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關於英國小鎮普雷斯科特（Prescot）的報道，將該鎮描繪成一副蕭條破敗的景象，並將之歸結為英國政府緊縮政策的結果，引發了很多爭議。“造訪這個小鎮就像經歷一場英國緊縮政策受害者的遊覽。”這篇報道的作者寫道，“圖書館建築被賣掉並被改造成了玻璃外牆的豪宅；配備公共遊泳池等設施的公共娛樂中心已被拆除；博物館中有關當地歷史的內容全部被移除；當地的警察局也已經關門。”據當地政府統計，自從2010年以來當地已經失去了45%中央財政支持。然而這篇報道刊出後很快在英國引起了反響，當地政府反擊《紐約時報》的作者不顧事實，只是作為觀光客只看到表面現象，事實上當地正在積極重振經濟，目前計劃吸引4億2千萬美元的投資，並將新建1200戶住宅。
該事件很快演變成了英美兩國媒體的衝突。英國社交媒體上充滿了英國人對《紐約時報》製造“假新聞”的批評，認為這家美國報業巨頭侮辱了英國人。英國老牌媒體《泰晤士報》聲稱普雷斯科特新建造了一座警察和消防合署辦公的建築樓以及一座新的圖書館，當地的博物館則被搬遷到了一個新購物中心裡，還有3千5百萬美元將被用於建造一家新的莎士比亞劇院。BBC著名主持人安德魯•尼爾批評《紐約時報》的報道是拙劣的，並將這家報紙對英國的看法與它當年對斯大林時期蘇聯的支持相提並論。
面對種種批評，這篇報道的作者表示，他無意詆譭普雷斯科特的形象，只是將它作為英國緊縮政策的一個縮影。他認為“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裡從未到訪過該地的意識形態理論家（指安德魯•尼爾）對此說三道四的時候，英國民眾揭露了真相，普雷斯科特的衰敗早已成為英國當地小報的素材。”他還提到英國儘管擁有許多優勢，但它確實已被緊縮政策所改變，通過近距離觀察可以瞭解到真相。英國左派雜誌《新政治家》對此評論稱，對於緊縮政策的嚴肅和現實討論不應該被意識形態理論家所利用，當地人的聲音和經歷才是更有價值的事實。問題在於當事人往往缺乏媒介發聲途徑，他們的聲音很可能被埋沒，結果反而是那些邊緣地位的民粹小報搶佔了議題先機，《紐約時報》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說出了很多英國人不願看到聽到的情況。普雷斯科特式事件在這個後真相時代中並不鮮見，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精英階層和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機器以及民粹媒體都出於各自立場言說著他人的故事，在每個個體都愈發生活在各自封閉的信息圈子內的時代，公共智識和價值的缺失成為了必然結果。
《紐約時報》普雷斯科特報道的封面。
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教授艾倫·戴維斯在其編著的新書《公共知識的死亡？自由市場如何摧毀了智識》裡指出，公共知識作為一種信息曾經是政體、市場和社會三者合理運行的要素，但如今經驗知識正逐漸被自由市場意識形態所侵蝕乃至被取代。書中將公共知識定位為民主社會里的一種社會資本資源，這種公共資源正被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由國家干預得以延續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所侵害，在英國這種意識形態如今以保守主義政府的緊縮政策為代表。戴維斯等作者相信，今天的公共知識是被高度意識形態化和行政化的，正如弗朗西斯·培根到米歇爾·福柯這些先賢所認為的：權力表現為知識，知識亦是權力。
曾幾何時意識形態起到了彌合不同社會階層認識的作用。二十世紀初的美國新聞業鼻祖們相信，意識形態的主要作用是在大部分受眾教育水平低下以至於缺乏相關知識的情況下有效地傳播信息。隨著大眾傳媒的普及和民眾教育水平的上升，這種霸權維繫的公共共識註定無法延續下去。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使自由市場成為了意識形態競爭各方的中介，在自由市場中的知識逐漸成為了互相競爭的信息，同時日益缺乏公共共識的基礎，各方都可以為自己認為正確的“知識”找出支持證據，而要讓意識形態各異的相關方產生相同意見幾乎是不可能的。《紐約時報》被批評製造假新聞並不是由於它本身編造某些事實，而是它所謂的自由主義版本的真相併不符合具有某些預設知識的人所認識的真相，這也是造成2016年美國大選以來該報聲譽風波的原因。
《公共知識的死亡？自由市場如何摧毀了智識》（2017），主編：艾倫·戴維斯。
維繫民主運行的公共知識已經被完全意識形態化，經此獲得的真相必然也是多元化的，是自由市場壟斷的公共空間孕育了這個時代的“後真相”。由於公共知識已然被意識形態霸權所取代，這種霸權最終服務的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統治階層，使得大部分人實質上被剝奪了思考和商議其他可能性的能力。新聞媒體和教育機構充當著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作用，將霸權意識形態不斷地傳達給那些缺乏知識的公眾；金融行業的專業知識主導了行政資源及政策，使得權力獲得了金融資本一樣的流動性。用戴維斯等作者的話來說，“政策制定過程已經被相關利益俘獲”，致使自由市場的私有利益凌駕於公共利益之上。
以英國為考察重點，書中通過英國、愛爾蘭、韓國、新西蘭、希臘、美國以及非洲等地區在內的16個案例來展示這種令人擔憂的現象並探討其成因。例如在東亞，韓國的財閥長期以來對國家經濟政策的強大影響力甚至超越了制定政策的政府，使得低福利和高增長式的民族資本主義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成為了韓國不容置疑的國家意識形態。在非洲等很多欠發達地區，由媒體普及程度和經濟收入水平等原因造成的數字鴻溝依然是公共知識欠缺的重要原因，自由市場的媒體和非政府組織可以暫時起到普及知識的作用。然而與其同時，非政府組織和以BBC為代表的媒體積極輸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使得原本為公共利益服務的知識逐漸讓位於了自由市場價值。
自由市場在今天的西方國家則促成了知識信息的鴻溝。書中提到投資銀行往往比政府和任何公眾組織“瞭解”經濟的情況，其強大話語權的來源就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在英國，自由市場化的教育體系變得更為依賴於學生貸款而不是政府補貼，由此帶來的問題是英國的總體教育水平越發取決於學生的個人收入水平，這使教育逐漸喪失了公共知識提供者的作用，教育政策已為自由市場的私有利益所俘獲。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的私有化政策亦是如此。即使公眾有意願對國家醫療體系的公共開支進行客觀的考察，實踐中也缺乏相關方一致認可的數據和足夠的資源來開展考察，這是由於各種虛假和似是而非的“專業知識”往往以意識形態的面目出現。書中還提到，英國的法律援助本由英國政府為公民提供代理律師並代為支付律師費，而緊縮政策使得英國政府不得不削減法律援助的財政支出。事實上，相關的援助開支缺乏口徑一致的統計數據，英國國家審計署也無法確認相關支出的削減是否更有益於納稅人，是緊縮背後的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再一次填補了經驗知識的缺位使之得以實行。
緊縮及其背後隱含的新自由主義“小政府”理念並沒有使政府本身“變小”，很多時候它更為有效地在為自由市場服務，事實上縮小的是民主價值本身。對於多數英國人來說，自由市場時代的政府權力影響依然顯著，只是它不再如戰後社會民主主義的黃金時期那樣為公共權益所服務。書中提到的英國教育機構的 “學院化”轉變趨勢就是這樣一個例子。英國學校在將其資產和管理都逐漸交與私人的同時，又讓中央政府通過學校加強對地方教育政策的影響力。魯伯特·默多克代表的傳媒資本並不旨在分享有關公共價值的知識，而是傳播“公眾感興趣的”（公共價值的英文public interest的反義詞）內容，並且由國家保證這種自由市場的知識傳播方式得以順利運行。
隨著公眾智識一同衰退的是西方現代民主社會的公共領域，因為它不僅取決於共享的知識，更建立在超越私有利益的公共價值之上。近幾十年來，西方社會不管左右翼都更為轉向個體價值而不是公共價值。右翼正如撒切爾夫人的名言“根本就不存在社會這種東西”（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所展示的，反對他們認為可能損害個人自由的公共社會價值，不遺餘力地強調私人和家庭的傳統地位。左翼儘管有著強調經濟基礎而不是價值觀的傳統，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後轉向了身份政治，變得更為強調個體/團體的權益而不是公共價值，乃至滑向片面強調個體身份價值的實現進而與公共權益背道而馳的極端。
只有新的超越私有利益的公共價值才能替代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濫觴，幫助重新建立可持續的公共領域和知識。近年來右翼中有人就在呼籲建立“信條國族認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ies），強調對所謂國家傳統價值的認同，而左翼還沒能提出相應重塑公共價值的方案。民族主義的再度興盛為右翼提供了塑造虛假公共價值的機遇，民粹主義者們在為了國家利益的口號下煽動一致對外，同時合理化真正造成諸多問題的國內新自由主義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眾多跟隨右翼民粹的脫歐支持者和排外主義者，他們打著國家民族的旗號反對“不公平”貿易和移民問題，但對造成這種全球化貿易和移民問題的新自由主義視而不見。基於情緒而不是觀念知識的當代民粹主義正是公共知識死亡的直接結果，同樣不必驚訝的是，今天主導政治的更多是情緒而不是真正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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