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门下走狗
金文是铸造在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商周时期，鼎为礼器，钟为乐器，铸造在钟鼎上的铭文又叫钟鼎文。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现在认为惊世骇俗的，在商周时期，也许只是稀松平常。下面举三个例子，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铭文故事。
何尊：最早记载中国二字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都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那么中国这两个字最早出现在哪里？出现在青铜器的铭文中。
陕西出土的青铜器何尊，在铜尊内胆底部发现了一篇12行共122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建筑陪都的重要历史事件，而其中“宅兹中国”（大意为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地区）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这是我们做为中国人应该记住的一件大事。
铭文的大意是：周成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内容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周王赏赐何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
利簋：准确记载牧野大战时间
出土于陕西临潼，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利簋，腹内底部所铸4行33字铭文，虽很简略，却记录了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即武王伐商的“牧野大战”，因此，也有人称其为“武王征商簋” 。
铭文明确记载"武王征商"之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当中天。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碳14测年专家用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炭样作了测年，给出武王伐纣之役发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年代范围;天文学家依据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古代史上这一著名的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它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一件不大的铜器，以它不多的文字，为破解上古史中一个重要的疑案作出贡献，足见其弥足珍贵。
大口尊：最早的行贿受贿记载
陕西扶风县出土的大口尊，铭文记述了距今2891年前的西周晚期，一个奴隶主向“国家司法人员”行贿的经过。
铭文的大意是：贵族琱生因大量开发私田及超额收养奴隶被举报，司法机关派召伯虎督办此案，琱生先是给召伯虎的母亲送了一件珍贵礼物——青铜壶，让她为琱生说情，又给召伯虎之父送了一个大玉璋。后来，召伯虎果真放了琱生一马。为表达谢意，琱生给召伯虎也送去了一些朝觐用的礼器——圭。这个受贿者竟是曾说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西周著名大臣召公。
这事也说明，行贿者都留有一手，都记着帐呢！所以贪官往往是要落马的。
侃侃收藏兮
（作者：赵辉）2017年西泠印社春季拍卖会上，备受关注的西周青铜器“兮甲盘”亮相，从1.2亿元起拍，以1.85亿元落槌，最终以2.1275亿元成交。
“兮甲盘”现高11.7厘米，直径47厘米，敞口浅腹，外附双耳，上有铭文133字。铭文不但具有极高的金文书法价值，内容十分丰富，价值弥足珍贵。铭文反映了四点内容:一、兮甲跟随周王北伐匈奴获胜。较兮甲盘稍晚几年的另一件青铜盘"虢季子白盘"，同样记录北伐之事，是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二、兮甲治理南淮夷，维护了王朝东南边疆的稳定。三、兮甲监督贡赋，规范商贸，严明法律，是治理国家的重臣，开启了西周中兴。四、南淮夷向周的进贡主要是丝织品，线路自黄淮到陕西，是早期的"丝绸之路"。
据史料记载，“兮甲盘”于宋代出土，后被南宋宫廷收藏，南宋灭亡后流散民间，后被元代大书法家鲜于枢重新在其下属家里发现。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其圈足已经被人折断，“兮甲盘”被当作了炊饼的“平底锅”。经过历代收藏，到清朝末年以后，“兮甲盘”又不知下落，直到2014年才在国内出现，经多位专家确定为真品。
从兮甲盘中所刻的铭文得知:"在周宣王五年三月，国王亲自率兵讨伐玁狁，有个叫兮甲的重臣，随王出征，杀敌执俘，荣立战功，宣王赏赐给兮甲马四匹，车一辆。又命令兮甲掌管成周及四方交纳粮赋。南淮夷本来就是顺从周王朝的贡纳之臣，不敢不缴纳贡赋，不敢不运送通商货物，否则将兴兵讨伐。凡属南淮夷来的人，必须到指定的地方留住;做买卖的商人，必须到政府管理的市场营业，胆敢不服从周王的命令，则受刑罚处置。周王朝属下的诸侯、百姓做买卖，胆敢不到市场上去，胆敢擅自接纳蛮夷的奸商，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兮甲盘"的器主"兮甲"即尹吉甫，是西周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大诗人，文武双全。是《诗经》的主要编纂人，被认作"诗祖"。作为西周宣王时代的辅弼大臣，他的武功文治都建有重大的功业，是对华夏民族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他又是确凿可信的西周大诗人。《诗·大雅》中的《崧高》《烝民》《韩奕》《江汉》诸篇都是他的作品。他的多篇政冶抒情诗，或誉或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已相当成熟。
在安徽省怀远县图书馆，馆藏绝本清嘉庆版《怀远县志》。在县志序载：“邑之有志，蓋古史之。流所以周，知其邑之，封界广轮，延袤山川，险隘生理，所益植产”等(蓋：虚词《詩·小雅》謂天蓋高，謂地蓋厚。),翻译为现代文为：“本邑有县志，从古就有延续历史记载。从周朝以来延续设所，知道怀远县境城邑的地域面积、险要关隘、所适合生长的植被”。因此，《怀远县志》的记载，是有历史延续性的，其中的史料，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
“诗皇甫作都于向，即此”，这一具有颠覆性的史料，短时期内，对于诗经学者来说可能是无法接受的。历代以来，只是把尹吉甫归结为《诗经》的采集者与编撰者，而“诗皇”的冠名，就将尹吉甫从《诗经》的编撰者，确定为《诗经》的主要创作者。其创作的诗量与高度，是古往今来任何诗人所无法企及的，才能称为“诗皇”，而“诗祖”更偏重于诗经的开创者。而“甫作都于向”更是明确、肯定性地陈述了尹吉甫的所有作品都创作于一地——向国向城，更是让所有诗经学者与诗经爱好者所无法接受，何种地方能够承载由一首首诗经作品构筑起来的心中仙境？
“诗皇甫作都于向，即此”为中华诗经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向和研究视角。可以说《怀远县志》的这段注释，解开了一段中华文明史，其在揭示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将具有其重要的地位与价值。
“诗皇甫作都于向，即此”孤立地看，会让中国的历史学家和诗经学家认为是笔者的杜撰、不可置信，但把兮甲盘中的文字记载进行对比解读，就知此九言注释字字详实。兮甲盘中记述尹吉甫主要做的两件事，一是北方伐戎，二是在成周东治理淮夷、征收赋税。而“诗皇甫作都于向”正印证了尹吉甫在北方击退犬戎后，春风得意，在向城负责征收淮夷赋税，加强淮河流域市场管理的经历。作为西周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大诗人，在建立丰功伟绩、告别金戈铁马后，长期在向城负责淮夷地区的日常治理工作，闲暇之余，享受南国温暖水乡，诗经创作就成为大诗人的主要爱好与志趣。日积月累，大量的尹吉甫诗经作品问世，就是理所当然事情。因此，“诗皇甫作都于向，即此”绝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杜撰，而是一段淹没历史的真实记载。
《怀远县志》与记录尹吉甫功绩的兮甲盘，就如一枚金币的正反面，两者互为一体，相互印证、相互注释，发出耀眼迷人的光芒，展现、揭示了中华文明记的一段辉煌历史。在《怀远县志》中“诗皇甫作都于向，即此”呈现于世之前，兮甲盘只是记载尹吉甫经历的历史文物。而现在两者交相辉映，发出的耀眼光芒，将冠绝中华文明史。
完整记录展现尹吉甫经历功德的兮甲盘，能拍卖出2.1亿元的天价，可为个人或单位所有。而揭示尹吉甫诗经地位与创作历程、地点的《怀远县志》，又价值几何呢？一亿、十亿、百亿？它为中华文化的解密和对当地文化发掘、发展所体现的价值，又岂是这些有形的价值所能相提并论、衡量的！（作者：赵辉）
诗经研究
西周青铜器《禹鼎》，记录了一段西周王朝平息地方叛乱的历史，这段历史在流传的史书文献中完全没有提到。通过解读铭文并且结合其他青铜器，我们可以大致明白事件的脉络。在西周某王（很可能是周厉王）的某一年，一个名为鄂侯驭方的诸侯在西周统治区的南方发动大规模叛乱，随同鄂侯一起叛乱的还有南淮夷、东夷，影响非常大。鄂侯驭方是姞姓诸侯，他曾经与周王室联姻，但他还是举起了反旗。他的反叛，周王室极为震恐，调集了周朝几乎所有的正规军，包括西六师和殷八师投入战场，但战局依然僵持不下。在这种危机关头，周王室号召诸侯可以率领直属武装参战，于是邢侯命令宗支禹率领戎车百乘，厮驭二百，步兵千人加入王师。终于俘虏了鄂侯驭方。周王室对军方下达了“勿遗寿幼”的命令，也就是对反叛人员无论老幼，格杀勿论。这段历史说明西周时期的战争是极为残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