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中世纪终于快要结束了，在这西方长达一千年左右的时光里，战争和疾病是主题，基督教因此扮演了拯救世人的重要角色，成为唯一能看到的光，这光带来的希望不在尘世，而在天国。因此，只要能摆脱永世的诅咒，这人世间时常发生的酷刑也成为一种人们愿意承受的必然。
无能为力，无所作为，尘封了一千年的人类的自由性和创造力，终于被某些具有伟大人类灵魂的头脑逐渐冲破，直至16世纪，文艺复兴的光芒普照大地。从此，一种普遍重视人类实践的伦理观，在近三四百年的时光里，改变了西方，也塑造了今日的现代世界。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罗素认为有四项伟大运动为近代奠定了基础，改变了中世纪。
第一就是发生在15、16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第二个就是伴随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导向，那些文艺复兴的旗手更感兴趣的是人，即人文主义的兴起；第三个相伴人文主义同时发生的，就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人人都是传教士”人人都可以借助《圣经》和上帝连接；最后一个就是发端于奥卡姆的批判，基于经验研究的科学的复兴。而在这其中，源于中国的两个伟大工具的发明，促进了上面四个伟大运动的开展，这两个伟大的发明就是印刷术和指南针。
复兴是对柏拉图的回归,用数学比例来定义艺术之美
说到文艺复兴，就必须提到一个地方，就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如果去欧洲，我觉得有两个地方必去，一个当然是雅典，那里产生了古希腊三贤，爱琴海边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另一个就是佛罗伦萨，这个城市诞生了但丁、米开兰基罗、达芬奇以及后来的伽利略。所以罗素说：“文艺复兴最重要的策源地是佛罗伦萨。除了雅典，还没有任何城市能像佛罗伦萨这样，造就过这么多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从这，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是土壤，在历史某一时期，某个地方，就会有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集中爆发。而少数地方，个别巨人，他们在前人的成就上建构了一座座丰碑，对人类产生了深远和巨大的影响。而佛罗伦萨的兴盛，离不开一个欧洲最早也最有名的商业贵族家族：梅狄奇家族。差不多从1400年开始，这个商业家族统辖佛罗伦萨达三百多年。
文艺复兴核心的就是两点。一个是对于美的发现，什么是美呢？文艺复兴的巨匠们找到了古罗马的人体美、古希腊的比例美和哲思之美。将这些结合，美的感觉被具有完美形式的数学进行表达，比如黄金分割线，断臂维纳斯的上下比例，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再次复兴，“美存在于适当比例的和谐之中。”罗素感叹道：“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观念里，更重要的是他们再次强调了毕达哥拉斯与柏拉图的数学传统。世界的数字结构再一次受到重视，并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尽管后者曾使前者黯然失色。这是导致16、17世纪科学探索复兴的主要发展之一。”
文艺复兴第二核心也是从数学方面来的，它导致了从神到人的回归。因为一定比例数学的发现，人便成为了具有理解和把握这个世界的真相的主宰者。人们如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并提高自己的数学技能，那他就更接近于神的地位了。总之，借助源于古希腊时期数学发现，文艺复兴使得人在上帝的面前，充满了自信，展现了作为人的力量，并且隐约地，宗教生活不再神秘，而成为一种习俗和例行公事广被接受。这一点，特别类似于上层权力在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当绝大多数中国人借助信息工具进行理性探索时，他们掌握的知识和信息，所思考的深度广度，不见得比高层少。所以那些曾经的神秘地，深居简出隐藏在红墙内的上层权威人物，不再被民众所崇拜，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活生生的人，有家庭有感情。
高层政治和民众的日常生活相脱节，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种例行公事，是经过数十年保留下来的一种中国特色的政治习俗。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一位著名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君主论》里已经清晰地论证了权力的来源和运作方式：赤手空拳的预言家总是会失败。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君主的权术
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很明确，对于君主不要用道德来衡量，君主应该权衡情况，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即使用一种恶的手段，也是为了保证更大多数的善。甚至善恶根本不是马基雅维利愿意讨论的话题。我们今天所说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核心就是：如果你想获取权力，那么你就必须冷酷无情。他的理论，让后世那些具有野心的政治领袖，在进行残酷杀戮时毫无负罪之感，心理上得以解脱。在政治哲学方面，继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之后，就是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于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
在17世纪，随着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教皇的神权逐渐衰落，而由那些君主们建立的民族国家越来越强盛，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国，法兰克人的法国，日耳曼人的德国。君权成为国家的核心权威。霍布斯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国家的存在和君主的绝对权力的。
霍布斯首先论述了人的理性和情感，他认为理性是后天实践得来，而人类的情感中则有一种先天的谋求牺牲别人、保全自己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人们处在某种战争状态中。因此人们因此达成约定，共同服从于一个权威。这个权威就是代表人们行使统治的君主。只有统治者不能提供保护的时候，人们才可以废止这个约定。
霍布斯用《圣经》里一个叫“利维坦”的巨兽来称呼这个由人们根据契约组建的社会，这就像一个由无数普通人组成的“巨人”，具有某种比个人更大、更强的力量。单个人的力量在这个巨兽“利维坦”面前显得如此渺小，以至于我们被它巨大的力量裹挟而不自知。霍布斯描述的巨大怪兽利维坦，和蜂群非常类似，蜂群的厉害不是单个蜜蜂的简单组合，而是通过所谓的“涌现”的作用，具备了远远超越单体的超能力。
笛卡尔：理性至上的近代哲学之父
我们这里所说的理性，不是我们通常说的避免感情用事的客观，而是对于人类而言，动用大脑皮层去来理解、认知这个世界的能力。如果说理性的思考在霍布斯和培根那里，还只是人类实践的前提，而到了笛卡尔这里，则成了人的全部。如果说柏拉图是古希腊思想的奠基者，那么笛卡尔就是近代哲学之父。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我思故我在”，他从怀疑一切出发，在没有得到严格的证明之前，所有人的观点，包括上帝也是不可靠的。那么什么是证明世界的起点呢？为了能够拥有更多安静的时间用来思考这些问题，笛卡尔参军了，因为当兵可以不受外界的干扰，从这我们看到，贯穿整个西方历史，像笛卡尔这样的沉静思考者太多了：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
有一天特别寒冷，笛卡尔躲在一间小屋的炉子旁，等身体稍暖和后，他陷入了沉思之中，那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轮廓已经清晰浮现。笛卡尔从“我思故我在”为起点，从此时此刻“唯一能够确信的就是我的思考”展开了他对世界用数学几何的证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笛卡尔是一个数学主义者，他认为数学在认识世界真理方面，扮演了一个确认无疑链条的核心工具。唯一能够确认就是此时的思维，从公理出发，一步一步推导整个世界的图像。
现在来看，笛卡尔的伟大，不在于他理论的具体内容，而在于他那种对人类思维能力即理性的无限信任，并且将人类思考的理性推而广之到每一个身上。对于我们人类理性这一珍贵品质，笛卡尔认为人人平等，而其中的区别仅仅是有的人比另外一些人运用地好一些而已。这也就自然而然推导出，只要充分运用理性，人人可以自我负责，人是自由的，不必依靠宗教和君主权威。总之从笛卡尔开始，运用理性探寻客观世界，建立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成为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毕生追求，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应该是斯宾诺莎，尽管他不容于他那个时代长达一二百年之久。
斯宾诺莎：泛神论的人本主义先驱
斯宾诺莎被后世称道的是两点，一是他大胆超前，论证令人叹为观止的思想体系，另一个就是他始终隐遁，甘于清贫，过着一种真正的哲学家的生活。他一辈子不受干扰安静沉思，靠磨镜片为生，终因长期磨镜片产生粉尘得病，四十几岁就去世了。他所在地区的统治者愿意提供给他一个大学教授的职位，但他思考后还是拒绝了，他说一来我不知道我的哲学能够让学生理解到什么程度，第二是如果我一旦去了，就影响我的静思。他说：“我放弃讲学的原因，仅仅是由于珍惜宁静的生活。要过这种生活，我想最好还是维持现状吧。”
斯宾诺莎最著名的就是他的“泛神论”，他把理性当中对上帝的信仰推到一个极致，他证明了这种信仰，而这种信仰则是和宇宙同一的上帝。在西方历史当中，关于信仰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宗教化人格化的上帝信仰，一个就是自然的泛神论。自然（或宇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存在，他的特性在我们每一个个体当中显现出来，他是唯一是实质。基于此，人类智慧可以看作上帝智慧的一部分。因此他说：“心灵的本质在于以某种无始无终的观点来领悟事物。”这方面我们做得越好，就越接近于和上帝（宇宙）同一。
斯宾诺莎坚持明确性。他说：“谬误的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领悟力和洞察力，而让残缺混杂的理念掺杂其中。” 罗素赞叹斯宾诺莎的体系是哲学史上最杰出的“体系结构范例”，是“西方哲学的一座丰碑，尽管他的严肃风格有点像《旧约》的色彩，但它仍然是一种伟大的尝试，因为它以古希腊人的宏伟气魄向我们指出，世界是一个可以理喻的整体。” 作为犹太人，他的离经叛道的言说被所在的犹太社区驱逐，斯宾诺莎似乎是古代犹太先知和古希腊哲学家的混合体，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而这信仰却是清晰的理性给予的。同笛卡尔一样，对于人类的理性信任，对于人的智慧是上帝一部分的不妥协的认知，斯宾诺莎可以看人本主义的近代始祖。
无论笛卡尔、斯宾诺莎还是莱布尼茨，他们都倡导了人的理性的先导性，并在理性之上建立了一个完整而庞大的思想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基石，如同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一样，是建立在几个公理之上，正如斯宾诺莎从7个公理论证他的伦理学。但今天我们明白，这些公理是先验的，这就是欧陆哲学的特点。罗素比喻，笛卡尔等人所建立的欧陆哲学体系，是一个倒金字塔，以先验的公理和几个推导作为塔尖的支点，之上是整个主体塔基。而英国的经验哲学则恰好相反，它将每一个被充分验证过的“真理”当作金字塔的基座。这样，当这些先验的观点受到质疑时，不至于导致整个大厦的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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