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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早晨自控地按照时间七点左右醒来，看着窗外的阳光和蓝天，你是否觉得这样带来的愉悦要远远超过放纵自己追剧或宿醉到深夜然后昏天暗地睡到日上三竿呢？
随着年龄增长，经历许多事情之后，人越来越觉得有规律有节制的生活才弥足珍贵，自控、节制、规律这些都是理性的表现，理性不仅对于个人，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而言，理性都是和平和繁荣的关键，正如史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所说：科学革命和理性时代是发生在人道主义革命之前，这个时间顺序告诉我们，理性抗拒暴力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如伏尔泰所说的“荒谬导致暴行。”幸运的是，理性可能与先天的个性和聪明有关，但更与后天学习教育和培养有关，这一点从古希腊，尤其从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哲学、伏尔泰引导的启蒙运动，都已经充分证明了理性的力量是我们个人和民族国家能够掌握的。
”
无论是在遥远的爱琴海边的雅典，还是泗水岸边的曲阜，当人类的理性系统思考的第一缕阳光照耀进世间时，便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大门。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这一几乎同时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人类文明肇始之光，称为“轴枢时代”。这一时代区别于以往的人类社会进化，核心的特征就是理性，这是区别于远古祖先神秘疯狂的祭祀和巫术，也区别于略早之前零散的关于自然、伦理等理解，东西方人类，立足于自己的民族和土地，系统地建立了各自的知识体系，认识外部自然世界、社会伦理和自身。
古希腊人在经过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人的努力，大成于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尽管观点各异，但还是第一次给出了这样的世界图谱：世界是物质的、粒子的，是变化流动的而本质不变，是可以感知的、也是可以通过数学表达来严格描述的，人间伦理是善、是正义，理想的社会是城邦国家。而真理就是符合世界真实的解释，“知识即美德，即善”。
关于数学和哲学的这种沉静思考的气质，从米利都的泰勒斯开始，就一直成古希腊的重要特质之一，保留到古罗马斯多葛主义，甚至在罗马帝国被蛮族灭掉之后，在漫长黑暗的宗教控制的中世纪，也依然顽强地挤进了神学领域。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引入了神学，试图将理性思辨和神学信仰结合起来。从圣奥古斯丁到圣托马斯，这些“天使博士”都依然借助于古希腊的理性逻各斯，证明神的存在。事实上，西方的整个文明历史就在宗教信仰的狂热和理性的沉静这两种主要力量交织中发展。这两者也构成了西方文化的源头，前者是古代闪米特人（包括波斯人和犹太人、阿拉伯人）的文化特质，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后者是古希腊人的文化特质，具有多样性和怀疑性。两者不断纠缠、相互渗透，此消彼长。
从古希腊到罗马帝国时代，倡导理性的希腊文化占据了主流。随着罗马帝国的征服和殖民，东方圣城耶路撒冷的影响力日盛。四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奉为国教后，宗教占据了人思想的核心，对于世界的理性认知和探索被挤到了角落。随着文艺复兴的开始和近代科学的研究发现，宗教的神秘性和解释权遭到了强烈质疑。在中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奥卡姆提出的“能简则简，繁复无益。如非必要，勿增实体”的看法令人一震。信仰不必用理性来证明。理性的归理性，信仰的归信仰。理性遵循逻辑，而信仰来自启示。后人称其为“奥卡姆剃刀”，这就为人类的信仰和理性独立发展留出了更大空间。19世纪丹麦的哲学家基尔郭凯尔，以及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两位虔诚的基督徒，存在主义的大师，再次把信仰和理性做了结合：即“信仰是理性的飞跃”。
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认为对于我们人类理性这一珍贵品质，人人平等，而其中的区别仅仅是有的人比另外一些人运用地好一些而已，这好的方面就是方法论。笛卡尔相信，理性比感官的感受更可靠，比如在我们做梦时，我们以为自己身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然而其实这只是一种幻觉而已。秉承了古希腊的沉静思考的气质，笛卡尔在一个特别寒冷的天气里躲进有炉子的小屋，在身体暖和之后陷入了一天的沉思，在那天快要结束时，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已经呼之欲出。从普遍性怀疑和批判出发，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即“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作为所有思想体系的基础：
1
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
2
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3
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
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这种对人的理性的信任背后，是按照几何原理的严密逻辑的证明，这点同样体现在了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中。和笛卡尔一样，斯宾诺莎坚持明确性。他说：“谬误的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领悟力和洞察力，而让残缺混杂的理念掺杂其中。” 在其代表作《伦理学》一书中，他用欧几里得几何般的演绎逻辑方式，从7个公理假设开始，全面而完整地解释了上帝的存在。只不过斯宾诺莎的上帝和宇宙是同一的，这就是他著名的泛神论。基于此，人类智慧可以看作上帝智慧的一部分。因此他说：“心灵的本质在于以某种无始无终的观点来领悟事物。”这方面我们做得越好，就越接近于和上帝（宇宙）同一。因其如此，罗素赞叹斯宾诺莎的体系是哲学史上最杰出的“体系结构范例”，是“西方哲学的一座丰碑，尽管他的严肃风格有点像《旧约》的色彩，但它仍然是一种伟大的尝试，因为它以古希腊人的宏伟气魄向我们指出，世界是一个可以理喻的整体。”作为犹太人，
斯宾诺莎似乎是古代犹太先知和古希腊哲学家的混合体，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而这信仰却是清晰的理性给与的。斯宾诺莎英年早逝，终其一生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尽管以打磨镜子为生，但他却沉浸的哲学沉思之中。在有权势人物邀请他担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时，他说：“我放弃讲学的原因，仅仅是由于珍惜宁静的生活。要过这种生活，我想最好还是维持现状吧。”
如果说17世纪笛卡尔开启的理性还仅在哲学家、科学家等少数精英群体中流传，那么18世纪由伏尔泰挥舞的启蒙运动大旗，则激发了西方社会普通大众的理性认知。伏尔泰以百科全书的方式，号召民众摆脱宗教和王权专制的蒙昧压迫。这位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的哲学家，继续高举理性，他认为理性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人依其理性以认识自然，也依其理性以改造社会。发扬理性，就是推动历史；蒙蔽理性，就是阻碍进步”。在伏尔泰看来，理性的时代就是光明的时代，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站在西方的角度，他认为四个时代是理性彰显和值得赞美的时代：希腊时代带来艺术和科学的第一次繁荣；凯撒和奥古斯都的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学问、科学和美术重新发展；以及路易十四时代，人类理性已臻成熟。在84岁的伏尔泰去世三年后，1791法国大革命爆发，即使开明的欧洲封建君主制度也摇摇欲坠，就等着雄才大略的拿破仑怀着“英雄心中的豪情万丈，向着王座毅然启航“，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列国秩序呼之欲出。
如果说在西方历史中2500年时间里，情感上的宗教信仰和理性上的怀疑主义是一对统一辩证的主要矛盾的话，那么人们在认识这两者的方法论上，则构成了次要的矛盾，即经验感知或概念定理。大体上，当理性成为人类的共识，而对于运用理性的工具则走向了分叉，一方是英国基于经验的个体观察的归纳，一方是欧洲大陆基于形而上的系统思考的演绎。18世纪是西方理性大发展的时代，在仰望星空的康德和绝对理念的黑格尔等德国哲学巨匠建立体系化的形而上大厦时，苏格兰人亚当斯密，从人性的角度出发，阐述了一个具有利己本性的人，如何在市场中通过交换而体现自己的价值，继而实质上达到一种利他的倾向和目的。在亚当斯密这里，
人的理性不都是最终走向了神圣，也有一种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不完美。这种利己的计算、衡量，也是人的理性的具体表现。从此，基于这一理性人的认知，以及市场价值最大化和劳动分工，诞生了古典经济学。看不见的手，市场的有效性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尽管这几年一再被当红的行为经济学家批判。亚当斯密解释了，这种“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的活动。”马克思扬弃地接过了亚当斯密、李嘉图以及黑格尔的体系，成为19世纪人类最为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是改造世界。“所以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可以这样说，无论从目的还是方法上，马克思都把人的理性，人对真理的认识，从实践角度做了最终的回答。尽管如此，思想形成过程的科学性依然是他所追求的，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诞生，改变并造就了今天我们的世界。无论是从最后达成的目标，还是方法的科学性，马克思都堪称哲学领域人类最后的体系化集大成者。这依然是古希腊的辩证、怀疑以及沉静思考特质的这一伟大的理性传统，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反应，只不过具有了更多的革命反抗的成分。总之，从17世纪开始，西方世界以牛顿、笛卡尔取得的物理学和哲学的伟大成就，作为人的理性沿袭古希腊传统再次崛起的标志，开启了西方一番波澜壮阔的对世界的大探索和大发现。迄今为止，这一人类理性的进化过程还在加速之中，其表现就是理性数字化趋势愈演愈烈，以数字化代表的理性鸿沟在不同人和国家之间也越变越大。事实上，过去100年因为理性大发展，人的智商也在持续上升，一组英国人的数据显示：平均每10年，提升3个IQ点。本篇最后的问题是：缺乏辩证怀疑传统的国家、缺乏沉静思考气质的民族，能否在理性的引导下持续地走向繁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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