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杨英杰同志——韩慧芳
今年(1988年)7月13日，杨英杰同志离开我们整整10年了。今天回顾他几经磨难的46个春秋，心情是沉重的，但想到他与许多老同志一样壮心不已、奋斗不息的崇高品德，又深深感到欣慰!
对真理的信仰与追求
英杰同志是1933年5月加人中国共产党的。人党不久，年仅21岁的英杰被派到东北军作兵运工作，任“特务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党的优秀干部、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同志就是在这个支部参加党的生活的。不料，由于原领导的叛变，他被捕了。张学思等同志曾设法营救，未成，被判15年重刑，由北京押到南京军人监狱。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他才与同志们一起由组织保释出狱。在这4年的严酷生活中，他曾任我党狱中支部书记，积极参加领导过包括绝食在内的多次斗争。在押解途中，他与难友们一起高呼口号，向群众宣传抗日，受到同志们的好评。他还边斗争、边学习马列著作，使自己的信仰找到了理论依据。谁料到30多年后的“文革”中，这段历史竟成了他惨遭迫害直至含冤去世的“罪名”。
记得“文革”开始时，很多同志被“打到”，组织瘫痪，他却坚守岗位。一次他向中央有关部门打电话联系建材，希望把一个正在进行的经济项目搞下去。有的好心人劝他，甚至埋怨他：“这是什么时候，省委已经瘫痪，何必找麻烦?”他打完电话，沉思良久只说了一句话：“正是这种时候才要我们挑起担子，我是共产党员!”
文革后期，他的一位战友被迫害致死，临死前写下一句话：“我临终时的吟歌，还是起步时的心愿，英特那雄耐尔一定要实现!”那时英杰自己已被“打倒”.失去自由，远隔千里，不能前去悼念。接到噩耗那天晚上，他在院里徘徊，默默向北天致哀。很久很久，他对跟在身边的孩子讲：“我们一起从家乡参加革命的共3人，一个在战争中牺牲，单这一个现在也去了，……他留下的话，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心里话。”
注重理论学习和调查研究
英杰出狱后，到了延安，曾在中央党校任马列主义教员、政策研究室主任、组教科长等职。他文化不高，只在狱中学了一点马列理论，在教课过程中，他常常利用晚上时间阅读马列著作，直至黎明。他重视亲自聆听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讲课的机会，每次都认真听、仔细记，使自己的理论知识、政策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调到国家计委工作时，他购买和订阅了大量有关书刊，潜心研读，从而使自己较快适应经济工作的需要。他去世后，我们把这些书刊赠给计委经济研究所，来人吃惊的说：像老杨有这么多而全得经济书刊的，真没几个人。
英杰深深知道，理论与实践结合才有意义，故而有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在中央党校工作初期，在陈云、李富春同志亲自关怀、指导下，他两次带学员到农村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延川县禹居区三乡调查——怎样作支部工作》与《延川县禹居区三乡的阶级和人民生活》两个报告，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在当时党中央刊物《共产党人》上连载4期，并列入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学习材料。在黑龙江他深入北安四区、拜泉村中区等地进行调查，提出了土改问题，不久在省委领导下龙江土改就全面展开。在河北和国家计委工作期间，也一直保持了这种作风。1965年10月调到湖南任副省长，曾到长沙榔梨公社蹲点，也收集了许多资料，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正是由于英杰既注重理论，又注重实际，紧密把二者联系起来，在各处都能较好地担负领导工作，即使在错误政策占统治地位时，也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提出独到见解。
光明磊落刚直不阿
我认为，最值得我与孩子们学习的，也是英杰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品格。
1958年英杰从国家计委调到河北任省委常委、副省长，分管经济工作。他对当时大跃进中“‘亩产万斤稻谷”之类的虚报浮夸风从感忧虑，对大炼钢铁中严重浪费现象十分痛心。经过认真研究、慎重考虑，便向省委明确提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应进行调整的问题，还提出压缩基建规模的措施。当时经省委讨论，下发了文件，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后来庐山会议结束，传来彭德怀同志受到批判的消息，他十分震惊。记得那天晚上，他彻夜难眠，对我说：“彭总身经百战，戎马一生，对革命有那么大的贡献，这样处理实在难于理解。”没想到，不久这种灾难竟落到了他的头上。省里认为他的意见右倾机会主义，把他列为重点批判对象。他想不通，认为一个干部就工作中的问题向组织反映意见，怎么就成了“罪证”呢?出于对工作的责任心，在那些批判会上，他一直据理力争，可是反被说成“态度恶劣”、“顽固不化”。
后来，定他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省委常委，下放公社劳动改造。在那里，他和当地干部、群众同劳动、共生活，结下了深厚情谊。同时，利用身处基层的条件，走乡串户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出一份调查报告。我永远忘不了，在天津会议室里，他通宵争论的情景;也永远忘不了，在河北农村，他戴着老花镜，紧张整理资料的情景。今天历史已经证明，他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英杰在无休止的批斗、隔离、审查之中，始终保持了光明磊落的品格，无论受到何种威胁，他都不随便签字画押，绝不诬陷他人，也绝不承认强加给白己的不实之词一次，外调人员为逼他做假证、陷害别人，竟给他一人办厂7天学习班，但他丝毫不动摇，坚持按历史真情反映。当给他定错误结论，要他签字时，他也坚决不签，他说:“我是60多岁的人了，工作、劳动不能让人说三道四，强加于人的东西不能接受。”
他很反感林彪一伙的所作所为，当时他的处境本已很坏，可是当听到完全违背历史的“是林彪上井岗山与毛主席会师”的说法，竟义愤填膺，骂了起来，还让孩子把林题的语录和“再版前言”撕掉。说:“坏人包围了毛主席。”这在当时“敬祝林XXX永远健康”的热浪中无疑是触犯了天条，当即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完全隔离，甚至不让家属看望。直到林彪一伙折戟沉沙后，才不了了之。事后，孩子问他，何以能认识林的真面目,他谦虚地说：我也没全看清，只是觉得他们完全不顾事实乱吹捧人，乱整人，品质太低劣了，一定别有野心，何况他们把国家整成了这个样子呢?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1945年9月，他与许多同志一起响应党中央关于“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号召，告别我与两个月的两个孩子，急行军赶往东北，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后兼任省委副书记、代理主席等职。他在省委领导下，和全体干部一道，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镇压叛乱，接收伪政权，建立新政权，建立人民军队，筹粮筹款，恢复生产，进行土改以及经济建没。他总是顶风冒雪奔波在全省各地，唯独无暇顾及自己和自己的家。有次我带两个孩子在海伦县办训练班，大女儿得了很严重的肺炎，那是又缺医少药，孩子长时间高烧，滴水不进。我有工作不能总守在她身边。听说英杰出差要路过这里，真希望他能来看看重病的女儿。他虽爱孩子，可工作太忙，竟没有顾上回来一趟，只是托人捎来口信。
1952年英杰调到北京任刚刚组建的国家计委综合局长、副主任等职在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关怀下，在李富春同志直接领导下，他参加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直做综合平衡工作，发表过《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和基本精神》等多篇经济理沦文章，还陪同毛主席视察南方几省，跟随富春、张玺同志到苏联参与谈判156个援建项目。他在家时间很少，我们的孩子多么希望能经常与父亲一起玩玩、度过假日，可他总是那么忙，记得一次，原说好周日去颐和园游玩，结果周六一夜他都在办公室未归。周日的早晨，几个孩子到计委找他，只见他员通宵未眠，眼时发红，仍个神贯注地在办公桌前工作，最后孩子们在父亲身边的沙发上睡着了。
我永远忘不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是怎么度过的。英杰觉得一个共产党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能为党工作。从1972年起，他决心要把自己几十年经济工作的心得总结出来。当时收集资料多么不容易啊，我和孩子曾劝阻过他，他却说：“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了，总会有点用处的。”于是他每天黎明即起，伏安疾书，直到深夜，在北京住院期间也不例外，我们看到他那种奋斗精神，心里说不出来的滋味。历经6个寒暑，耗尽心血，1978年5月5日，他终于在北京埠外医院病房中，完成了这部30万字的初稿。他多么渴望尽快重放工作岗位，可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个别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不顾英杰多次的申述报告，拒不解决他的问题，导致病情恶化，又人为地耽误了抢救时间，终于使他悲愤地离开了人世。每想到他未能完成的遗愿，怎能不万分遗憾与悲痛?
深挚的感情珍贵的遗产
我与英杰是在延安相识并结卜下厚情谊的，虽然那时生活活极其艰苦，但我们的精神生活非常充实、幸福。最清楚地记得“八·一五”后，他奉命先行奔赴东北时，我带两个孩子在延安河畔为他送行.他深情地望着我，叮嘱一定要带好孩户多年来，他自已工作十分繁忙，却总支持我的工作，特别是后些年，我患有多种疾病，他更是操持了大部分家务和孩子们的琐事，使我得以更好的工作和休息。
他性格开朗、豪爽，又很平等，使家里总充满愉快、和谐的气氛。孩子们讲：他是慈父、良师和挚友于一身的人。他常告诫孩子不能以干部子弟自居，生活上要向工农子弟看齐，教他们以诚待人，假期常让他们领着困难回不了家的远地同学来家玩。他在家里从不摆架子，连他写的东西也常写一章让孩子看一章，听取他们的意见。对孩子要求很严，得知大女儿申请入党，严肃地教育她：“先搞清楚什么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只想着党员光荣是不行的。”这话孩子铭记至今。二女儿复员后返校学习困难，英杰就用古人训语激励她刻苦学习，后来她不仅追上了一年多的课程，还成为该中学第一个党员学生。恢复高考制度后，他又辅导小女儿参加高考。这个孩子就是在父亲去世后第三天，戴着黑纱，怀着对父亲深深的悼念之情走进考场，终于考取了大学的。
“文革”开始时，最大的孩子25岁，最小的才10岁，我去了干校，英杰被隔离审查。5个女儿分别在青海、江西、内蒙、湖南靖县和长沙，英杰给孩子们写信。总结中国历史上各段时期在困境中坚持不懈做出成绩的人和事，告诫他们要经得住考验。他送给去内蒙插队三女儿的一本书，里面抄录了四句话:“临别无相送，赠言望你收，思想展双翼，学做松与柳。”孩子牢记父亲的教导，在内蒙6年生活中，与那里的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身教胜于言教，英杰为人正直、豪爽，多年接济老同志遗孤的行为，不嗜烟酒、艰苦朴素，只爱好买书看书并以此作为唯一的遗产的特点，都给厂孩子们极大的影响。正如孩子给我们写信所说:“亲爱的爸爸，你也许不知道，你所给我们的比有些孩子要求于父母的多得多，你教给了我们崇拜真理，教给我们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
1976年7月13日，是我和孩子们永远不会忘怀的日子。一个对人民赤胆忠心、为党奋斗了半世纪的老战士停止了呼吸。英杰去了，他没留下一句遗言和什么财产，但他的信念、精神、品格却是留给我们永远取之不尽的珍贵遗产。
1979年1月，中央给英杰彻底平反昭雪，推翻了一切诬陷之词，1月26日湖南省委举行了追悼会，中央组织部和英杰工作过的省、市委打来唁电，送了花圈，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很多老同志都发来唁电、送了花圈，许多与他熟悉的干部、群众来参加大会，表示了诚挚的悼念之情。人民没有忘记他。
在“文革”中和英杰去世后的日子里，很多干部、群众给了英杰和我们全家极大的关怀、安慰。1972年英杰有病，是郭森同志安排他回家休养。家里没烧煤，是许有发同志送来煤和木炭。四女儿插队，是同学的家长送她上路。小女儿一人在家，遇到干不了的事，都是同学们帮忙。很多老同志和组织部门一些干部、轻工厅的同志常来看望我们。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点一滴都更显得珍贵，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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