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審定了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祁連山等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方案，提出把全國2%的國土空間還給大熊貓、東北虎、藏羚羊。為什麼國家不再提倡所有地方都要大開發、大發展，而是按照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禁止開發的要求來推動？從洞庭湖3萬畝“私家湖泊”圍堰被拆除，到陝西秦嶺違建別墅被整治，過去以發展的名義行違規之事。現在提出的空間治理能否破題？
《中國經濟大講堂》特邀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為您深度解讀。嘉賓簡介
楊偉民，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原副主任，長期從事經濟理論和生態文明理論研究，在中國發展規劃、產業政策、體制改革、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提出了許多頗具價值的見解。
經濟學上是不講空間均衡的，這是經濟學上一個漏洞，我希望今後能有人把這個漏洞補上。
經濟學必須抽象，我們假設，經濟學抽象掉了青藏高原和東部地區的海拔差距。大家知道，青藏高原基本上沒有什麼GDP（國內生產總值），因為平均海拔4000米，喘氣都困難，無法去搞經濟建設。所以，想讓西藏超過廣東，或者縮小和廣東的差距，基本上是不可能。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如果像搞經濟理論一樣，抽象掉海拔、溫度這樣的一些差距，就會犯歷史性的錯誤。大慶的同志跟我講，當時大慶還沒有機場，好不容易請了一個法國人來投資，但他第二天早上就走了，因為這個投資的法國人說，冬天的大慶太冷了，沒法繼續搞。我曾經在日本留學過，有很多日本朋友，我問你們為什麼不到東北去投資，他們回答，東北要蓋那麼厚的牆，每年要燒6個月的暖氣，成本太高。現在東北人為什麼跑到三亞去？那是他們用腳投票的結果，他要尋找生態產品。
既然各地區的自然條件不一樣，集聚經濟和人口的能力不一樣，所以，在一定空間之內必有一種主體功能，要麼是提供工業品和服務產品，要麼是提供農產品、生態產品，現在人類所需要的產品基本上就是這幾大類。後來編制了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就是按照開發方式，把全國960萬平方公里劃定成優化、重點、限制、禁止這四類區。如果按照開發內容，優化和重點開發地區未來就是中國的城市化地區。城市化地區就是要集聚經濟和人口，提供工業品和服務產品，然後提供稅收。日本的稅收和就業都是三大都市圈提供的，其它的地方可能都是農產品地區和生態地區。
當然，城市化地區也不可能都是提供工業品和服務產品，必須也提供一部分農產品和生態產品，這樣才能保持空間結構的合理性。
經過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後，這些地區會變成農產品的主產區，或者是重點生態功能區。農產品主產區很顯然是提供農產品，當然，也可以提供生態產品，提供一些服務產品和工業品，但是數量跟城市化地區的差距就很大了。
重點生態功能區主要是提供生態產品，也提供一些農產品、服務產品和很少量的工業品。
禁止開發區又不一樣，禁止開發區只有一種功能，就是提供生態產品。
2010年國務院通過主體功能區後，後來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五中全會到十九大把主體功能區逐步再提升，從過去的規劃變成了戰略，現在作為一個制度來去執行。也就是說主體功能區在中國已經是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國家治理體系當中的一個重要制度，未來要落實這個制度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像成渝地區，這個1億人口的地區應該發展為成渝的城市群，集聚經濟和人口。如果都到別的地方去，既給別的地方帶來很大的壓力，同時所在城市群也發展不起來。可能到2035年或2050年，如果中國未來能有十個左右或者七、八個像長三角這樣的大城市群，我覺得中國的經濟就會進一步地上一個大臺階。
2003年，我到過德國、荷蘭，當然我去過不止一次了，專門考察它的規劃。斯圖加特就像一個森林中的城市一樣，走著走著森林了，再走著走著城市了。然後他們把一張大圖給我攤在桌子上，每一寸土地做什麼都劃得清清楚楚，這就變成了約束人的行為準則。中國現在的空間規劃離那個還有差距，比如說河流邊上、湖泊的邊上都蓋了些大別墅，圈起來了，那是侵犯公眾利益的。引水渠、河流、湖泊都是全體人民的，《憲法》規定是全民所有的，這樣一圈，變成了富人區、別墅區，只有幾個人獲利，而我們卻沒法看了。
習近平總書記講雄安新區要創造雄安質量。其實在空間上講得很清楚，把每一寸土地規劃清楚了以後再開工建設，現在我們不要速度要質量，讓雄安給未來城市樹立一個雄安質量。過去我們經常講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結構調整，但是空間結構調整現在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但實際上，我們已經幹了很多，像退耕還林、退耕還湖、退耕還草，就是把經過多年開發的生產空間、農業耕地恢復到原來的生態空間上去，實際上都是把農業生產空間變回來。因為從農業與生態空間比例來看，生產空間偏多，生態空間偏少，這樣做就避免隨意劃分土地搞開發、搞房地產。
我們過去都是按照領域、產業來進行治理，交通由交通部治理，農業由農業部治理，森林由林業局治理，都是縱向的，但是所有部門縱向的事放到一個空間的時候可能就會矛盾了，就衝突了。今後應該在產業或者是縱向治理同時，要樹立空間治理的思路，來促進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相協調，也就是說促進空間發展的治理模式，就是空間治理。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以市縣為單元，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包括一個縣到底有多少林、多少草原、多少水、水質是什麼程度等，現在正在試點。現任的領導幹部走了之後，比如你當縣委書記幹了5年，除了GDP（國內生產總值）增加還得看當地的自然資源到底是負的還是正的，如果是負的，那對不起，別升官了，因為你用破壞犧牲自然資源或者生態環境的代價來取得了經濟的發展，是不值得提倡的。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不能夠由正轉負，你至少要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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