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中世紀終於快要結束了，在這西方長達一千年左右的時光裡，戰爭和疾病是主題，基督教因此扮演了拯救世人的重要角色，成為唯一能看到的光，這光帶來的希望不在塵世，而在天國。因此，只要能擺脫永世的詛咒，這人世間時常發生的酷刑也成為一種人們願意承受的必然。
無能為力，無所作為，塵封了一千年的人類的自由性和創造力，終於被某些具有偉大人類靈魂的頭腦逐漸衝破，直至16世紀，文藝復興的光芒普照大地。從此，一種普遍重視人類實踐的倫理觀，在近三四百年的時光裡，改變了西方，也塑造了今日的現代世界。在這一轉變的過程中，羅素認為有四項偉大運動為近代奠定了基礎，改變了中世紀。
第一就是發生在15、16世紀意大利的文藝復興；第二個就是伴隨文藝復興運動的思想導向，那些文藝復興的旗手更感興趣的是人，即人文主義的興起；第三個相伴人文主義同時發生的，就是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人人都是傳教士”人人都可以藉助《聖經》和上帝連接；最後一個就是發端於奧卡姆的批判，基於經驗研究的科學的復興。而在這其中，源於中國的兩個偉大工具的發明，促進了上面四個偉大運動的開展，這兩個偉大的發明就是印刷術和指南針。
復興是對柏拉圖的迴歸,用數學比例來定義藝術之美
說到文藝復興，就必須提到一個地方，就是意大利的佛羅倫薩。如果去歐洲，我覺得有兩個地方必去，一個當然是雅典，那裡產生了古希臘三賢，愛琴海邊是西方文化的源頭。另一個就是佛羅倫薩，這個城市誕生了但丁、米開蘭基羅、達芬奇以及後來的伽利略。所以羅素說：“文藝復興最重要的策源地是佛羅倫薩。除了雅典，還沒有任何城市能像佛羅倫薩這樣，造就過這麼多的藝術家和思想家。”從這，我們可以看到，文化是土壤，在歷史某一時期，某個地方，就會有偉大的思想家和藝術家集中爆發。而少數地方，個別巨人，他們在前人的成就上建構了一座座豐碑，對人類產生了深遠和巨大的影響。而佛羅倫薩的興盛，離不開一個歐洲最早也最有名的商業貴族家族：梅狄奇家族。差不多從1400年開始，這個商業家族統轄佛羅倫薩達三百多年。
文藝復興核心的就是兩點。一個是對於美的發現，什麼是美呢？文藝復興的巨匠們找到了古羅馬的人體美、古希臘的比例美和哲思之美。將這些結合，美的感覺被具有完美形式的數學進行表達，比如黃金分割線，斷臂維納斯的上下比例，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主義再次復興，“美存在於適當比例的和諧之中。”羅素感嘆道：“在意大利人文主義者的觀念裡，更重要的是他們再次強調了畢達哥拉斯與柏拉圖的數學傳統。世界的數字結構再一次受到重視，並取代了亞里士多德的傳統，儘管後者曾使前者黯然失色。這是導致16、17世紀科學探索復興的主要發展之一。”
文藝復興第二核心也是從數學方面來的，它導致了從神到人的迴歸。因為一定比例數學的發現，人便成為了具有理解和把握這個世界的真相的主宰者。人們如果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運用並提高自己的數學技能，那他就更接近於神的地位了。總之，藉助源於古希臘時期數學發現，文藝復興使得人在上帝的面前，充滿了自信，展現了作為人的力量，並且隱約地，宗教生活不再神秘，而成為一種習俗和例行公事廣被接受。這一點，特別類似於上層權力在今天中國社會的現狀。當絕大多數中國人藉助信息工具進行理性探索時，他們掌握的知識和信息，所思考的深度廣度，不見得比高層少。所以那些曾經的神秘地，深居簡出隱藏在紅牆內的上層權威人物，不再被民眾所崇拜，他們也是和我們一樣活生生的人，有家庭有感情。
高層政治和民眾的日常生活相脫節，它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一種例行公事，是經過數十年保留下來的一種中國特色的政治習俗。事實上，文藝復興時期，一位著名的思想家馬基雅維利，在他的《君主論》裡已經清晰地論證了權力的來源和運作方式：赤手空拳的預言家總是會失敗。
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君主的權術
馬基雅維利的觀點很明確，對於君主不要用道德來衡量，君主應該權衡情況，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即使用一種惡的手段，也是為了保證更大多數的善。甚至善惡根本不是馬基雅維利願意討論的話題。我們今天所說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核心就是：如果你想獲取權力，那麼你就必須冷酷無情。他的理論，讓後世那些具有野心的政治領袖，在進行殘酷殺戮時毫無負罪之感，心理上得以解脫。在政治哲學方面，繼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之後，就是英國人托馬斯·霍布斯於1651年出版的《利維坦》。
在17世紀，隨著宗教改革和民族國家的興起，教皇的神權逐漸衰落，而由那些君主們建立的民族國家越來越強盛，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英國，法蘭克人的法國，日耳曼人的德國。君權成為國家的核心權威。霍布斯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之下，從哲學的角度來思考國家的存在和君主的絕對權力的。
霍布斯首先論述了人的理性和情感，他認為理性是後天實踐得來，而人類的情感中則有一種先天的謀求犧牲別人、保全自己的傾向，這種傾向使得人們處在某種戰爭狀態中。因此人們因此達成約定，共同服從於一個權威。這個權威就是代表人們行使統治的君主。只有統治者不能提供保護的時候，人們才可以廢止這個約定。
霍布斯用《聖經》裡一個叫“利維坦”的巨獸來稱呼這個由人們根據契約組建的社會，這就像一個由無數普通人組成的“巨人”，具有某種比個人更大、更強的力量。單個人的力量在這個巨獸“利維坦”面前顯得如此渺小，以至於我們被它巨大的力量裹挾而不自知。霍布斯描述的巨大怪獸利維坦，和蜂群非常類似，蜂群的厲害不是單個蜜蜂的簡單組合，而是通過所謂的“湧現”的作用，具備了遠遠超越單體的超能力。
笛卡爾：理性至上的近代哲學之父
我們這裡所說的理性，不是我們通常說的避免感情用事的客觀，而是對於人類而言，動用大腦皮層去來理解、認知這個世界的能力。如果說理性的思考在霍布斯和培根那裡，還只是人類實踐的前提，而到了笛卡爾這裡，則成了人的全部。如果說柏拉圖是古希臘思想的奠基者，那麼笛卡爾就是近代哲學之父。他最著名的一句話就是“我思故我在”，他從懷疑一切出發，在沒有得到嚴格的證明之前，所有人的觀點，包括上帝也是不可靠的。那麼什麼是證明世界的起點呢？為了能夠擁有更多安靜的時間用來思考這些問題，笛卡爾參軍了，因為當兵可以不受外界的干擾，從這我們看到，貫穿整個西方歷史，像笛卡爾這樣的沉靜思考者太多了：斯賓諾莎、萊布尼茨、康德、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
有一天特別寒冷，笛卡爾躲在一間小屋的爐子旁，等身體稍暖和後，他陷入了沉思之中，那一天快要結束的時候，他的整個哲學體系的輪廓已經清晰浮現。笛卡爾從“我思故我在”為起點，從此時此刻“唯一能夠確信的就是我的思考”展開了他對世界用數學幾何的證明。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笛卡爾是一個數學主義者，他認為數學在認識世界真理方面，扮演了一個確認無疑鏈條的核心工具。唯一能夠確認就是此時的思維，從公理出發，一步一步推導整個世界的圖像。
現在來看，笛卡爾的偉大，不在於他理論的具體內容，而在於他那種對人類思維能力即理性的無限信任，並且將人類思考的理性推而廣之到每一個身上。對於我們人類理性這一珍貴品質，笛卡爾認為人人平等，而其中的區別僅僅是有的人比另外一些人運用地好一些而已。這也就自然而然推導出，只要充分運用理性，人人可以自我負責，人是自由的，不必依靠宗教和君主權威。總之從笛卡爾開始，運用理性探尋客觀世界，建立一個完備的思想體系，成為許多哲學家和思想家的畢生追求，這方面做得最好的應該是斯賓諾莎，儘管他不容於他那個時代長達一二百年之久。
斯賓諾莎：泛神論的人本主義先驅
斯賓諾莎被後世稱道的是兩點，一是他大膽超前，論證令人歎為觀止的思想體系，另一個就是他始終隱遁，甘於清貧，過著一種真正的哲學家的生活。他一輩子不受干擾安靜沉思，靠磨鏡片為生，終因長期磨鏡片產生粉塵得病，四十幾歲就去世了。他所在地區的統治者願意提供給他一個大學教授的職位，但他思考後還是拒絕了，他說一來我不知道我的哲學能夠讓學生理解到什麼程度，第二是如果我一旦去了，就影響我的靜思。他說：“我放棄講學的原因，僅僅是由於珍惜寧靜的生活。要過這種生活，我想最好還是維持現狀吧。”
斯賓諾莎最著名的就是他的“泛神論”，他把理性當中對上帝的信仰推到一個極致，他證明了這種信仰，而這種信仰則是和宇宙同一的上帝。在西方歷史當中，關於信仰有兩個方向：一個是宗教化人格化的上帝信仰，一個就是自然的泛神論。自然（或宇宙）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存在，他的特性在我們每一個個體當中顯現出來，他是唯一是實質。基於此，人類智慧可以看作上帝智慧的一部分。因此他說：“心靈的本質在於以某種無始無終的觀點來領悟事物。”這方面我們做得越好，就越接近於和上帝（宇宙）同一。
斯賓諾莎堅持明確性。他說：“謬誤的原因在於缺乏足夠的領悟力和洞察力，而讓殘缺混雜的理念摻雜其中。” 羅素讚歎斯賓諾莎的體系是哲學史上最傑出的“體系結構範例”，是“西方哲學的一座豐碑，儘管他的嚴肅風格有點像《舊約》的色彩，但它仍然是一種偉大的嘗試，因為它以古希臘人的宏偉氣魄向我們指出，世界是一個可以理喻的整體。” 作為猶太人，他的離經叛道的言說被所在的猶太社區驅逐，斯賓諾莎似乎是古代猶太先知和古希臘哲學家的混合體，有虔誠的宗教信仰，而這信仰卻是清晰的理性給予的。同笛卡爾一樣，對於人類的理性信任，對於人的智慧是上帝一部分的不妥協的認知，斯賓諾莎可以看人本主義的近代始祖。
無論笛卡爾、斯賓諾莎還是萊布尼茨，他們都倡導了人的理性的先導性，並在理性之上建立了一個完整而龐大的思想體系。而這個體系的基石，如同歐幾里得的幾何學一樣，是建立在幾個公理之上，正如斯賓諾莎從7個公理論證他的倫理學。但今天我們明白，這些公理是先驗的，這就是歐陸哲學的特點。羅素比喻，笛卡爾等人所建立的歐陸哲學體系，是一個倒金字塔，以先驗的公理和幾個推導作為塔尖的支點，之上是整個主體塔基。而英國的經驗哲學則恰好相反，它將每一個被充分驗證過的“真理”當作金字塔的基座。這樣，當這些先驗的觀點受到質疑時，不至於導致整個大廈的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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