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至17日，纪念圆瑛大师诞辰140周年（圆寂65周年）暨第四届天童禅宗文化研究交流大会在浙江省天童禅寺隆重举行。诸山长老与专家学者聚会一堂，共同纪念圆瑛大师。
天童禅寺
纪念活动现场
与会高僧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演觉大和尚，道慈大和尚，觉醒大和尚，普法大和尚，中佛协副秘书长照诚大和尚等诸山长老，并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数百人共襄盛会，共享禅悦法喜。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觉醒大和尚
其中，觉醒大和尚代表诸山长老致辞，并预祝此次纪念活动圆满顺利。觉醒大和尚表示要继承发扬、丰富发展圆瑛大师倡导的“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精神。
觉醒大和尚还特别指出要学习圆瑛大师善应因缘、中道圆融的高超智慧，将佛教的教义圆融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
舍利塔
本次活动举办期间，除了学术会议外，还举行了天童禅寺舍利塔暨圆瑛大师海外弘法纪念塔复建落成典礼。
天童寺舍利塔由圆瑛大师建成于1935年季夏，供奉海外弘法获赠的佛舍利。后于动乱年间被毁并消失。2017年6月，宁波东吴镇一座桥梁施工时发现大量石构件及《天童寺舍利塔记》碑刻，这才重见天日。
天童禅寺方丈
诚信大和尚
圆瑛大师年轻时曾到天童寺参访，学法于天童寄禅和尚，并于1930~1936年期间担任天童寺住持，最后又圆寂于天童寺。因此圆瑛大师与天童寺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圆瑛大师在出家人中，堪称是爱国爱教的典范。那么圆瑛大师在爱国爱教方面具体做了哪些表率呢？快来和禅风君一起了解吧。
《探索·发现》
佛门狮吼 圆瑛法师
庙产兴学风里，是他为佛教解围
圆瑛大师出生于1878年，舍报于1953年，一生经历了旧中国的沦亡破灭，艰苦的抗战，以及新中国的成立。他是近代佛教领袖，也是佛教从晚清之后由衰转盛的促成者之一。
近代佛教曾一度遇到危机，因此需要有人站出来，团结国内佛教界信教群体，共克时艰。1929年，圆瑛大师便与诸多同仁一同发起了中国佛教会，后多次担任主席。
说起中国佛教会的成立，也是一个辛酸的故事。在民国成立之后，出于种种原因，“庙产兴学”，也就是没收寺庙财产，充公办学，成为了当时一个呼声很高的主张。
太虚大师
1928年，时值民国十七年，政府公布了“寺庙管理条例”，地方官员及学界欲借机没收寺产，充实地方教育经费，就掀起了一阵摧残佛教寺产以兴办教育的风潮。
1929年5月，佛教为求自保，在圆瑛大师、太虚大师、谛闲法师诸法师及王一亭、谢铸陈、黄忏华诸居士的推动下，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中国佛教会成立，圆瑛大师被推为会长。
中国佛教会成立后，圆瑛大师代表全国佛教界向政府请愿，反对“寺庙管理条例”。为此，政府把全文二十一条约的“管理条例”修订为全文十三条的“监督寺庙条例”，没收寺产的事件才缓和下来。
然而事情还没完。当时新思潮涌入中国，佛教被误认为落后的象征。因此外界对于佛教界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息。圆瑛大师担任中国佛教会主席后，便积极致力于推动佛教参与社会事业，以积极回应外界攻击。
在圆瑛大师的推动下，不少寺院设立了慈幼院、医院、工厂、以分担社会责任，并为赈济天灾而积极筹募善款，令外界攻击的声音少了许多。
然而到了1931年，“庙产兴学”事件余波荡漾，风波再起。当时有学者再次提出没收庙产，解散僧人，以兴办教育的主张，并得到当时官员的支持。
听闻这个消息，圆瑛大师出面奔走，各地佛教团体通电呼应，经过一番争取，这件事情才逐渐平息了下来。
国难当头时，他在为和平奔走
圆瑛大师组织的
僧侣救护队
1931年，918事变爆发。圆瑛大师写下“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一句，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圆瑛大师本就是一个极出色的大乘菩萨道修行人，常常以慈悲心对待世人。当战争爆发后，一方面他对此表达了态度，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参与到对伤员难民的救护收容工作之中。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
“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这支僧侣救护队，出入炮火纷飞的战场，出生入死，救护伤员，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
此前圆瑛法师曾在上海创立圆明讲堂，在其中弘法利生。此刻战争爆发，圆瑛大师便将圆明讲堂开辟为难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圆瑛大师两次偕徒明旸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弘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圆瑛大师赴南洋募款
圆瑛大师这样积极活跃而又卓有成效的救亡活动，很快就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939年秋，圆瑛大师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圆瑛大师，同时被带走的还有其徒明旸法师。
在入狱期间，圆瑛大师经受了20多次审讯和恫吓，但他一直镇静自若，从容不屈，甚至在狱中依然能打坐参禅，显现出不凡的修为。而上海各界人士，也为了争取他的出狱四处奔走。
圆瑛大师被捕
引起上海各界轰动
出狱后，圆瑛大师仍住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事著作。1943年他在北京中国佛学院的演讲中，号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国爱教”二副重担，不能闭门读书，要对国家存亡负起责任。
圆瑛大师曾自号“一吼堂主人”。佛教中认为，佛陀说法能折服一切外道，如狮子吼能令群兽调伏。圆瑛大师的这个自号，与他生平奔走呼吁抗日的经历结合，也让他赢得了“佛门狮吼”的美誉。
如果不是虔诚的佛子，又怎么会如此大力弘法，并为佛教据理力争？如果不是深深地爱国，切实地践行慈悲，又怎么会在抗日时期如此坚定救亡？
我们从圆瑛大师的这些事迹，便可以看到他是如何身体力行地践行佛法的慈悲精神，更可以看出他在佛法上修为的深厚。
佛教是不是避世的宗教？何谓爱国爱教？弘法修行的同时，能否承担起社会责任？禅风君认为，圆瑛大师的生平，就是对这些问题最有力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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