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而后到城市的，而农村的改革首先是以推进提高生产积极性、产权清晰界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面对当时“集体出工、集体劳动、集体分配”的“大锅饭”模式，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分田到户”。那个时候，阳江一些农村也积极开展了“分田到组”的探索。其中，位于东部沿海的莲北大队，就是探索的“先行者”，后来被誉为阳江的“小岗村”。
近日，记者多次走访阳江早期分田到组分田到户的莲北村干部群众和当年亲历这项改革的老同志，通过他们点点滴滴的回忆，重温阳江“小岗村”那段不平凡的历史。
“大锅饭”吃不饱， 村民生活贫困
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影响，农村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高度集中的体制，农民没有生产、出工、销售等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受挫，阳江县大部分地区的水稻收成都很低，农村生产队超支户多，劳动日值低，农民生活普遍十分贫困。
原阳江县农业局局长、今年88岁的老党史工作者曾昭群向记者提供资料显示：作为产粮大县的阳江县，每年水稻播种面积150多万亩，但产量增长缓慢，从1967年至1977年10年中，水稻年均亩产由357斤仅增至374斤，平均每年仅增1.7斤。农村人均分配收入为负增长，1976年是74元，1977年降至65元。
今年63岁的原阳江县新洲公社莲北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国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1975年，当时20岁的他被上级任命为莲北大队党支部书记，这个“娃娃书记”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为父老乡亲做点实事。
然而，当年晚造，正当水稻扬花时，来了场“寒露风”，新洲公社晚造严重减产，莲北大队也未能幸免，公购粮无法完成，群众家里没有余粮，只能靠大队分配的河南番薯干凑合着。看着老人们啃着硬邦邦的番薯干，时隔多年，回忆起当时情形，李国合历历在目，说话时几度哽咽。
“当时一上任，我就一心想把生产搞上去，但不管我怎么做思想工作，布置生产任务，水稻产量仍不高，亩产三四百斤，收效甚微。” 李国合说，当时很多人有了这种心态：“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李国合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报酬过低，当时每个劳力日报酬不到3毛钱，一年下来，一个社员累死累活收入约100元，这直接导致了生产队社员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出工拖拉，生产常违农时。
在当时的环境下，生产队长没人肯当，每年春节过后每个生产队都为选队长犯愁。李国合回忆，没了积极性，生产队集体收入越来越少。有些家庭老人小孩多，工分少，核算下来还要向生产队缴纳超出劳动价值所得的粮食款，所以每年核算时，出现一些“超支户”，导致年年欠钱，农户越来越穷。大部分农户每轮圩(5天)圩日才吃上一顿干饭，其余时间吃粥。
好多次，李国合看到村里的老人和小孩，跟着吃很稀的粥水，望着他们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善群众的生活。
寻求出路，做阳江的“小岗村”
1977年秋后，李国合与大队治保主任、退伍军人梁尤业到北政3队时，发现该队正在悄悄地“分田到组”。一些农民说，分田到组肯定能吃饱饭，这比逃荒要好得多，其实，解放初农村三四户人家成立互助组，农户积极性高，生产连年丰收。
老农的话令李国合眼前一亮，这或许是条出路。
1978年春节过后，李国合召开大队7人支委会，把自己的想法在会上说了。一个副大队长说：“这样搞是会犯错误的，上面会来抓人的。”李国合说，当时大队支委7人，有4人反对。
李国合提出了一个暗中分田到组的计划，就是将全大队实行分田到组，三四个农户为一组，自愿组合，农户完成公购粮等公派任务后，余粮由组里自行分配。对外不要张扬，仍称为生产队，生产队仍设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保管员、记分员。他同时加了一句话：“如果上级追究，我个人负全部责任。我本来是农民的儿子，回去种地也不想再看到大家挨饿。”此后，反对的人少逐渐变少了。
“我是1955年出生的，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自己还很小的时候就尝够了饿的滋味。我们分田到组就是为了吃饱饭。”谈起当初这一要冒巨大风险的做法，李国合激动地说。
走进莲北村，几位经历过分田到组、分田到户的老人向记者说起了这段激动人心的往事……
李创良（原莲北大队莲浪4队社员）：接到大队通知可以分田到组后，群众十分拥护，立即行动起来，莲浪4队农户自愿组成了3个生产组。我们6户人家组成第一组，生产队将水田旱地分到了3个生产组，我们一组分得2大1小共3头黄牛，犁耙各2张。
罗光照（原那黑第二生产队队长）：不到10天，全大队5条自然村14个生产队共2100多亩水旱地，按人头分到了1600多人手里，人均水田0.8亩，全部完成了“分田到组”。
将田、牛、农具分到组后，群众热情高涨，自行购农资，办田开展春耕，田野一片繁忙。可惜喜悦还未持续太久，消息就走漏风声了，公社书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齐齐入村要求李国合汇报情况。
■公社书记：“为什么要分田单干？”
■李国合：“我们这是分田到组，不是分田单干，要求社员完成所有公粮派购任务后，才可分余粮。我们这里的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分别只有8分、1毛2分和2毛5分，农民日常吃不饱，生活极度贫困，不分确实不行了。”
■地委书记很严厉地说：“垮了，垮了，垮了，这地方组织垮了。这是变相单干，你胆子这么大，是谁给了你这权力？”
■当时公社书记在做记录，县委书记脸色很难看。李国合觉得，上级领导怎么批评他都可以接受，但瞬间觉得这样做连累了公社书记和县委书记，他感到很难过。
■正在这时，莲北大队副大队长梁大明走了进来，坐在穿着很朴素的地委书记身边。他不知道对方是哪一级的干部，竟然用手轻轻推了一下地委书记肩膀说：“同志，你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现在群众累死累活还是吃不饱饭，我们最基层的干部已经很难干了，要不你们来当当试试？”
■“梁大明，这是地委书记，你说话要有分寸。”李国合提醒说。
■听了李国合的话，梁大明害怕得脸色都变了，说道：“真的是地委书记？”同时连说了几个“对不起”。
莲北村村民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分田到组”大势所趋
随后，在新洲公社召开三级干部的会议上，李国合作了检讨。会后，北桂大队书记赵汝文、双安大队书记李基和找到李国合，对他的做法表示赞同，并说：
“你在会上说的情况我们那里普遍存在，一直在苦寻良策。这不是检讨会，是经验交流会，你做得对，启发了我们，我们也要分田到组，让群众吃饱饭。”检讨会后，县和公社派出一个30多人的联合工作队，来到莲北大队各生产队督促合队，制止单干。各生产队分到组的牛被工作队收缴到大队部门前一块空地，村民要签了合队保证书才可将牛领回。
一天，一名队员在莲浪二队看见一个农民独自一人牵牛准备耙田，连忙制止他，还劝他到队集体去耙田。该农民一听，便火冒三丈地说，你是干部有工资领，我是农民不耕田会饿死的。争执之中，队员被农民推落田中，一身泥浆，十分狼狈。
压力之下，莲北大队群众耍起了太极，表面上表示服从“合队”，等联合工作队一走，仍按照事先约好的“对内分田到组，对外称生产队”。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上面想制止都制止不了。分田到组后的农民兄弟，不用人喊开工，就积极投身春耕生产，亲戚邻里互帮互助，每天早出晚归，三四天就完成了以前要一个多月才能完成的插秧任务。
1978年早造，莲北大队农户亩产普遍超过600斤，获得了大丰收，既完成了公粮，又有余粮，保证家家户户吃饱饭。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还根据实际种植了花生、果蔗、香芋等经济作物。1978年晚造，莲北大队又获得了大丰收，家家有余粮，鸡鹅鸭成群，群众生活明显改善。
农民收获有余粮，生活逐渐改善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979年晚造收获后，经过近两年的实践，群众觉得分田到户比分田到组能更好地安排生产时间，发挥人的积极性，更能促进生产发展，也就是那个时候，莲北大队陆续完成了分田到户。
小插曲
莲北大队通过分田到组，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的消息不胫而走，其他大队乃至公社外的大队也跟着学了起来。分田到户后，邻县恩平和台山有群众到新洲圩趁圩获知消息，回去后，群众也嚷着要分田到户。没多久，在325国道阳江与恩平交界处，江台公路阳江与台山交界处，分别竖起大牌子，上面写着“坚决抵制阳江分田单干风”。
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影响，每逢说到“包产到户”，就如洪水猛兽，谈之色变。原广东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恩成在接受党史学者采访时介绍，当时各地农民在“吃不饱”的情况下，冲破禁区，搞起了“包产到户”，下面的这个做法引起了上面很大的争论和压力，各级干部认识分歧很大，只有少数人支持，广东曾有一个县正式作出反对包产到户决议。
尽管过程很艰辛，甚至受到联合抵制，莲北大队也未退让半步，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为之点赞。
罗光照：事实上，分田到户后，生产发展得更好，特别是推广种植杂优水稻后，亩产达到了800斤到1000斤。吃不用愁了，一些群众平时还在家里做起了以前只有节日才做的糕点享用，农村人的衣着也开始光鲜起来。农民开始到阳江、中山、深圳和广州等地找活干或做生意，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民眼界也开阔了。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后来又概括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这一政策一直得到很好的延续。
从那以后，莲北大队与全国农村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新建洋楼一年比一年多，庄稼丰收，鸡鸭成群，如今小汽车也进入农民家里。
40年前的包产到户给农村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推动了城市的改革，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之路。今天，我们又面临着农村进一步改革和乡村振兴的任务，40年前的分田到组、包产到户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副教授李联德认为，当年农村由“合”到“分”，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全新的要求。邓小平在26年前的南方谈话中，就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深化农村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以问题为导向，对症下药，降低生产制度性成本，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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