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2015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造访以色列时，被以色列的创新和文化所震撼——我们该如何思考我们的未来？

回国后，周其仁教授以“一个经济学人眼里的未来”为主题，分享了他在以色列的所见所闻。

以下是发言记录，经周其仁老师全文修订，7000字深度好文，绝对值得所有人一读。

1

已知的最好答案是“不确定”

经济学常常被看做一门忧郁的学问，看未来不那么明朗乐观。亚当·斯密还比较明确，认定只要提供充分的经济自由，看不见之手就能把人类带向一个更好的经济增长。他那个时代，英国工业革命蒸蒸日上，实践也支持看未来明确乐观的经济学。《国富论》最了不起的预见，是断定美国经济有远大前途，这点后来得到验证。

但是亚当·斯密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展开所引发的矛盾，很多经济学家就不那么乐观了。最知名的是马尔萨斯，相信人口增长会持久快于食物增长，所以未来一定麻烦，要靠饥荒、灾难、甚至战争等等来重建平衡。由此也给经济学打上忧郁的印记。

到了《共产党宣言》，一方面非常乐观，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历史带来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生产力解放，同时又基于社会化生产力的爆发性增长，预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将灭亡。自那时起，这个大判断一直在经受检验，说资本主义要灭亡、却一直还没有灭亡的紧张挥之不去。

前苏联曾有几十年的乐观，不但证明“一国可建立社会主义”，而且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最辉煌是二战，用计划体制动员起来的工业能力成为反法西斯的物质基础。战后更乐观，赫鲁晓夫放言“一国建成共产主义”、“20年赶超美国”。可惜没得到验证，在和平时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竞争中不但没胜出，还弄得一个经济停滞、体制僵化，到前苏联解体，不可能留下明确乐观看未来的遗产。

中国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搞建设，先学苏联，也乐观过，赶不上美国也要超英国。不幸大跃进遭挫，靠调整稳住脚跟，却又转向阶级斗争为纲，文革更把国民经济拉到崩溃边缘。逼到了无路可退，才有思想解放、改革开放。

当然改革开放也是看好未来，邓小平认为世界将有二三十年的和平，可让中国集中精力搞经济。1980年提出20年翻两番。中国做到了，进入新世纪头10年又翻了一番，翻成全球第二大。

不过回看上世纪80年代的出发点实在很低，像我这样大学毕业参加农村调查研究的，当时要直面的实际，是“八亿人搞饭吃，饭还不够吃”。所以非改革不可，改又不易，解决一个问题又冒出一批，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改好了。怎样看未来、乐观还是悲观？老实讲当下问题数之不尽、纠缠不清，没功夫好好想将来。

教书要讲到预期，阐明人们行为受对未来看法的影响。我知道关于未来最好的理论答案，是“不确定性”，那还是奈特教授在1921年著作里提出来的。

何谓“不确定性”？就是经验概率也推不出来将来一定会是个什么样，不妨干脆译成“莫测”。按奈特的原意，不确定性比“风险”来得严重，本质上不可测，用保险机制也对付不了。这与现代物理学家或有一拼，他们说观察一个处于纠缠态粒子时，无从预知究竟是什么，根本就“测不准”——“莫测”是也。

不确定世界怎么应对？经济学得出了一些今天看来还站得住脚的结论，那就是离不开一套制度——法治、市场、财产权、合约、特别是股权合约。为什么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理论上追到底，就是未来不确定。

2

“对未来严阵以待”

以上答案靠得住，但不好说完美。首先关于未来不确定、莫测，似乎没什么更多内容可说，导致对“人们怎样看未来影响其当下决策与行为”的忽视，降低对行为的理解力和解释力。其次，莫测无非“天有不测风云”，容易让人“预后不良”——似乎不确定总意味灾难来临。其实，不确定性也可能是意外惊喜，并不是单边确定的倒霉。

所以对“不确定”还可以解析。这方面，彼得·蒂尔的《从0到1》，对我有启发。作者把人们怎么看未来，构造成一个两维对两维的矩阵（明确／不明确，乐观／悲观），得出了四个象限：明确乐观，不明确乐观，明确悲观，不明确悲观。然后他把“各国看待未来的方式”，装进了这个认知矩阵。

当然不够严谨，因为“各国”都有一大票人，看未来的方式不尽相同，所以顶多是对各国主流看法的概括，少不了作者自己的主观印象。只是非严谨也有启发，冲击力还不小。

譬如他认为，“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未来明确的乐观主义者都领导着西方世界”，而“1950-1970的美国”，更是有史以来“明确乐观主义”的当然代表。

言之成理乎？蒸汽轮船、铁路、电报、大规模机械化、化学广泛应用、跨海隧道、地铁、陆地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从苏伊士到巴拿马运河开凿，所有这些改变人类生活的壮举，难道真是“被法术召唤”出来的吗？

作为得天独厚的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美国自然禀赋丰裕，人口又不多，开荒种地吃饱饭、卖卖棉花烟草木材，对那代欧洲移民足够好了吧？为什么还要发明工厂流水线、造帝国大厦、建金门大桥、搞曼哈顿计划、投资洲际高速公路、还要实施阿波罗计划？更不要提无数民间的奇思怪想、胆大妄为之举。

总之，没有哪一样是“纯自然”的，一概是人工、人为之物。人做事情之前，总受对未来看法的支配，难怪蒂尔先生把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美国，毫不犹豫划入看未来“明确乐观”的第一方阵。

不过，作者认为后来的美国转向了“不明确的乐观”。特征是“乐观、但又迷茫”，金融家取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天之骄子，“财技”比科技更加耀眼，人们高估“机遇”，低估“规划”和持久努力，低储蓄、低投资、高消费，让金融、政治、哲学和人生一并蒙上不明确乐观色调，谁也不问究竟能不能持久。

当然，作者以为“当下欧洲”更糟糕，受“不明确悲观”的支配，得过且过，眼看油瓶都倒了，议论半天也没见谁起来当真扶一扶。

读来最受刺激的，是这本小书居然把“现在的中国”列为“明确悲观”之代表！为了不至曲解作者原意，容我给各位读段引文：

“一个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相信未来是可知的，但却是暗淡的，所以他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也许当今的中国是最典型的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者。美国人看见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便认为中国是一个自信能够掌握自己未来的国家。.. 其他国家都害怕中国将要统治整个世界，而中国是唯一一个认为自己不会统治世界的国家”（《从0到1》，中译本，第87页）。

根据什么呢？

“老一辈中国人孩童时都经历过饥荒，由此展望未来时，总会考虑到天灾。中国公众也知道’冬天’来临。局外人着迷于中国内部的巨大财富，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富有的中国人正努力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出国，贫穷一些的则能省就省，以求储备充足。中国各阶层人士都对未来严阵以待”（同上书，第88页）。

不管在座朋友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位仁兄随口大发的议论，我读后还是很受触动。其实自我划界，还归不到上述四个象限中的任何一个。勉强要划，不过是个另类而已——“埋头观察阐释经验现象，无暇顾及怎样看待未来”。任何人问我关于未来，“不确定”一了百了。这样久已习惯的思维定式，要不要有点反省呢？

3

以色列的启示：难做之事易做成

更多触动来自去年以来两次访学之旅。

第一次是到以色列，是正和岛商学院组织的，受邀与一批年轻企业家同行。时间不长，加上最后我自己去看一个沙漠里的基布兹，前后8天而已，但震撼不小。

行前找到一些读物，说以色列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到了才知道不完全如此，这个法定面积比北京市还小的国家（实际控制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略大于北京），自然资源极为匮乏，60%的国土为沙漠，可耕地仅60万亩，大约一半地方的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南部地区甚至不足每年30毫米。

但现在的以色列却是“欧洲菜果厨房”，每个以色列农民可供养的人口，从1955年的15人增长为2014年的400人，高品质、高附加值农产品大量出口，滴灌技术和设施农业称雄全球，连淡水和海水淡化技术也出口。

更了不得的，是总人口800万，却拥有7000多家科技创业公司，是除美国、中国之外，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最多的国家，拥有比美国、欧洲还高的人均创投资本。2014年，以色列人均GDP 3.5万美元，高科技部门贡献了总出口的50%，就业的10%。

凭什么？就凭人。特别是凭人掌握的知识，凭把知识转成技术和产品的卓越能力。

哪来这套本事的？源头还是教育。我们中国人也重教育，但对比之下重点有别。

一是人家教育重信仰，让世世代代的犹太人坚信自己不但是上帝之子，且生来就可以“与上帝较力”，所以自强不息，绝不惧怕任何艰难困苦。

二是虽信仰虔诚坚定，对拉比（教士）也极为尊崇，但从小受鼓励大胆发问、审慎怀疑、挑战权威。犹太母亲对放学回家的孩子，不问考试也不问成绩，只问“今天是不是问过一个好问题”？

在佩雷斯中心听了一场阿龙.切哈诺沃的讲演。小时侯妈妈教他说，人走进一条河流，可以顺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但是“你这辈子要永远逆水走”。

这就预先画出了他一生的轨迹：在任何领域一旦成功走顺，立刻另辟一个领域逆水行舟。学术上打遍国内无敌手，就跑到美国闯天下，评上终身教授后又不甘顺境，再回特拉维夫主攻科研难关。2004年他获诺贝尔化学奖，是以色列国内获诺奖第一人。他的经验体现了据说是《塔木德》里的一条哲理，即“难的事情容易做成”。

另一场精采分享，报告人是以色列国防部武器研发前总管丹尼戈尔德准将，介绍研发“铁穹”（IronDome）的故事。

背景是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邻国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了约4000枚火箭弹，造成44名平民死亡，迫使25万人被疏散，100万人不得不躲进防空设施。

同时，在南部还有近100万以色列人在射程更远的“卡桑”（Qassams）火箭弹的威胁之下。

2007年时任国防部长佩雷斯选择“铁穹”应对，领导研发的正是这位丹尼戈尔德。六年后，“铁穹”完成实战部署，仅2009-2012年三年间，就成功拦截了245枚来袭火箭弹。

在报告中，这位前准将给我们播放了一段视频：一大家以色列人正举行婚礼，空袭警报响起，却没人慌慌张张跑防空洞，大家反而举起手机对天空拍照，但见被拦截的火箭弹在空中散开，活像外邦来贺的礼花！退役后的丹尼戈尔德初创科技公司，研发一款微型导弹，用在人体的血管里打血栓。

难怪以色列成为一个与其资源人口数量完全对不上的“创新国度”。到以色列，我们才知晓那些名满天下的硅谷超级科技公司，从微软、Intel、苹果、Google、到Facebook，无一例外都在特拉维夫设科研中心。

在以色列研发出来的、真正称得上改变人类生活的关键技术，足可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再问一次人家凭什么？凭人的智慧和永不枯竭的那股劲，看来这个民族把对神的信仰转化为对人的知识和能力的信念，敢于在已知知识的基础上探索未知。

倘若问以色列创业人群怎样看未来？“明确乐观”绝对占据主流。否则，为什么老挑别人不敢想不敢碰的事情做？前面探路的成功鼓舞着后人，更多人就相信不确定的未来机会无穷。

4

百无禁忌想、脚踏实地干

第二次访学就在前不久，我们几位老师、同事和校友，自行组团到美国看创新。

事情缘起2015年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办过一个论坛，请到一家中国创投公司的创始人王煜全，介绍他们在美国投资科创项目的经验。他还请来一批美国科创公司的企业家和科学家，现场说法、演示、答疑，一起讨论王煜全概括的“美国积木式创新”，让参会师生大开眼界。

此后我的一位同事薛兆丰教授躬逢其盛，参与组织了积木式创新的访学之旅，并发表他与煜全合著的《全球风口——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机遇》，详述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拜杜法案”，怎样与其他经济法律制度和政策配合，一起促成联邦科研基金、非赢利大学、教授与博士、各路创投资本、企业家等等资源有效组合，在极不相同的技术经济方向上创新，以及对中国制造业和中国创新的意义。

我是全程听了那个论坛的发言，也全文拜读过王、薛两位的新著。多年习惯，凡听得有意思的，最好能实地看一看。知道今年他们还组织“积木式创新的深度考察之旅”，报名成行，与三十几位同有此项偏好的同事校友一起游学两周，刚回来不久。

所谓积木式创新，要点是打通科学象牙塔里的“想法（idea）”与产品、市场、产业之间的经脉。所以此次游学，基本就在旧金山湾区与波士顿走廊，围着两家知名大学打转转。

过去是来过的，也听过斯坦福大学的校训“让自由之风劲吹”以及MIT的校训“动脑又动手”。原来不知道的，是美国最好大学的思想能量，早就越出本来也不设围墙的校区，与市场和产业精锐部队，打成一片。

还是举几个印象深的实例，回答在前沿做事的人怎么看未来。

先说Xcor，从洛杉矶往北约90英里处，一片半沙漠地带里看到竖起一座“通往太空的门户”，那就是莫哈韦航天航空港（MojaveAir and Space Port）了。

Xcor是设在此地的一家科创公司，研制垂直起降、可往返太空飞船的发动机。毫不起眼的仓库式厂房里，40来位科学家和技工已经忙了十几年，除开预售过一批太空游机票（每位9.6万美元，真有美国人来买单），Xcor连一分钱的进项也没有，就靠投资人烧钱研制着一个型号又一个型号的太空发动机。

我们见到的那些朴朴实实的家伙们，究竟怎样想未来？据说在莫哈韦小镇上聚集着一帮太空迷，基本共识是地球不堪人类负担，要为太空移民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先向火星移民200万吧，那不过是一个初级目标，可真要实施，还不得天天向太空发定点班车（船）？于是才要“可往返使用的太空飞机”，才要过去根本不可能有的太空发动机。

再说HyperLoop One，立志要造超级高速列车，构想把一个大管道里的空气抽干净，让列车在真空状态下由磁悬浮技术推进，时速可达每小时7-800公里！

当我们在洛杉矶市中心一个满墙涂鸦的街区找到这家公司时，她的CEO干脆利落用半个多小时简报了他们的梦想、进展、成就与希望。听起来总共融得不过1亿多美元的资本，就要干一票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业。

据说在拉斯维加斯沙漠里的测试已通过，也有找上门来的客户下了订单。前程一片光明，几十位工程师干得热火朝天，很多人不领工资——其实要领也没有——而是把工时折成公司股票，“万一成了呢”？

这两档事的未来大不确定。问题是干的人不知道吗？为什么还冒得出来那么“离谱的想法”？也不觉得上太空、超高铁这类事只有“国家”去想才合适。

人家百无禁忌，“国家（nation）观”与我们也不大一样，里面含着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国民，绝不单单只是“政府”，更不仅仅只限“官人”。百无禁忌想，还能动员一群人踏踏实实干，七八年、十来年就撂在那件事情里了。

这后面没有薛兆丰在游学中屡屡强调的“制度”，当然完全不成。不过人们怎么想未来，似乎更是隐性的根本，要是没有明确乐观看未来，那些个钱财、人力物力的，干什么不好呐？

我们还看了一家叫Witricity的公司。创始人是MIT的物理学家，他的研究支持无线充电，从大学得到专利授权，找来创投资本和管理人就创立了这家企业。

现在他们的实验室产品可以拿得出手看，但见一块充电软垫上，放几部手机、笔记本电脑上去，立马自动充电，连一根电线也没有。电动车充电就不再需要建电桩。更妙的是，透过人体可以给体内的心脏起搏器之类充电。公司架构也有意思，教授做学术顾问，企业家管公司，各方分享股权。

波士顿附近还有一家公司1366，研制太阳能硅片。现行技术是把硅块切成薄块，贵重的硅材料在切割中要损失一半。新技术可以一次成型薄硅片，再也无须切割，成本省一半，使太阳能发电接近火电的价格。

我问CEO，你们量产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中国去制造？他说不会，已在纽约州北部选址建厂，但生产出来的硅片会运到珠三角组装，再送向市场。

王煜全最早投的Wicab在威斯康星，公司老总专程到旧金山给我们作介绍。他们发现，人并不是用眼睛“看”世界，而是通过眼睛把外部图像信息传输到大脑，然后在大脑成像。根据这个原理，盲人只是接受信号的眼睛出了问题，但只要他们的大脑成像功能还在，就可经由别的途径输入信息，重见光明。为此他们发明了一种设备，让盲人含在舌头低下（“电子棒棒糖”），另辟蹊径把图像信号输入大脑，让盲人看不了也能见！

路上带着布赖恩·阿瑟的《技术的本质》，不是易读的一本书。不过跟着看了十多个科技项目后，觉得明白了一些。

何谓新技术？就是“针对现有目的而采用一个新的或不同的原理来实现的技术”。

那什么是“原理”？“就是应用某种现象、概念或理念”，而技术不外就是“概念的物化”。

更好懂的是，“新技术是由社会需求形塑而成；它们主要来自标准域外的经验；它们更容易伴随展示交换的过程产生；它们经常在网络中得到促进”（中译本，第120页）。这不正是此次游学我们天天见到的吗？

探究这些从事创新活动的美国人看未来的态度，他们一律相信科学原理可被发现，可被应用，而人类的种种难题，总有希望解决——“明确乐观”扑面而来！

5

让务实的明确乐观抬头

回头再议蒂尔先生认定中国人“明确悲观”的根据。

我认为他找到最靠谱的理由，不是漫长文明史留下的思维定式，而是向前看不到明朗的前景。请看如下议论：

“对中国来说，最容易的发展方式就是不断学习已经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模式。中国现在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使用更多的火电，建更多的工厂和摩天大楼。由于人口数量巨大，资源价格不断攀升，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完全赶得上世界那些最富有的国家，中国人也知道这一点”（《从0到1》，第87页）。

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现存技术，以10亿人口计数的中国，要想都过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资源和环境都支持不了。早有这么一说：

要害是照搬、仿制支持现有发达生活的技术，几亿人或许行，十几亿人、几十亿人断然不成。环境已经发出了警告。倘若把经济开发的环境成本全部“内化”为价格，那么现代享受对多数人口注定贵不可及。

谁能劝说人们安于“耕地靠牛、点灯靠油”的传统生活呢？继续向前现代化，要承认现存技术再先进也还不够先进。欲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现代化需求，研发不能停、创新不能止。

要让中国人——还有非洲人和其他人——普遍明确而乐观，从0到1尚不够，还要有能耐把不断冒出来的1，在环境支持限度内扩展成为N——可不是小数目的N，而是10亿、13亿、30亿。

如果我没误读，这也是《富足－未来比你想得还要好》一书的中心观点。此书作者彼得.戴曼迪斯是工程学背景的哈佛医学博士，又是美国商业太空领域的领军人物。带着他这本书在游学路上边看边议，堪称绝配，值得推荐给各位一试。

看来我们要面对一个闭环。明确乐观的未来观，是一切经济、科技革命行为者的精神前提；可是只有当最神武的科技展示出多数人也可以过上富足生活的现实前景时，人们才可能普遍对未来抱有积极态度。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老问题要新解，我们在游学中感悟到一点，愿意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创新创业的最优主体既不是超大组织里所有人，也不是单枪匹马的先知先觉。最优创新组织是不大不小的“群”——同气相求容易达成共识，互相欣赏、互相切磋、互相鼓舞，组织成本不高就形成一致行动。群与群交互作用，行动出正果，就可以感染更多人群。这像生命一样，能够无中生有，是起于“一锅原生浓汤”，活跃分子凑到一起，闷在一块，高频互动，直到长出一个新结构。从这点看，革命、改革、建设，在发生学上是一样的。

最后，小结几点分享。

一是发达经济体的前沿创新值得关注，中国人大可从中淘宝。

二是想法比资源重要，因为每个时代的可用资源皆由想法决定。

三是敢想敢做极有意义，而相信未来更好，是敢想敢干的前提。

四是创新创业人群要主动对冲弥漫周遭的各种焦虑——增长焦虑、转型焦虑、教育文化焦虑、还有讲不明白的焦虑。

都有道理的吧，但仅凭焦虑杀不出重围。要让务实的明确乐观在中国抬头，先从创新创业的人群里开始吧。

以色列为何能出162位诺奖获得者

以色列因为自然资源的匮乏以及周边国家的敌对态度，选择了一条科技兴国的道路，并在重要的高科技领域（如军用设备、通信和信息系统、生物科技、环境科学等）占据了全球领先的市场地位。在以吸引科技企业而著称的纳斯达克交易所中，仅有800万人口的以色列贡献了147 个上市公司，仅次于美国、加拿大和中国。以色列在20世纪90年代定下的发展方向已得到肯定：智力是以色列最坚厚的资本。以色列为智力的存续所做出的奋斗造就了该国的经济与企业。中国企业如何在以色列找寻一种商业上互利可续的模式，提升产业的科技水平、企业的生产效率，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以色列谷”是以色列创新内涵的浓缩。关注“以色列谷”在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的突出成就，关心“以色列谷”繁荣的原因，无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提供启发与思索。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远在地中海区域，周边危机四伏的以色列？从几个数字可以看出其中的理由：

人口仅有全球总人口的0.2%，却出了16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占诺贝尔奖总数的20%；科技对GDP的贡献率高达90%以上；每1万名雇员中有140位科技人员或工程师；平均每1844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创业者；以色列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数目，超过欧洲所有公司的总和。以色列吸引了约20亿美元的风险基金，人均风险投资额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30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居全球第一。

一个弹丸之地，何以在复国之后的66年里创造出如此多的奇迹？在全球一体化发展的今天，足以值得中国深刻地研究与借鉴。我们从中学习的不仅仅是以色列成功的方法论，更是以色列的创新创业精神和哲学，我想有三个方面：

第一，理性思维。以色列为什么这么强，以色列强大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并重，而且平衡。全球的犹太人只有1200多万，但是占诺贝尔奖物理学奖的27%、医学奖的31%，和以色列人口的比例相比绝对是不对称的。所以说，他们的理性非常了不起。而另一方面，当今世界上最有名的古典音乐家相当部分是犹太人。1948年以色列复国，1967年收复耶路撒冷，当天晚上在耶路撒冷城东的小山演奏了一首协奏曲，作曲的就是犹太人，表演的也是犹太人，都是世界一流的艺术家。犹太人感性和理性并重，并且两者相得益彰，取得了基本上该有的碰撞，这是以色列人强大基本的原因之一。

与之相比，我们中国人是比较感性的民族，我们的语言和艺术都是比较感性的，这一点是值得我们保留和引以为荣的。然而我们的文化传统比较忽视理性思维方面的训练，是我们要向以色列学习的地方。

第二，打破常识。在创新的发展过程中，打破约定俗成的框架是迈向创新的第一步。以色列民族在此方面非常擅长。以色列人充满着对科技创新的渴望，同时他们对创新创业的失败又有着高度的宽容。这与他们的文化、宗教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不读《圣经》不能究其缘由， 以色列的文化中充满了自信、勇敢、不断挑战的精神元素，没有“不可能”的默认与宿命说。以色列人善于“不拘一格”打破各个领域的常识，并将其融合创造出新型的科技。

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却是罕见的。我们的科学之间往往彼此孤立，各自为营，制约了自身的发展。古往今来，传统的思想中“面子”让我们对失败有一种恐惧，间接地形成了创业者商业开拓的绊脚石，风险投资者也会因此踌躇不定。因此唤起中国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热情是我们的又一课题。

第三，预估将来。人类基本上没有太多遇见未来的能力，但是本书在总结以色列的成功要素时体现了这种能力。我们怎样才可以比较正确地预估将来？我想最重要的是世界观。一个人的世界观包括古、包括今。世界观由四件事组成：一是要读历史，历史不仅是事实而已，重要的是如何认识、如何解读；二是掌握现状，不清楚现状无法预估未来；三是不能有意识形态上的枷锁，有意识形态的枷锁就很容易犯错；四是对人性的解读，人性并非全理性，也有非理性的一部分。

以色列的世界观从根本上可以概括为从无到有、从有到新、居安思危、化危机为机遇的观念，他们不受意识形态的枷锁限制。现在，以色列成为了世界上的第二个硅谷，很多高新能源科技、农业科技、水科学、生命科学等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在此方面还需要不断地学习与历练。

最后，我想说以色列的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我所提及的以上三点。衷心感谢此书为我们诠释与解读以色列成功的秘诀，成为我们在创新创业方面的帮助与参考。（此文为陈启宗为《以色列谷》所作的推存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经济走向何方？周其仁：接下来挑难的事做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但挑战也越来越大。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我们面临很多难题，有很多难啃的硬骨头。经济增长方面，国际形势的复杂化深深影响着我国的对外贸易，国内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老龄化趋势的显现让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不再，再加上环境负担明显加重，投资拉动效用减弱，中国会不会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引起广泛关注。

如何让中国不被多年的高速增长围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讲座教授周其仁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40年，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体制运行成本，让中国经济跟全球市场接通，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而这一切主要得益于思想解放。未来，在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改革突围和创新突围，将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因为，经济发展越向中高收入迈进，越要依靠与众不同。

今天讲讲中国的经济。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台阶”的说法——中国的经济起点很低，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有时候要停一停、看一看，反思一下。现在有一个新台阶要迈了。怎么理解这个新台阶？首先回顾一下已经走过哪些台阶。

1、中国经济这四十年走过的台阶

1978年我从“上山下乡”的黑龙江考到北京念经济。当时中国正在制订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定下的发展目标是“保四争五”——争取5%，确保4%。

这个目标回头看还是蛮低的，现在虽说进入新常态了还有6.2%。为什么定这么低？这是当时的条件决定的，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个就是吃饭问题。1980年前后，中国的基本国情是10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虽然80%的人口在农村，但粮食问题没有解决。当时既没有那么多外汇，也不可能完全靠进口来解决10亿人的吃饭问题。粮食问题不解决，工业、商业、科技、教育都谈不到。后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靠中国自己摸索出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包产到户，农民跟集体签约，交了国家和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激励机制改变以后，同样的技术条件和自然情况，温饱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是剩余劳动力。改革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农村劳动力溢出，问题就大了。当时中国企业全是国有制，而国营体制招不了那么多工人。这个问题也是在改革中解决的。当时就提出了新的要求，几个轮子一起转，除了国家办、地方办、乡镇办，非常重要的是允许民办企业。第二个问题也破解了。

第三个问题，几亿人都来办公司、搞企业，资本从哪里来？完全靠自己积累不是不可以，但是非常慢。所以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开放。首先允许香港、台湾的资本到内地来，然后是华侨，然后包括日本、欧美资本都可以进来，这就解决了第三个难题。

第四个问题，劳动力释放出来了，多种资本也启动了，生产的产品往哪放？国内市场还比较薄。所以上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沿海率先开放，当时的口号叫“大进大出”，就是我们缺的原料、能源海外进口，生产的产品向国际市场上销售，让沿海的2亿人率先融入国际市场。效果不错，再逐步扩大到全国全领域全方位开放。这就带来中国外向发展驱动，由出口带动国内的就业税收增长、GDP高速增长。

过去这几个台阶就是这么爬过来的，共同的特点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最重要的其实是观念的问题。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在原来的体制下，人很便宜，但制度很贵，因为制度是在僵化的观念下制定的，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自缚手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体制运行成本，让中国经济跟全球市场接通，这是中国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GDP增速从4%、5%发展到7%、8%、9%、10%，甚至出现超过10%的高速发展。

2、开放经济、高增长里的负效应

先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开放经济。G7——七个工业化已经完成的高度发达国家，人口不到12亿，人均所得非常高，他们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基本是打通的，是一种互相开放的经济分工，技术增长、积累都处在高水平上。

“二战”后还有一批新独立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这些国家“二战”以后才独立，对国家主权看得很重，并且把维护主权和开放对立起来，为了维护主权关闭国门，用高税收来阻止进口替代，以发展民族工业来支持国家的独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的这套理论，影响了很多国家的经济战略，包括中国。结果国家主权明确了，但经济增长慢。1980年邓小平提出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当时中国人均GDP200美元，美国人均1.3万美元，差60多倍。中国因为落后、穷，储蓄率很高，很多钱集中在国家手里搞基础工作，搞“两弹一星”，搞国防，所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真正落袋的收入还要低。如果以落袋收入比，大概我们和美国差距要扩大到100倍。

两个经济体，一个“海平面”很高，一个“海平面”很低。只要一打通，这个结构就开始变化了。我们搞开放，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会往低海平面来——这是经济规律。发展水平低的地方因为穷，所有成本都低，尤其是人工低。工资在利润里占的比例越低，产品就越有价格竞争力、成本竞争力，所以开放以后我们大量的东西可以出口。

原来封闭的时候我们搞什么都不够，一打开，由于价格刺激，同样的东西卖到发达国家，拿国内的标准比很赚钱。这就形成了对流，资本、技术进来，我们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去，这奠定了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基础。

因为出口有很大比较优势，我们挣了很多顺差。我们先从玩具、自行车、一般的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出口，一些组装工业、机床工业也逐渐转移到中国生产。我们赚来很多外汇——这是一个变量进来了。

中国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所以外资真金白银往中国放。我们出口赚来的是美元，外商投资也是美元，这些钱到了中国首先要和商业银行换成人民币。商业银行因此积累了大量美元头寸，必须再跟央行换人民币。央行拿什么和商业银行换外汇储备？基础货币。

央行手里有两个“武器”，一是发行货币，人民银行是唯一有权印钞票的机构；第二是法定准备金，它有法定借钱的权利。央行开会，通过一个决定，商业银行吸收的100元储蓄里，有多少必须放到人民银行来，这就是法定准备金。央行手里的武器可以无限供给，所以商业银行不管吸收进来多少美元，央行都可以用基础货币把它买成国家外汇储备。

央行的基础货币给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就可以放贷，这个放贷还有一个放大过程，1亿元的借贷可以周转好几次。基础货币如果放得多，商业银行就有力量往市场多放信贷，广义货币的量就开始增加。这个量如果与国内市场供应的商品和服务匹配，那物价是平稳的；如果国内的很多商品供应量低于货币供应量，国内的商品价格就会上涨。

我们是外向驱动型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外汇顺差推动经济不断增长，很多产品出去了，钱回来了，所以国内形成了不平衡。最高的时候我们一年的GDP里有11.7%的净出口，换句话说，我们100元创造的收入，里面要减掉11.7元，才是国内市场供应的商品，我们的货币额会高于商品供应量11.7%。这个力量如果一年又一年地积累，国内就会出现所谓不差钱的宏观环境。

钱很多，钱往哪流呢？那就是问题了。钱如果平均分配到国民经济方方面面，也没有问题。但是市场里的钱流到哪个部门，流到哪个方向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通常供给没有瓶颈的，钱流过去就有供应，你再买他再供应，价格涨不起来。但是如果有些领域钱流过去产品供不上来的，物价就开始上涨，连续上涨以后人们就会预期它还会涨。预期起来以后，人的行为就开始变化，因为你猜“这瓶水”还会涨，很多人去买，“这瓶水”就真的涨了。这种自我强化的预期变成国民经济当中越来越大的力量，资产价格就这么起来了。

所以国民经济麻烦在这里。什么叫资产价格？只要持续涨，任何东西都可能变成资产，跟它的物理特性没有关系，它可以是土地，可以是房子，可以是邮票，可以是一盆花，也可以是一头羊。在自我加强的预期之下，有的必需品价格会涨得厉害，货币量大到一定程度，必需品供不上来时，就形成通货膨胀。

于是，中国经济形成了这样的循环：高速增长本来是好事情，完全突破了当年“保四争五”，但增长是不平衡的，这就是十九大报告里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我们在这个架构下高速发展起来，外汇储备从当年朱镕基管经济时只有180亿美元，涨到了4万亿。中国手里从来没有这么多外汇，4万亿外汇，约等于28万亿人民币，如果平均周转5次，就是100多万亿，这是广义货币。这也构成了我们现在经济运行的基础，不断出险情，不断要调控。

3、理解“锈带”，理解特朗普冲击

上面说的是国内，再看看全球。由于打通了两个“海平面”，全球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就是富经济与穷经济，一个高海平面，一个低海平面。如果中间有壁垒，不开放，那就各过各的日子。发达国家资本多，生产力高，收入高，就是蓝领工人也可以过得好。穷国因为资本很少，生产力很低，收入很低，积累很少。

现在把壁垒打通，开放，引进外资，劳动力虽然不能自由地到发达国家去，但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可以通过贸易出口到发达国家市场。这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穷经济里的劳动力跟美国工人开始竞争了。然后大家看会发生什么？这种全球化，这种开放，谁得到好处更多一点？谁的麻烦更多一点？

所以理解特朗普冲击，基本面就是这个图。首先富国的资本获得了极大的好处，因为资本面向全球服务，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在全球化当中高歌猛进。全球的公司都要到华尔街去融资。第二，发达国家的科技公司走向了全球。一打通以后，微软在中国布局，苹果在中国热销，每年中国进口几千亿美元的芯片……如果中国不开放哪有这个市场？

但是发达国家也有金字塔的问题，除了金融、科技，还有很多普通劳动者，还有其他传统产业部门，这些部门在全球化以后日子没那么好过了。为什么？假设过去300个工人关起门来竞争，现在门打开3300人一起来竞争，一些穷国家里劳工的工资是你的1%，只要这些发展中国家会做你做的东西，怎么竞争？

发展中国家还有一条厉害的，他的学习曲线在帮忙。后发展的国家看哪个东西好，就买回来拆，再组装。所以为什么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问题越来越寸步不让？他没法让。他开发出来的东西你拆开来看一眼，做出来的东西比他便宜。所以这个问题大了，发达国家失业率奇高，工人实质收入没有增长，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很高。发达国家国内收入分化，华尔街、硅谷好上加好，而传统地区的老百姓、普通的传统工人，他们从事的只要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会干的事情，过日子的压力就越来越大。

中国总的来说缺资本、缺技术，有劳动力，在开放当中是受益的，但是这个收益也不平均，越靠近资本，越靠近技术，收入越高。中国开放伊始，你只要懂外文收入就高一点，因为可以成为桥梁。改革开放发展出了人数可观的中产阶层，同时也出现了超高收入层。中国也发生了收入分化。当然大部分劳动者——以中国的农民工为代表，在开放当中，自己跟自己比收入增长也是非常快的。这就是全球化以后的复杂格局。

《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1世纪资本论》里有一张图，用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情况，即头20%的人口多少收入，后20%人口多少收入。“二战”结束到1950年的时候，这个基尼系数已经收敛得很低了，也就是收入非常平均了。从1950年开始到1970年都比较好，到1990年，这个基尼系数又开始往战前的水平靠。

所以发达国家国内面临分化，出现“占领华尔街”这样的行动，舆论对华尔街资本主义的贪婪发起声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为这本书写了推荐词，称它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证明富人大部分收入并非源于他们的工作，而是来自他们已经拥有的财产。它跟普通劳动者辛苦流汗挣钱的逻辑不一样。这是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的经济基础。

中国人原来埋头干自己的事，穷了多少年，开放以后，资本来了，技术来了，可以办企业了，我们埋头干自己的事，不大顾及美国相应发生的变化。

我2006年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土地问题，路过底特律去看福特博物馆。讲解员是一位退休工人，70岁，从高中毕业就在福特，一辈子在福特工作，受人尊敬，收入也很好，活得很开心。我问他现在年轻人还进福特吗？他说现在进不了，因为福特都去中国投资了。他的孩子现在在亚洲教英文。

当时我受到很大的触动。这个退休工人的话让我开始思考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呢？美国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地理的词叫“锈带”。在宾夕法尼亚，当年美国第一个航空母舰甲板的钢板是他们供货的，现在没有生产了——这个巨无霸就锈在那了。为什么？日本钢铁工业、韩国钢铁工业、中国钢铁工业起来了，那个成本怎么比？是不是要关门？关门了，工人和工人的后代呢？

美国东北部区域大城市在1954年的工作岗位数量变化，可以形象说明美国工业“锈带”的产生

在这张图里，颜色越深就锈得越厉害，全是美国早期工业化的地带，东北部，加到一起就是政治。美国是选票政治，这个地带有人的，活生生的人。我们埋头干活，出口一船又一船，你不知道对那头发生的影响。

4、被高速增长围住的中国，改革突围

所以，整体看中国开放带来高速增长，很成功。成功当中也产生了我们内部的矛盾，发展不平衡，有些阶层、有些地区更成功一些。但整体看我们把贸易对手逼到了墙角。当然他还有自己的独特性。

但苹果手机的例子告诉了美国人，他发明再新的东西，制造环节也会转移到中国。智能手机是苹果对人类的贡献，但是制造环节是富士康，就业也不在美国。主要的利润落在了美国公司，可是国家不能完全用资本来支撑，有很多活生生的人要生活，所以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开放态度开始逆转。起初嫌我们开放不够，龙永图参加WTO谈判的时候，每次要答应一个发达国家的开放条件就感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是不是让得太多，把市场出卖给洋人了？”后来不知不觉中发达国家认为我们的开放损害他们了。等到他回头开始咬了，我们还有什么选项？继续赶超？对打贸易战？把我们积累起来的力量转向“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内进一步加快技术升级？或者重回封闭老路？

这就是摆在今天中国面前的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现在还不知道。发生这些问题的背景跟我们前30年成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成功并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就获得了成功，我们确实改变了全球的结构。多年封闭的结果是贫穷，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成本低。这个成本低很厉害，发达国家的工厂怎么跟你竞争？这次打贸易战，数据公布出来我们才发现，中国出口有2/3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企业出口的，里面很多是组装，关键零部件是人家的，组装以后出口。

但是从就业层面看发达国家，就要到“锈带”去看看，你会知道为什么美国的政治发生了逆转，从同情中国人，嫌中国人不够开放，到现在对你的开放害怕了。中国这么开放，不会的可以学，可以模仿，中国对知识产权的观念跟发达国家还有距离。然后，中国的成本还是低。开放40年，我们的人工涨了一些，但相对美国还有很大优势。事情就麻烦了。

经济学讲成本的曲线，一般先降，然后再升。回到国内经济的分析，麻烦在哪里？我们用低成本把发达国家打醒，站起来要对我们进行贸易战了。此时我们自己的成本曲线正好是降下来以后又上去了。任何一个事情开始阶段都是很开心的，为什么？成本有向下走的机会，提高设计能力、加大生产规模等都可能带来成本下降。但到了最优点以后，所有成本都会上去，为什么？上新的生产线，管理要扩大，难度会增加。而成本达到最优点，利润达到最高点时，竞争对手会来，一赚钱就有人跟，互相挖人，成本一定上去。这是成本的诅咒。

国民经济运转过程中体制的成本更值得关心。我们解放思想，包产到户，发展民营企业，开放市场，全是体制成本下降。但是体制成本降了以后也会升，为什么会升？经济发展了，所以政府、市场等所有的相互关系都在变化。从1995年到2012年中国最高速成长阶段的基本数据看，不调整通货膨胀指数的GDP在这期间涨了8.6倍。大家都说人工涨得很快，其实人工工资总额涨了8.8倍，略高一点点。涨得快的是什么？税收16.7倍，非税收入18.8倍，法定的社会保障金28倍，最厉害的是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我们在全球靠低成本发展出竞争优势，这口饭吃了几十年。但是，现在全球的经济格局变化了，我管它叫“三明治”。发达国家成本比你高，人工比你贵，但是人家手里有独到性的东西，资本、技术的优势还在发达国家这边。另外，印度开放了，越南也开放了，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看到中国的经验也开始搞改革开放，中国的这套经验没有专利。后开放国家比我们更穷，工资更低。所以很多产业往越南、印度转移。美国很多大商场现在衣服是越南生产的了。中国夹在中间，成本优势已经不明显了，独到性优势还没有完全起来。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夹在中间”。所以为什么讲突围呢？被什么围住了？中国被自己的成功围住了，被多少年凭低成本优势杀进全球的高速增长围住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成本一定要上去的。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我们能不能比竞争对手成本管得好一点，降的时候快一点，升的时候慢一点。企业跟企业，地方和地方，国家和国家，成本管理永远是一个基本战略。但光靠成本管理，这个诅咒还会追上你，因为成本曲线的规律没有例外。

所以为什么讲创新？我们必须得移动这条成本线。不能说工资高了，土地贵了，税收增加了，我还生产原来的东西，还用原来的方式去生产。你得改进它。所以这里就分化出两个题目，一个是改革突围，一个是创新突围。

什么叫改革突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变量。如果再不做进一步的体制深化，我们将眼看着40年的改革成果一点点消融掉，这个社会的福利被按住了，又找不出新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方向。我们是发展起来了，但是未富先奢、未富先腐。看起来是小事，到处讲捧场，这里要点钱，那里要点钱，加到一起都是国民经济的负担，《人民的名义》里一面墙的钱，最后都落到产业的头上，都是整体的成本。

这些成本不解决，经济就会下去，多少发展中国家有点苗头以后走下坡路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但是现在难度非常大，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是无路可走了，饿肚子了，你改不改？现在没有这些情况了。过去叫开放促改革。现在发达国家带头保守往回走，要增加贸易税，封锁市场。开放促改革有很大难度。

所以，中国下一步改革越来越要靠我们内生的力量。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进一步减税降费。现在我们法定社保缴得比发达国家还高，企业怎么受得了？社保不缴那么多，将来工人退休怎么办？这是一个矛盾。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把国有企业划到社保基金去，用国有企业的利润充社保，把企业缴纳社保的费用降下来。中国企业是不管政府规定多少，我不缴，但不缴有风险，一查就是问题。中国企业一上市得补多少年的税？

还要破垄断。我们的电费比发达国家还贵，有道理吗？中国制造业现在有到美国去布厂的，土地比国内便宜，电价非常便宜，算起来1度电不到0.1元人民币，中国在哪里也没这个价。为什么？这个领域有很大的垄断。电话费、油价，都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成本。这些领域的问题，很大程度是政府行为。但是中国不进一步在这些领域把体制成本降下来，很难有国民经济的未来。

5、创新突围：从市场出发和从原理出发

对在企业工作的人来讲，非常重要的是创新突围。为什么要创新？因为成本曲线不可逆转要上升，没有创新对付不了成本的诅咒。约瑟夫·熊彼特当年讲五种创新的途径，要么是引入新的产品，或者改变已有产品的质量；要么用新方法来生产，要么开辟新市场，要么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还有商业模式的变化。在中国，创新的口号一直是响彻云霄的，但中国今天由于形势所迫，我们必须认识到创新重要，而且创新也不一定会发生。下一步我们来讨论一下创新所面临的问题。

这是我2016年来腾讯交流的时候就讲过的一张图。创新要有原理，原理要有应用技术、关键技术、辅助技术，再生成产品，这个产品打出一片市场来，这都叫创新。创新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上行的创新路线，从市场出发，看到有消费者潜在要的东西，就去开发产品，产品开发不出来找技术，技术攻不下来最后找科学院，找院士，看通过什么原理解决它，这是一条路径，也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主打的路线。第二条路线，我认为对未来的创新更重要，是从原理出发，从摸索自然规律出发，看看这个原理有没有新的技术支撑，技术能不能整合成产品，产品能不能跟消费者的需求结合。

吉列刮胡刀的发明过程非常有意思。欧洲的产品有一个特点，讲究品质，但是只服务于少数人，这是欧洲的传统。早年的刮胡刀是一体型的，用很好的钢做的，非常贵，还不能自己刮，得有一个仆人。

早年的剃须刀需要专人剃须

美国企业家怎么做？怎么通过创新把产品变成美国的主流产品？领军人物就是吉列先生。他本来是做食品行业的，他把食品行业里的一次性概念引入了刮胡刀的设计，把这把刀分离成两部分，一个刀把，一个刀片。通过分离，刀片变成一次性的，既然一次性的，它就不用像整体性的刮胡刀一样需要那么好的钢，所以制造成本大幅下降。这对工薪阶层很实用。工薪阶层每星期都有收入，每次拿几分钱买刀片就可以满足刮脸的需求。这是从美国新兴工业化的消费者特点出发产生的创新。

美国这个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创新开发了很大的市场，这里还有定价里的商业模式创新。刀把是零利润，刀片单价很低，但经常更换，细水长流，利润很高，这是吉列的盈利模式。后来丰田打进美国也是这样的策略，整车便宜，零部件很贵，厂家从零部件交易中获取利润。这个策略被广泛应用于商业世界。吉列的创新是从市场特征出发，然后对欧洲的产品进行某种改变，结果大规模扩大了市场。福特也是如此。让工人都买得起车，这是福特的愿景，福特参观屠宰场受到启发，发明了流水线，从此整车可以拆解为零部件组装。把工业消费品从欧洲少数人的享受变成大批量生产，从市场出发，从需求出发，让产品去满足需求，这是福特的贡献。

下一个创新我们也很熟悉，苹果，这是对现代工业有重大影响的一个创新。东西越来越多，最后多就成了负担，人怎么需要这么多东西呢？把很多功能结合到一起，简化。据说这是乔布斯在印度得到的美学的冲击。对中国企业家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中国的房价越来越贵了，空间成本非常高，放哪去？这都是从市场角度出发想问题。

麦当劳是商业模式革命，发明了统一的制作方式。这些例子都是从市场出发，节约制造成本，节约交易费用，扩大市场前景，扩大市场应用，把欧洲少数人享用的东西变成大众消费品，无论汽车还是手机，都是美国企业家对人类的贡献。

但是美国在工业化过程当中同时尝试从原理出发创新。比如原子弹不是从市场里来的，完全是科学家研究自然界得出的结论。问题是这个能量怎么开发出来？最早是科学家的猜测，论文写出来后，才有人说能不能做实验去检验。第一个原子反应堆是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的，希特勒也上手做原子反应堆。逃亡美国的犹太科学家，以爱因斯坦为首，游说罗斯福做原子弹。因为爱因斯坦名声大，罗斯福就拨了一点钱，珍珠港事件之后才正式立项“曼哈顿计划”。

从原理出发，变成产品，最后改变人类历史，这是另一条创新的路线，直到今天中国仍然缺少这样的创新。而这条创新路线不光让美国国力强大，科学能力也就此整体超越德国。

美国的创新能力是围绕大学发展的，不是工业区，不是那些锈带的工厂，美国今天最厉害的生产力是围着头脑，围着研究原理的单位、实验室、科学家、大学。它的形态非常有意思，无论是硅谷、MIT，还有美国二十八九个地区级的研发中心，大学周围围着很多新兴公司、投资机构、律师事务所、军队的订单单位、军队的研发机构，打成一片，浓缩在一个不大的地方。他主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从市场去研究将来需要开发什么，不是从问卷里问你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被满足。而是科学家研究自然界的原理，让原理能落地，最后变成产品，产品再打进市场。

我们现在还是在跟随。3D打印热，我们每个县都有3D打印，实际解决什么问题不大清楚。AI现在全中国，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各种公司都搞AI。AI其实最早是1950年美国科学家之间的讨论，图灵邀请了六个跨学科的人讨论问题，机器人会不会思考。这个问题根本看不到有什么前景。但是根据原理的猜测做实验，动脑又动手。这是斯坦福大学的校训，“让自由之风劲吹”，往一切方向去探索。这个口号听起来很简单，“动脑又动手”，现在越理解越深，动手动到一定程度会动不下去，不动手光动脑子也动不下去。从原理里面去找到未来创新的方向，对于我们，这是一个新课题。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年7月1日－1716年11月14日），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历史上少见的通才，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

再来看德国工业。真正的冲击不在所谓的工业4.0，而是德国曾经在科学上站在人类最顶峰。从德国人对莱布尼茨的尊重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家重视科学、尊重人才。这个天才活到70岁，从早到晚就是各种各样的想法。300多年前，莱布尼茨研发了计算器，可以用机械的办法做加减乘除。为什么莱布尼茨花两年时间研究这个问题？他说人类不应该从事这些简单、重复、乏味的工作，应该让机器去做。这是科学活动本源性的人文基础。人从事创造性的活动，这些活动永远不会有边界。德国对生产的贡献不是工匠精神，是科学原理性的发现怎么对创新、对降低成本曲线有帮助。

以色列，这个在圣经里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全是沙漠，但是他们在沙漠里开发出非常好的农业，全部是人造的。以色列大概一半国土都是沙漠，面积比北京还小，其中1/3的面积年降雨量50毫米，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以色列就是靠知识，靠滴灌改良土壤，海水淡化。中国有五千年农业文明，但现在购买以色列的农业技术，从滴灌、土壤改造技术、种子技术、大棚技术都是从以色列买的。原理是最高生产力。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这么狭长的地方，创新高度密集，有七八千家创业企业。

以色列解决了很多关键的技术难题，比如手机里没有风扇如何散热？芯片的存储量翻倍，热量也在翻倍。这个问题是英特尔以色列研发中心攻关解决的。我们做大数据检索，一个词没打出来就知道你最大的可能性要查什么，这个技术是谷歌的特拉维夫研发中心解决的。以色列1948年建国，800万人，7000多家公司，人均GDP3.5万美元；我们1949年建国，现在人均GDP是9000美元，当然我们历史长久包袱重，但另一方面以色列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不是靠资源，是靠想法，然后从原理出发找到关键技术，开发出全新的产品。

以色列学生设计新一代自动驾驶汽车

为什么以色列这么厉害？答案是重视教育。以色列人的重视跟我们不一样。首先学习方式不一样，从5岁开始就两三个人一组讨论式地学习、吵、提问题、应对挑战。老师、家长、拉比、圣经、上帝，都可以问，这是以色列人最厉害的地方，我们对探索未知没有那么重视。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龙·切哈诺沃）演讲时谈到妈妈教给了他一辈子的思想方法、人生和学问的态度。妈妈说，走进一条河流，你可以顺着走，也可以逆着走，你要永远逆水走，挑难走的路走。

中国曾经讨论全国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思想根源就是抄。这是我们国内很大的问题。容易的事情大家都要做，反而难做成；相反，难的事情做的人少，也许容易做成。

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以后，下一步怎么发展？《被误读的创新》的作者凯文·阿什顿说，不要认为神才可以做创新工作，所有人动脑子都有机会。为什么把公司放在大学周围？学者们有无数想法，可能最后会变成新产品，对冲那条最后总要升上来的成本曲线。

所以从市场往上打，从原理往下打，哪条路线都可以。中国总体来看是从市场、从应用打的占绝大多数。但是发展到这一步，逐步开始有一些地方，要从原理往下打，因为那样才能有原创。

6、未来要迈的四个台阶

“李约瑟之谜”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再往前走，有一个很重的历史包袱要解决：“李约瑟之谜”。中国很多领域都曾经领先，为什么到了科学革命的门口最后一脚不踢？进去了就是科学革命，就是文艺复兴。他最后有一个猜测，中国搞科举，所有聪明头脑都在猜皇帝会出什么题目，标准答案是什么，写一篇讨巧的文章去做官，对自然界有意思的东西就没有倾注这么大的注意。这是我们的历史包袱。

第二个包袱，赶超思维。欧洲文艺复兴、科学革命，最厉害的是解放头脑，解放对整个自然界的认知能力。我们在这里落后了，落后就挨打，然后就赶超。赶超思维带来的后果是要盯住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两弹一星”大家都引以为豪，了不起，但这不是原创，是“曼哈顿计划”的结果，已经在广岛炸了。到今天为止我们所有的创新很大程度都有这个特征。国人以高铁为自豪，高铁原创的想法是谁的？我们叫组合式创新，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捏到一起，也比没有强，但是不够。

我们是很重视教育，但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叫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就是有标准答案，看谁离答案近。这样能发现新东西吗？掌握已知，我们没有问题，探索未知，兴趣不足，能力更不足。这要有一个氛围。这是为什么美国的湾区要有这么多厉害的人凑到一起？要高密度地互动。你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中国的成本已经不领先了。我们可以努力控制成本，但只要经济发展，人均所得总要提高，成本就贵。经济发展越往中高收入走，越要靠与众不同。

美国有一个通向天空的小镇，在沙漠边上。有一批工程师、管理人员在那里呆了很多年了，要做一个可以发往火星的发动机。能不能做成不知道，但是这股劲让人佩服，什么氛围可以让一批人在这个半沙漠地带很多年就干一个前景不知如何的事情？某种程度这是美国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中国下一步发展，心思要放在创新突围上，要把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来。

再说什么叫新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品质台阶，中国今天的速度增长没有问题，总量没问题，我们有几百种产品占世界第一位。但是品质是问题，第一步还不是新，是怎么把东西做好。因为我们出口导向，国内起步很穷，国内买不起，要求也不高，好东西先出口。日本企业的好东西是先给国内，我们多少年来出口，留下尾货卖给国人，叫外贸尾单。这样就导致国内的产品品质总的来说很差。

小米做的市场分析说，现在国内不是没有好东西，是非常贵，比欧美还贵；便宜的东西非常差，是“非贵即差”。雷军为什么要把性价比放在一起？“非贵即差”对应的就是要做性价比。你做的东西要对得起买家。我很认可他整个团队的这股劲。小米有一款产品是电插板，没什么科技含量，但是市场极其庞大。过去中国的电插板质量很差，有人因为电插板漏电被电死。日本、德国的电插板里面都是一块整铜，有工艺美术设计，很合理。小米带头一搅，现在主流的电插板企业全开始反应。

小米电插板

什么因素妨碍了把品质做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难题。我们主流市场是认价格便宜的，价格怎么便宜？杀价杀到最后就是偷工减料，找替代品，看上去是一个东西，一用就出问题。对低收入人群更不公道。在这种市场结构下，以低价取胜，很多消费者、经销商也是对价格敏感，这种情况下你要做好产品，品质竞争怎么跟价格竞争打？这是我们最近研究的一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结论。

第二个台阶是人们的时间越来越贵了，时间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了。人们现在有点工夫就要去购物，便利便利再便利。这个领域是制造和服务结合的大题目。比如佛山有一家企业，生产煤气灶、锅、油烟机，都是过剩产能。有一家东方麦田工业设计公司对这个产品下了功夫，连续五年横跨10个省30个城市，发了1万份问卷，2000户入户访谈，200户每户拍半小时的视频，拍家庭主妇炒菜，研究痛点在哪里。调查完研究改进对策，一个蓝牙技术的改进增加了十几亿的销售。

第三个台阶，中国的市场正在发生变化，消费升级是真的，因为收入增加，所有参数都在变化。

汉堡王人造肉汉堡

第四个台阶是供给变革。中山大学的一个教授研发了可降解的塑料，放到水里就没了。南海一家生产塑料模具的公司正在跟教授合伙组织公司。当然还有刘自鸿的柔性显示材料，先有论文，再有关键技术，再有产品，再打开市场。深圳好几家公司都有这个特征，这是中国下一步创新非常重要的方向。

由此带来一个新的趋势——结盟。美国怎么解决锈带？它把锈带变成脑带，就是跟宾夕法尼亚所在地的大学、实验室、研究机构结盟，开发出新的产业，新的产品，形态与硅谷、MIT类似。美国各地都开始冒出这样的产业带。围绕着奥斯汀校区有几千家公司，他们管自己叫硅山。

7、抉择和行为决定未来

关于创新突围，我有几点感悟。创新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创新的分布极不平衡，也不一定是人口的函数。人口多不一定点子多，它到底落在哪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元素凑齐的过程。形形色色的想法、点子、猜测，然后到发现原理、发明技术、制造成产品，形成产业，要一连串条件凑齐才能成事。原创的想法、支撑的技术、知识产权保护、融资、科学家、发明家、工匠、企业家、各类投资人、商人等，一个都不能少。

最优的创新载体既不是超大公司，也不是单个人，而是群，就是想法相同、理念相同，自发性、凝聚性极高的群，可大可小，重要的是高频互动。想法不是天才在冥冥当中冒出来的，从希腊开始就是厉害的头脑互相对话出来的，所以关键一个是密度，一个是浓度，离开这两个条件很难。

我们研究了上述所谓创新的集聚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万向节”，为什么斯坦福在这件事情上走到前面了？什么是节点呢？当年斯坦福大学工程院的院长弗里德利克·特曼能同时跟很多人打交道，同时让很多人信任他，他跟很多不同的人有共同语言，能跟军方对话。

旧金山当年是太平洋舰队的基地，太平洋舰队对通讯有非常高的需求，这是硅谷兴起非常重要的力量。他跟很多有艺术感的创新人员能够沟通，跟银行沟通，跟投资人沟通，跟律师沟通，这些是形成创新的集合，凑成创新基地最重要的条件。要经历一场组织创新，然后才可以把原理、人类对自然界好奇驱动的认知变成经济活动源源不断的源泉。

在已有的里面组合永远有机会，问题是追兵总是多，从原理出发才有原创性的东西产生。我们要对运用新原理产生的创新引起高度的重视。中国有几千家大学，有很多国家研究所，发表的论文，培养的博士、工程人员，数量上在全球都排在前列，问题是下一步的发力。

大湾区是非常有希望的地方。去年全球创新指数发布，这个指数显示，全球创新密度最高的是东京、大阪，其次是深圳、香港，再其次是硅谷。这个统计里没有计算专利的级别，仅从专利数量上看，深圳、香港这一带，就是现在讲的大湾区很有希望。问题是我们要从创新上突围，把突围的水平再提高，从底下往上打还要继续，但应该有一些公司、有一些领域从原理出发、从上往下打。

中国的经济走势脉络总体是很清楚的，我们从贫穷的现状出发，最成功的就是利用了全球化，利用了开放，引进资本、引进技术，结合我们又能干、收入又低的人口，完成了一场中国经济的革命。现在新的问题是成本曲线调头向上了，国内有国内的问题，体制成本重新上升，市场成本急剧上升。特朗普这么一闹，中国将来的进出口成本也会上升。下一步的出路就是两件事：改革突围、创新突围。

具体要迈的台阶有四个，首先是品质。我们的品质路线要不反省，不光对不起消费者，关键对不起环境，我们工业垃圾太多了，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的高速增长是成就，但是里面隐含问题，东西坏得快。品质好一点我们的增速就不需要那么高，实际上人民的福利程度也不会低。第二个时间变贵了，要让事情变得更便利，苹果征服人类很大程度就是便利。第三个是消费升级，审时度势跟着走。最后整个供给系统面临变革。

至于大家关心的将来会怎么样，将来的走势不确定，将来不取决于经济学家讲了什么，取决于你乐观还是悲观。将来不是观出来的，将来是做出来的，抉择和行为决定未来。

本文来源：中国财富帮、腾云整理并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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