞相。
呂不韋出生於戰國末期，是衛國人，生於商人世家。 “往來販賤賣貴”，行走於趙、魏、楚、韓、秦等國從事貿易生意。
呂不韋在商業上的成功，似乎並無獨特之處。他在商場上摸爬滾打幾十年的經歷，被司馬遷一言以蔽之： “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如果後來他沒有做那筆“歷史上最大的風險投資”，司馬遷也不會以洋洋灑灑2000多字為一個商人單列一篇《呂不韋列傳》。
在呂不韋決定做這個投資之前，他與父親進行了一場對話。（《戰國策 秦策》中記載了這場對話）
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
這段對話，發生在呂不韋到邯鄲經商，遇到秦國留在趙國的人質“異人”（又名“子楚”，即後來的秦莊襄王）之後。
另據《史記》記載，他遇到子楚的第一感覺，是“此奇貨可居”。這是“奇貨可居”這個成語的來源。
在戰國時期，商人的地位極其低下，穿著帶有特殊卑賤標誌的衣服，即便如呂不韋般的首富，也不能乘坐高車駟馬。商人的地位和家奴、罪案相差無幾。
雖然呂不韋的財富積累到“家累千金”，但是這種社會現狀，肯定教會了他一個深刻的道理：
千金之富不如一爵之貴
當時的秦異人還不是王，只是一枚被秦國放棄的棋子，用來穩定秦、趙國的政局關係。當時的異人（秦莊襄王）窮困潦倒、飢餓交加。 呂不韋看中子楚“奇貨可居”之後，開始運作這樁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政治生意”。
他迅速獲得了子楚的信任，他的經營思路很簡單：協助子楚返回秦國，爭奪秦國的王位。子楚則承諾，成功後對半分成：“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
在這一過程中，呂不韋作為天使投資者，承擔了子楚的所有運作經費及生活費用。甚至，根據司馬遷的描述，呂不韋還將已經有了身孕的姬妾送給子楚，生下一子，取名為“政”，據說這就是日後的秦始皇嬴政。
兩人的生意進展順利，子楚迅速完成了人質回國、重回體制、立為太子、即位為王的IPO全過程，是為莊襄王。
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
莊襄王即位三年後去世，太子嬴政——按司馬遷說法就是呂不韋的親生子，即位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家僮萬人。至此，呂氏完成了第二輪IPO，“立國”生意達到頂峰。
呂不韋投資“立國”的收益，不僅在於獲得了十萬戶的封邑，及家僮萬人，也不在於當上了秦國的總理，而在於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成了秦國真正的掌舵人。
第一輪IPO成功時，子楚即位，人過中年，加上早年在趙國當人質嚐盡苦頭，在酒色上進行報復性的彌補，因此，在位3年基本不管政務，都是呂不韋一手掌控。
第二輪IPO，嬴政即位，年紀很小，“委國事大臣”，仍是呂不韋當國。
“一字千金”名垂青史
呂不韋以商人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在他的後半生，掌握秦國權柄13年，從經濟建設到外交、戰爭，都是呂不韋一手操盤，還攻取周、趙、衛的土地，立三川、太原、東郡，對秦王政兼併六國的事業有重大貢獻。
郭沫若曾評價說：“假如沿著呂不韋的路線走下去，秦國依然是要統一中國的。”
但他並沒有得到歷代帝王的推崇。
真正讓他留名青史的，是一本20多萬字的書。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對呂不韋有八字總結，叫做“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呂覽》就是大家今天看到的《呂氏春秋》。
可以說，一部《呂氏春秋》，奠定了呂不韋在歷史上的地位——他以此告訴世人，他不只是“商人”和“政客”。
呂不韋當政的戰國末年，正是豪門養士、遊俠鼎盛的時代。各國權勢政要，禮賢下士，王族公子，侯門競開，皆以祿利網羅人才。
此間，魏國有信陵君，楚國有春申君，趙國有平原君，齊國有孟嘗君，四大公子，名重天下。
呂不韋入秦主持政權期間，當時秦國的“國際形象”，還停留在“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武夫階段。
他以“四大公子”為重要參照，以優厚待遇遍尋天下英才，為的就是編撰《呂氏春秋》，在文化上樹立自己和秦國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呂不韋招納天下學者編撰《呂氏春秋》時，荀子的得意門生李斯就在其間，有意無意間，呂不韋為秦國引進一位經天緯地之才。
歷經數年，包攬“天地、萬物、古今”的《呂氏春秋》成書。《呂氏春秋》有八覽、六論、十二紀共20餘萬言。
呂不韋策劃了一個絕妙的“一字千金”炒作計劃。
他請人把全書謄抄整齊，懸掛於咸陽城門，稱如有誰能改動一字，即賞千金。
此舉轟動咸陽城，人們蜂擁而至，最終卻無一人能改動一字。
《呂氏春秋》和呂不韋的大名由此遠播。
在先秦諸子著作中，《呂氏春秋》被列為雜家。
其實，這個“雜”不是雜亂無章，而是兼收幷蓄，博採眾家之長，以黃老思想為中心，“兼儒墨，合名法”，提倡在君主集權下實行無為而治，順其自然，無為而無不為。
用這一思想治理國家對於緩和社會矛盾，使百姓獲得休養生息，恢復經濟發展非常有利。
可以說，《呂氏春秋》既是他的治國綱領，又是給即將親政的秦始皇提供執政的借鑑。
然而，就是因為這一部《呂氏春秋》，呂不韋被趕出了咸陽，最後因恐懼而飲酖自殺。
死在成功上的政治商人
呂不韋把政治當作商業來經營，取得巨大成功。
但是政治的風險，遠超經濟，他最初一定沒有預料到，最大的危險來自秦王嬴政。
隨著嬴政年紀的增長，權力的意識也在覺醒。
此時的呂不韋已經獨掌相印多年，他成了嬴政權力發展道路上的一個理所當然的障礙。
在條件具備的時候，同樣的要素會發生成敗轉化。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嫪毐集團叛亂，受到牽連。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十月，免去了呂不韋的相邦職務。把呂不韋遣出京城，前往河南的封地。
因為呂不韋經營秦國時間很長，政治人脈未斷，他雖然離開了政治中心，但來請教他的人依然絡繹不絕。
公元前235年，嬴政給呂不韋寫了一封信，連提兩個問題：
不久，秦王又發出命令：把呂不韋及其親屬，一律遷徙到蜀地。
面對這樣的困境，呂不韋選擇了飲鴆自盡。
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呂不韋被清算，關鍵是與秦王發生了根本的權力衝突。
呂不韋編撰《呂氏春秋》，本質上反映他本人對於嬴政的顧慮，進而試圖以理論建樹來影響、甚至捆綁嬴政。
從司馬遷的《史記》來看，秦王決定動手，是因為呂不韋離開政治中心之後，依然“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
權力的本質是什麼？就是影響力，被貶斥的呂不韋仍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這不能不令秦王驚心與警覺。
從商人的角度看，呂不韋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他做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筆天使投資，除了金錢和土地上的收益外，還獲得了無法計數的隱性收益，如社會地位的提升、家族的榮耀、權勢等
但是從政治的角度看，呂不韋卻不是一個成功的政客。
呂不韋雖然掌權13年，卻並未真正掌握最為核心的軍權，他所吸納的3000食客，亦無武才，關鍵時刻，連孟嘗君麾下的雞鳴狗盜之徒也不如；在政權上，他所舉薦的嫪毐長期與他分庭抗禮。
如此一個沒有任何自衛能力的人，卻試圖高調地對最高領導者施加約束性的影響，他的高調，無非是找死的前兆而已。
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做官做到極致，再退而經商，也做到極致的，以范蠡為尊；
而把商人做到極致，轉而當官而且把官做到極致的，後世無人能出呂不韋之右。
但是商人玩政治，最成功的只有兩人：除了西漢時的桑弘羊，就是戰國時的呂不韋。
兩人都混到了總理級別，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實際上把持朝政，對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此後中國歷史的進程發揮了巨大的影響。
不過，在高收益的背後，也有著高風險。這兩人下場都極為悲慘：呂不韋擔心秦王嬴政加害而喝了毒酒自殺，全家被流放；桑弘羊則更慘，被“烹”而死，全族被滅。
對比范蠡、子貢、白圭、呂不韋，但凡不斷遠離體制、棄“政”從“商”的，似乎更能得以善終；但凡不斷貼近體制、棄“商”從“政”、甚至以“商”從“政”的，似乎更易自蹈險地。（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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