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32歲的房產經紀許明朗北京夢開始的地方；是65歲的北京老人俞大維最終的歸宿；35歲的外資公司職員田寧已經在燕郊生活六年，和許多燕郊剛需族一樣，清晨向西黃昏向東；55歲的東北下崗職工王梅，寄希望於投機燕郊房市的漲跌以換取更好的生活。
進入燕郊的標誌彩虹門。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2018年，燕郊房價“腰斬”。
燕郊在北京正東，它的行政單位是“鎮”，隸屬於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從國貿開車一路向東30公里，過了潮白河大橋便是。進入燕郊，雙向六車道的102國道兩邊，售樓門店一個挨一個，被稱為“售樓一條街”。
過去十年裡，這裡每新開一個樓盤，就如同小鎮裡駛來一列火車，從其他城市過來的數千號人，一股腦被搬運到這裡。“原先開一次盤漲價三五百元，到了2016年一漲就是五六千。那也瘋搶，跟搶大白菜似的，只剩朝北的了，買，馬上訂！”這是售樓一條街上人們的共同記憶，百度百科在2016年更新了燕郊人口的數據——120萬，比十年前的10倍還多。
如今搶房子的事情已不復存在，街兩邊的門店冷清下來，但售樓一條街依然連接著燕郊和北京。
他們的人生原本沒有交叉的可能，但樓盤價格走勢圖上起起伏伏的曲線，讓他們在燕郊共同沉浮。
過山車式的翻滾
10月24日下午，售樓一條街不止一家掛上環形鎖，門上的玻璃灰濛濛的，屋裡地上還有曾經擺放的桌椅落下的灰塵印。
許明朗在這裡賣了三年房子。他有一雙敏銳的眼睛，掃到客戶的“京”字車牌，心裡猜到七八分，“來看行情的”。一部手機拿在手裡，裡面能接通不少人。最厲害的是一張嘴，不管剛需的、投資的還是炒房的，都能從這裡聽到他的“畢生絕學”。
許明朗到工地帶客戶看房。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他指著牆上三居室的戶型圖介紹，“客廳和兩間臥室都朝陽，我們叫’三陽開泰’，均價在1萬2500到1萬3200之間。”靠這張嘴，許明朗依然是樓市嚴冬下的“金牌”銷售。
但兩年前，許明朗接待客戶從不聊閒天，連嘴上的客氣都省了，“你買不買？不買就賣給別人了。” 他到路邊吃大排檔，有人見他一身西裝系領帶就湊過來問，“你手裡的房子現在多少錢了？還有嗎？”
那時35000元開盤的房子現在18000元沒人買，許明朗說，燕郊房價半年前就已經“腰斬”了，“不是不想買，是買不了，你沒有本地戶口。”
燕郊現在的政策是，非本地戶口的購房者，要提供三年及以上社保或納稅證明才能買房。目前在售的新樓盤只有兩個，許明朗和街上大多數銷售一樣，改賣隔壁縣大廠的房子。大廠也有限購令，但開發商的策略是，先和購房者籤合同交易，三年後購房者拿著完稅證明再正式辦過戶手續。街上幾乎人人都知道，“這麼操作不規範，但現在統一都這麼賣的，不然更沒人買了。”
四天前的早晨，65歲的北京老人俞大維乘坐公交車816路從售樓一條街經過。拉活的司機嘴裡叼著菸捲，在車站上逢人就招呼，“到北京的，走嗎？”
老俞頂著灰白的頭髮，坐在混合著肉夾饃和煎餅味兒的車廂裡，看著年輕的姑娘小夥子們，一手抓著扶杆隨車搖晃，一手端著手機，齊刷刷地低著頭盯著看。過潮白河大橋掏出身份證接受進京檢查的一刻，他嘀咕，“咱也成了外地人”。
兩年前他搬到燕郊，房子也經歷了過山車式的翻滾，但他並不關心，漲到多少也是住，跌了還得住。他和年輕的剛需族一樣往返於北京和燕郊之間，每天80公里，到兒子家照看剛出生的小孫女生活。
兒子家在東二環內的一座老居民樓裡，這原本是老俞的房子，兒子結婚，他把房子騰了出來。家裡沒人，老俞進了屋門就擦起地。兒子請過小時工，一小時40塊，他覺得不值，讓兒子別再花錢。
同一天下午，55歲的王梅在燕郊的小區裡張羅著賣房。一瞅見中介帶人過來看房，她隔著老遠就問：“租還是買？要幾居的？” 中介走到她身前悄聲問：“你那套還是賣90唄？” 她含糊地應了幾聲，最後說，“相中了再細談吧”。她兩年前花110萬買的公寓，現在想賣92萬到95萬，還是沒人買。
王梅住在首爾甜城，這個小區因臨近規劃中的高速公路和地鐵站，最貴的住宅開盤時曾拋出將近4萬元的單價。公寓北邊的高速路今年7月28日正式連通北京，開車10分鐘就到東六環。可住公寓的大多沒車，從小區走到最近的去北京的公交站得走20分鐘。規劃中的地鐵22號線，在燕郊段也沒看到動工的影子。
10月末的售樓一條街上，發傳單的大爺揹著手，傳單捏在手裡捲成一個卷兒，湊在街邊的小攤子上看人打鬥地主。每月拉20個客人進店的指標他還沒完成，1500塊錢的工資他估摸著拿不著了，不緊不慢地溜達，“現在沒人買房，早都不是2012年的好時候了。”
潮白河東岸的“瘋狂”
2012年，是售樓一條街熱鬧起來的年份。
大爺發傳單拉一批客人進店，待夠20分鐘再留個手機號，就能賺100塊。每月拉四五十批不成問題，成交了還有提成，月入七八千。像許明朗這樣的金牌房產銷售，年收入四五十萬的不在少數。
但許明朗沒趕上。他那時還沒到北京打工，在山東老家的一家企業上班，工作是賣煤，“跟爺似的，根本不用出去找客戶，價格合適就有人主動找上門來”。可是，這份不用求人的工作他越幹越沒意思，掙三四千塊錢的死工資，單位效益一天不如一天，26歲的許明朗既沒房，也沒車。
2012年從年中到年末，北京二手房均價從24000元漲到3萬元，而一河之隔的燕郊，新房平均價格僅在八九千元，售樓傳單上打出廣告——“北京給不了你們，在燕郊都能給你！”
燕郊的大巴車。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買房送戶口的政策吸引了很多“北漂”，30歲的田寧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北京一家外資汽車公司做技術培訓師，正準備結婚。第一次到燕郊看房他開著黃色奇瑞QQ，一下高速路，傳單像紙飛機一樣撲面而來，往車窗裡塞，往後視鏡縫裡別。
他和女友相戀9年，在北京漂了7年，頻繁地在月租1000以內的合租屋換地方住，從北三環搬到北五環。買房時，他優先考慮了東北六環外的順義，兩人的錢夠買一套80平的。到燕郊看房發現能買120平，他想了想，選擇了燕郊的大房子。
7月下旬的一天，田寧到新買的房子邊上諮詢租房的事，想搬過來適應適應。下午四五點鐘忽然下起大雨，十分鐘的功夫，朋友家門前的燕順路積起好幾釐米的水。停在燕順路兩邊的車，有不少淹沒在這場洪災裡。那次之後，他才知道這條路的排水系統出了名的差，趕緊給自家車辦了涉水險。
《南方週末》曾刊文提到“兩個燕郊”。“一個燕郊壯志凌雲，朝著國際化都市高歌猛進，萬人小區林立，高密度樓盤與新興的商業圈以十餘倍的面積包圍了舊有的鎮中心。而另一個燕郊被困在小鎮舊有的脆弱軀殼裡，被開發殆盡的土地上，公共設施嚴重滯後。”
但這並沒有阻止人們來燕郊買房的熱情。越來越多的“北漂”湧向燕郊，在早出晚歸的路途上，盼望著北京地鐵有朝一日修到潮白河東岸。媒體人何楓在2013年初搬到燕郊，房管局的小窗口讓他印象深刻。辦事員蓋戳的手快速地一起一落，“啪”一聲按到紙上，遞出去又接進來一張，“啪”又蓋一個戳，不知道每天蓋多少個。
開發商把燕郊形容為“北京的後花園”，他認為這個描述不準確，準確的描述是“北漂的容身之地”。在他看來，潮白河隔開了兩種不同的生活，“聽起來殘酷，但很現實”。
那時候，60歲的老俞還住在故宮後牆外五百米遠的一個居民樓裡，吃完飯一遛彎兒，就進景山東門，橫穿出去，又進北海西門。北三環的二哥，南三環的五弟，誰家有點事他騎個自行車過去照應一番，抽幾根中南海，再喝兩盅二鍋頭，56度的，低度數的不喝。
從國企食品廠退休後，朋友幫他找了份“肥差”，在家門口的國家文物局盯監控，上一天休兩天，除退休工資外每月還多掙兩千。老年合唱團裡，他是手風琴伴奏，一到星期天就揹著琴上景山。
老俞在老年活動中心拉琴。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這把琴跟了他40年。1982年夏天，他跟著啟蒙老師去一個音樂教授家看二手琴。教授拉了一首匈牙利舞曲《查爾達什》，黑色風箱一拉開，手指頭在黑白鍵上跳躍。380塊，俞大維下了“血本”，那會兒他一個月才掙40來塊錢。
他在皇城根腳下生活了大半輩子，從沒想過會離開北京，離開出生長大的地方。
剛需與投機
2016年，老俞的兒子要結婚了，娶個北京姑娘。北京全城房價進入4萬元時代，老俞家的東二環內，房價也漲到87000元一平。
老俞和妻子盤了盤家底，選擇在40公里外的燕郊買套二手房。在燕郊，像老俞這樣從城區搬過去的北京人並不是孤例。問起他們為什麼搬到河北，“我城裡有房，這不是兒子結婚給占上了麼？”
搬家之後，除了買菜老俞幾乎不出門。他住23樓，小區裡三天兩頭停電檢修，他擔心電梯停運，下樓就上不去了。而且他也不想出門，“摩的”在大街上躥來躥去，他覺得“亂亂哄哄”；鄰居一個也不認識。老俞寬慰自己，兒女要獨立就得分開住，“住一塊兒，那矛盾多了去了。”
同一年，因為“北京機會多”，許明朗離開山東老家，到北京打工。
他在東四環一家公司做銷售，從賣煤的變成賣電梯的，工資漲到4500元，趕上有提成的月份能賺15000元。
2015年2月，他在燕郊買了人生第一套房子。77平的兩居室9500元一平，他猶豫再三才買。妻子從一開始就不同意，畢竟老家的房子才賣5800元，還帶精裝修。許明朗手裡只有4萬，找親戚朋友七拼八湊，才交上首付21萬。
那年夏天，通州被正式賦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定位。和通州相鄰的燕郊，售樓處裡換了地圖，通州CBD代替國貿CBD，成為新的座標原點，燕郊看上去離“中心”更近了。僅半年，許明朗的小區價格漲到15000元一平，他發現燕郊還有升值空間，就把工作辭了，不賣電梯改賣房子。到2016年末，他所在的小區新盤賣到25000元一平。
燕郊的街頭巷尾到處都在談論房價，連老俞這樣對房價遲鈍的人，一天聽一點，慢慢也感知到，燕郊的瘋狂時代可能要來了。
許明朗賣房子掙著錢了也買房，大廠一套，香河一套，“幹我們這行沒有不倒騰房子的，就靠這個掙錢。”看樓盤的時候四周都是玉米地，他心裡發慌，將近1萬的房子，“雖然挨著北京，可它不是北京。”
2016年底，規劃中的地鐵22號線辦了開工奠基儀式。王梅打算在臨近地鐵站的首爾甜城買一套40年產權的公寓。隨女兒進京後沒過多久，她在燕郊上上城五期買了一套房，每平米3850元。這個小區號稱“河北最高密度樓盤”，63棟樓裡容納了2萬多戶，將近7萬人。
之後，她在東南五環邊的建材市場炸油條做燒餅，除了供女兒讀研，攢下一點錢就交首付買房。
房價飛漲的時候，燕郊出現很多投機者。他們的錢在北京不夠交首付，冒著政策打壓的風險，到燕郊的樓市“押房”。他們是購房主力，也助長了房價的持久升勢。
她算了一筆賬：17500元一平，總價110萬。她手裡有套房賣95萬，老家的房子賣掉20萬，正好夠買。她完成了交易，但不管買的還是賣的，兩套房都只簽了買賣協議，沒有辦正式網籤，因為“房本沒辦下來”。
“看上去有四套房，現在哪套都不是我的”
在價格一天一漲的2017年初春，許明朗不敢再買房了。他經手過單價3萬元的交易，看到很多人把錢投進去，“不是覺得房價不高，而是相信還能更高”。
2017年6月2日，廊坊地區正式限制外地人購房，交滿三年社保才能買。許明朗心裡徹底涼了，售樓大街一夜之間冷清下來。
2018年初，許明朗的小區最貴的房子從35000元跌回17000元。燕郊房價從瘋漲到暴跌，只用了不到兩年。
新政出臺後，王梅的算盤落空。買她房子的小夫妻是外地戶口，三年後才能辦貸款，尾款拿不出。她的資金鍊斷了，沒有錢支付新買的公寓，房主讓她賣房抵債。她不想賣，跟鄰居抱怨：“我說三年後人家把錢給我，我再給他（上任房主），他不答應，還要起訴我。”
王梅的鄰居說，她不是頭一次聽說這種事，“燕郊房產交易不規範的地方多，糾紛多，限購之後房價直線下降，有人簽了合同又不想買了，鬧上法庭的不少。”
王梅還有兩套房，用其中一套抵押貸出來的錢交了另一套的首付。鄰居被她嘴裡一連串的數字繞暈了，“喲，你是不是房蟲兒啊你？”
“你不倒騰，拿啥買房呀？” 王梅想把這些小房賣了，合一起再買個大房。她曾經是黑龍江佳木斯水泥廠的統計員，90年代下崗，退休工資每月1830塊。現在，她在小區裡開了個家政公司，有人打電話過來找飯館端菜的雜工，她報價一小時30元，對方砍到15元。工作日的中午，她去一個孕婦家裡做飯，做一頓60元。這些構成了她日常生計的來源。
她盼著解決自己的三角債務，“看上去有四套房，顯得挺富有，實際你說哪套是我的？哪套都不是我的現在。”
有“房蟲”也在高點買了燕郊的房子，29000元一平。和王梅不一樣，他沒覺得自己是受害者，“虧了也無所謂，我北京有4套房子，海外還有幾套，其他二線有10多套，不在乎這一套兩套的。現在房子3000元租出去，也挺好的啊。” 若不是因為限購沒資格，他還想趁現在低價再買。
老俞一點都不關心限不限購，他關心的是另一件事。孫女出生了，城裡的月嫂每月15000元，育兒嫂1萬。請了幾個月後老俞和親家商量，“請不起了，咱自己來吧。” 兩家老人輪流照顧孩子，兩週一換，他的生活軌跡又一次改變。
早上6點出門，路上花上兩小時到兒子家。晚上7點半從兒子家出來，趕8點40分的816路末班車回燕郊，到家10點。妻子夜裡要哄孩子在城裡住下，換下來的髒衣服老俞揹回去。60平米的屋子，小三口的衣服已經晾滿了，沒地方晾他們的。
他跟兒子商量，想把孫女接到燕郊來方便照顧。商量的結果是，燕郊條件不如城裡，兒子兒媳要是住過來上下班也太遠，“得，他們不跑，那我們跑吧。”
踏實活著
10月24日清晨5點半，潮白河東岸的樓群零星亮起燈光，睡城逐漸甦醒。一陣風過來，公交車站上衣衫單薄的人跺起雙腳。
田寧要到三里屯上班，6點35出門。大巴車來了，他上車找了個座位，打開微信掃一掃頭頂的二維碼付車票錢，坐著10塊，站著7塊。潮白河大橋上他等了15分鐘，所有車在這裡排隊過進京檢查站。他無聊地打開淘寶，商品圖片卻刷不出來，網絡信號因兩省交界突然變弱。
田寧早晨6點35出發，到三里屯上班。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這是田寧來北京的第13個年頭。大巴車換公交405路，是最近研究出來的一條“舒適路線”。成本比公交車高，但公交車站站停，還總關不上車門，車裡的喊“別上了等下一輛吧”，掛在門上的偏不下去。他在人堆裡站著，雙肩包背在胸前，用來扛住忽然而至的外力。
到公司刷卡時已經9點5分，歷經2個半小時，他還是遲到了。他手裡拎著兩個香菇包子，一杯豆漿，鑽進三里屯的寫字樓。
前一陣積分落戶的政策下來，田寧的同事填寫了申請表格，他沒有填，“6000個名額是給人才的，我不算人才。”他現在的房貸還是每月2000元，和六年前一樣。再過三個月，田寧也要當爸爸了，他打算把孩子的戶口落在燕郊。這種狀態，讓他剮蹭到一種幸福感，“踏實活著”。
許明朗的很多同事轉行了，他沒轉。
三年裡，他積攢下不少客戶，有些人被他發展成“下線”，樓市迴歸平靜後幫他介紹新的客源。不過房子的確不好賣了，許明朗把客戶們送出售樓中心經常是下午三點，錯過午飯時間，他就在建築工地邊上的路邊攤扒拉一口飯吃。
售樓處外的小攤子，徐明朗常在這裡吃飯。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今年5月份，許明朗買了第四套房子，他判斷這個時間正是低點，拿出30萬投資。妻子年初生了對雙胞胎，兩個兒子的奶粉錢和每月8000元的房貸，是他在樓市寒冬裡硬生生扛著的動力。
白天他在售樓大廳裡講政策，“二胎全面放開之後，不流行兩居室了姐。” 晚上回去孩子睡了，他到國外網站上看政策。10月7日央行宣佈降準1%，他翻出美國副總統彭斯前一天演講的全文稿，挑和中國有關的研讀，試圖尋找市場信號背後的蛛絲馬跡。
“三年後，第一批交社保的人和到通州工作的人，會讓這兒再熱鬧起來。”他對自己的判斷很有信心，“北京市政府過來大概能帶動150萬人，去掉100萬有房有資質的，剩下這50萬怎麼辦？既要服務於北京，還不能脫離到北京。河那邊六七萬，河這邊兩三萬，你買哪個？”
他不後悔到北京來。如果不來，他現在是一邊賣煤，一邊還房貸，“我現在有四套房，在燕郊我算中產，回老家我是土豪，在北京，我啥也不是。”
老俞依然往返於北京和燕郊之間，從每天一次變成每週一次，“天天跑，真跑不動了”。
他覺得燕郊沒有剛來時那麼亂了。菜比城裡新鮮便宜，京秦高速開通後，進城也沒有那麼堵了。晚上，高樓裡燈火閃爍的，顯得比城裡還熱鬧些。
又到星期天。景山外面的老胡同裡，偶爾幾輛紅頂子三輪車穿行在青瓦灰磚之間，蹬車師傅哪兒的口音都有：“這裡是皇帝選妃子的地方。現在，我們可以免費參觀。” 老俞坐在歌友中間，Do、Mi、Mi，So、Mi、Mi，手風琴聲響起，蘇聯詩人阿·邱爾金寫的詞唱出來：“在遙遠的地方……”
搬到燕郊後，他的手風琴沒地方放，思來想去，最終只能把琴擱在景山附近的一個超市裡，平日裡沒法練琴，就靠每禮拜天摸一摸，找找手感。
“早了！” 琴突然停了，老俞說歌友拍子不準，“這兒空一拍才進啊！” 第二次，他被歌聲圍住，臉上紅撲撲的，身體跟著節拍微微搖晃。
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編輯陳曉舒 校對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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