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侠父烈士
宣侠父故居、民风广场、长澜老街、文化礼堂、生态生产公园、农贸市场……为纪念革命烈士宣侠父而命名的浙江诸暨市店口镇侠父村，公共设施建设如火如荼，现代乡村雏形渐显。
宣侠父，１８９９年１２月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现诸暨市），１９２０年获准公费赴日本留学。因为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于１９２２年被迫回国。１９２３年在杭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１９２４年，宣侠父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但因触怒蒋介石，被开除学籍、勒令离校。１９２５年春，经李大钊推荐，宣侠父赴张家口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做部队文教工作。同年１０月，随国民军二师西征到兰州。同年冬，参与创建甘肃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任支部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宣侠父于１９２７年８月回到家乡，参与组织和领导当地农民运动。１９２９年到山东冯玉祥部队从事兵运工作，１９３１年初任国民党２５军总参议，利用合法身份在该部队秘密建立中共党组织，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宣侠父在南京、山西晋城、张家口等地联络抗日反蒋活动，推动冯玉祥等建立抗日同盟军。１９３３年初任孙殿英部第４１军秘书长。１９３４年春，宣侠父与吉鸿昌等在天津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陪同吉鸿昌到上海履行秘密入党手续。同年夏，调至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特科，从事党的秘密工作。１９３５年到香港联络抗日反蒋，争取李济深等成立民族革命同盟。在香港期间，他担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人，积极开展抗日统战工作。１９３６年两广事变后
，参与重建第１９路军，任政治部主任兼６１师参谋长。
宣侠父（前右）一家在西安合影（资料照片）。
西安事变后，宣侠父被调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１９３７年５月赴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９月，任１８集团军（八路军）高级参议，从事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先后向胡宗南、李宗仁、冯玉祥等宣传团结抗日、共御外敌的主张。
１９３８年７月３１日，宣侠父被蒋介石指派的特务秘密杀害。
英烈遗风，照亮前程。侠父村党支部书记王祖海说，侠父村的宣姓村民，依然恪守传承着“奉先思孝，处下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的家训。２０１２年建成的宣侠父故居，作为绍兴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一直吸引着后人来此缅怀先烈英雄事迹，传承红色精神。（新华社杭州１１月８日电 记者方问禹）
《健如奔马拙如牛 奋斗廿年未得休——纪念宣侠父烈士牺牲80周年》展览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开展。
健如奔马拙如牛 奋斗廿年未得休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锋宣侠父西安遇难记
1938年8月2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即西安“八办”）处长伍云甫致电中共中央称：“（一）宣侠父仍无下落。（二）我们登报的启事被新闻检查所扣留，现正在交涉中……”当时宣侠父在西安的统战工作正开展得热火朝天，为何突然离奇失踪，是被绑架、囚禁还是遇害了？
统一战线先锋
宣侠父(1899-1938)，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浙江诸暨人。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4月南下广东，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后因反对蒋介石违背国民党章程的做法，愤然离开军校。1925年春经李大钊推荐，赴张家口冯玉祥的国民军从事政治工作。10月，随国民军二师西征到兰州，参与组建中共甘肃特支。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参加秘密斗争，任中共诸暨县委军事部部长。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被吸收为特别盟员，完成《西北远征记》《入伍前后》两部小说。1934年后在上海、香港、桂林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宣侠父与徐向前、陈赓、左权合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叶剑英等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合作事宜，西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亟待由一位得力的同志承担。1937年2月下旬，宣侠父奉周恩来、叶剑英“速来西安”的电示，风尘仆仆赶到西安。在中共一次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将宣侠父介绍给西安的党政军民各族各界代表，把他推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线。同年9月，宣侠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以公开身份在西安各界上层人士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他利用同学、同乡等关系，广泛联系国民党政界、军界上层人士，常与之为抗战领导权问题唇枪舌剑，争论激烈。他以其平易的作风、渊博的学识、敏锐的见解，很快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举足轻重的陕西地方名流孙蔚如、赵寿山、杨晓初、孔从洲、韩兆鹗等人的敬佩和信任，他们共同分析敌情军机，互通情报。宣侠父为统一战线工作奔走呼号，其间，他同南汉宸等随周恩来赴山西太原与阎锡山交涉十八集团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对日作战问题；又到南京鼓动李宗仁、白崇禧积极抗战；到武汉去做冯玉祥保持民族气节、坚持抗战的宣传和说服工作。宣侠父在进行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同时，还在广大民众中积极开展救亡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惨遭阴谋陷害
宣侠父在西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卓有成效，调动了各阶层人士的抗日积极性，统一战线工作形势喜人，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也空前高涨。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顽固派对他十分害怕、仇恨。1937年11月初的一天，国民党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兼军委会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科长张严佛策划布置了一个秘密监视网。首先在后宰门加设了一个派出所，作为固定监视哨，专门监视宣侠父和西安“八办”。还对宣侠父实行轮番跟踪，流动侦查。此外，组织了“特种联席汇报”，定期汇报宣侠父、西安“八办”和西安地区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情况。
西安市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址
军统特务利用各种手段搜集宣侠父的材料，罗织罪名，向军统局戴笠汇报。从1937年冬天起，军统局根据西北区情报，向蒋介石汇报的主要内容有：宣侠父在西安与杨虎城旧部杜斌丞、赵寿山等，来往勾结，唆使杜斌丞、赵寿山等反中央、反蒋；宣侠父与西安各方面左倾人物广泛接触，打着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动西安学生、流亡青年到延安去，西安“八办”宣侠父所在地成了左倾人物、青年学生聚散的中心；宣侠父在西安以黄埔同学关系与机关、部队军官拉关系，散播共产主义毒素，影响所及，势将引起军官思想动摇，部队叛变；宣侠父在西安公开“指摘中央，诽谤委员长”限制言论、出版自由，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歧视共产党，不补充八路军武器、军用品，散布不利于中央和破坏抗战的言论；宣侠父在西安指挥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等等。蒋介石对于宣侠父早已不满，虽然这“五条罪状”没有具体事实依据，还是引起蒋介石对宣侠父的仇视，遂决定“将宣侠父秘密制裁”！
突然秘密失踪
蒋鼎文接到蒋介石指示杀害宣侠父的“手谕”，即秘密安排军统特务徐一觉负责行动。首先由军统局西北区直属组（即特务队）派遣三名特务埋伏监视，认识“目标”。特务们还以户警查户口为名，闯入宣侠父的住宅，近距离熟悉“目标”。由于宣侠父行踪无常，特务们屡屡不能得手。特务头子戴笠催得火急，遂又派了军委会西安别动队的两名刺客，加强暗杀力量。
为防止特务加害宣侠父，西安“八办”将他从平民坊五号接回办事处院内居住。不几日，宣侠父觉得住在机关对开展统战工作不便，便又迁回旧址，置身于统一战线的繁忙工作之中。后来党组织决定让他同林伯渠一道返回延安，暂时回避。起程的那天早晨，宣侠父已将行李装上汽车，林伯渠表示因情况变化，希望他留下主持工作，宣侠父毫不犹豫地从车上把行李又搬下来，继续留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西安开展统战工作。
关于宣侠父被暗杀的经过目前存在两种说法，综合各方面因素，以下说法更为真实可信：1938年7月31日下午，八路军办事处与铁路局在革命公园运动场进行篮球比赛，宣侠父担任裁判。六时许，比赛结束，宣侠父骑着自行车离开革命公园，顺崇礼路向西行至西京医院门口，被特务暴徒拦住去路，夺走自行车。宣侠父厉声呵斥：“你们要干什么？我是十八集团军……”不等他说完，几个暴徒已经将他推拉到停在路旁的汽车边，其中一个狡诈地说：“知道，蒋主任请你！”说着，便强行将宣侠父架上汽车。汽车开动后，暴徒们一齐下手，用绳索将宣侠父缢杀。随后，将遗体投入下马陵一带的一口枯井里。由于我党追查得很紧，敌人怕马脚绽露，又于某夜移埋于城郊野外。
遇难真相大白
宣侠父失踪的最初几天，西安“八办”的同志四处寻找，还在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但始终杳无音讯。后根据种种迹象，得知他是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暗杀的，一开始蒋鼎文拒不承认知道此事，直到周恩来三次要求蒋介石追查宣侠父下落，蒋介石只好招认：“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命令杀掉的。”
由于宣侠父是被秘密暗杀的，党组织得到他蒙难的确切消息很迟。所以，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才为宣侠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新中国成立后，据曾参与暗杀宣侠父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交待，暗杀案的一些细节才逐渐浮出水面。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3年8月5日 总第2492期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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