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的改革思想遗产
作者 / 杜益民
杨小凯(1948-2004)的影响力源于对创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卓越贡献，也来自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肺腑之言。他在“文革”的艰难岁月中从不自馁、沉毅前行,探究经济学成为心灵慰藉。他憨厚而睿智、坦率而真诚，坎坷遭际丝毫不改对故土的依恋和呵护，勃动着兼济天下的国士情怀。即便上世纪90年代面很多令人焦虑的严峻问题，依然态度执着，研精毕智地寻觅突破路径，且诸观点与嗣后改革进程高度契合。虽然这些文字已过许久，今日习读可能会泛起平淡的感觉，但其含蕴的思想具有未过时的宝贵成分，所思考的重大问题仍旧需要我们接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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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凯对现实问题有敏锐的直觉和深邃的洞察力，较早发现和重视民间创新、上下协调互动的改革方法论，明示全面纵深 改革。在1995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他评释人类心智能力存在一定局限，政府不能太看重自己的立法能力。重点是收集案例，让自发出现的个案藉由类似普通法系中“衡平法”程序生成新法律。即使每个国家的制度发展有主政者的设计因素，但国际竞争舞台上制度的形成和演进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在国际竞争强大压力下，那些对增强国家实力不利的产权制度会逐渐衰微。
改革往往以“违法”为特点。大陆农村改革是自发的，政府先是反对包产到户，后容忍之，结果成效卓著。台湾金融制度的改革也有民间“违法”，继而“政府”被迫改制的特点。对自发出现的一些不合法但合理的经济现象，“与其让它们在地下活动，还不如让其合法化”，“如果这种深受老百姓欢迎的‘违法’活动得不到国家的认可，我们就只能继续依照落后而呆板的法规来行事，而这又极大地妨碍自由竞争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因为有诱致基础，“一般这类下面商人自发推动的制度改革都有生命力，都容易成功”。执行通过公平程序自发酿成的法律，也比执行强制的立法更容易。这种日积月累、渐进式的改革办法，更不会造成大的利益冲突和突然的社会变动。“中国目前制度改革中很多困难可以用这种尊重自发的制度创新的办法来解决”，“把狗尾巴一段段砍，其效果也不见得太差”，感到“也许在经济改革中，小就是美”，倡导“省与省之间自发的制度改革的竞争”。总之，“现在应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将改革全面向纵深处推进”。
剀切剖析市场功能，论证市场组织试验这个更重要的作用,探求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够存续较长时间的新解释，辩驳产业政策。小凯强调，经济效率不但有资源配置效率问题，还有组织效率问题。前者只与各种产品的相对比率有关，与总的生产力水平无关。换言之，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并不一定产生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代表的技术进步，但组织效率却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经济增长的实质在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意味着每个人所知道的信息相对于全社会的知识越来越少，并使人们不必去搜索不知道的信息。正因为市场竞争能将分散的专业知识加以综合运用，“市场试验经济组织的能力比政府和经济学家要高超得多”，“一个基于私人财产制度的自由市场最重要的功能，不是有效地配置资源，而是有效地发展经济组织和发现有效率的体制安排”，大多数被试验的分工组织可能并不最优，企业家会失败，但其组织信息在重要性上不亚于成功企业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 价格制度是人们不断获得有关组织信息的工具。同时，价格是一种社会现象，只有所有人都参与价格决定过程，全社会的价格才能确定，价格机制才能自由、顺畅地运转。
在计划经济可行性大论战中，哈耶克曾经推论:由于不存在真正的市场，苏联的计划经济将很快失败。但是，苏联的经济发展却一时令人瞩目。照小凯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后进国家可以无偿得到发达国家关于工业组织结构试验的信息，不必费事费钱地去试验。也就是说，后进国家可通过仿效发达国家工业组织结构，跳过一些分工的中间水平，实行所谓“大推进工业化”。彼时 联从西方雇请很多专家，学习西方工业化模式和企业管理、生产制度，构建了一个非商业化的复杂的投入产出关系网，相当成功。 “虽然计划经济在组织试验方面非常无能，但在利用已有的组织信息进行模仿方面却可能行得通”，可一旦模仿潜力耗尽，或者到分工网络日益复杂的时候，扼杀市场组织试验功能的弊病就愈来愈突出，最终必然衰落下去。“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效益，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它只能靠模仿为生，不能像香港一样创造出口导向型之类的新工业化模式”，接着对体制特征的透彻认识，1993年《中国改革周期的特点》一文石破天惊地预言:“由于中国市场广大，劳动分工演进和商业化的潜力大，模仿港台的新工业化模式的潜力大，所以大约会有20至30年强劲的经济增长”。
“今天，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所谓产业政策，例如，重高科技产业、轻劳动密集低科技产业，20世纪80年代还推行限制小轿车大规模发展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都可能人为地限制组织试验”。很多主管部门热衷于制定各种产业发展指导目录等，以达到升级产业结构的目的。“连风险投资这种最不宜政府做的事都偏要政府来做，而且以此推行政府的产业政策”，它们“与当年重农抑商的论调都是同样的思想方法”，“人们往往被这些政策所鼓吹的目标所迷惑，不知道这种政策的实际后果往往同它宣扬的美好目标相去十万八千里”，最优分工网络由市场自发选择。 结构变化不是任何人能设计或预料到的，最聪明的人也只是在事 后较早看出这种趋势，正确的政策应该是政府承认自己对什么组织结构有效率并不完全了解，创设条件让人们自由地利用自由价格和自由企业制度去试验不同的组织结构，只有足够多的组织试验，才会逐渐获取越来越多的有关知识。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人们不应对经济理性过于迷信，对看似无理性的组织试验不 要有预先的成见。同时，内生比较优势有可能在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出现，只要内生比较优势超过外生比较劣势，一国就可能出口外生比较劣势的产品。因此，“经济发展的关键应该是让私人企业和市场决定出口什么，进口什么，不能由政府去刻意追求外生或内生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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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家剩余权与产权问题的论述，值得特别指出。小凯诠证企业是组织分工的一种形式，它用企业家获得剩余权这一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将交易效率最低的企业家活动(此类活动难计量难考核，交易费用最高)卷入分工，却不对这类活动的投入和产出直接定价，从而极大促进分工。企业家的剩余权是经济增 长的原动力。如果缺乏法律保护，就会造成管理知识的供不应求， 使真正的企业家难以涌现。这是历史上为什么工业革命不能在民众商业本能非同一般的中国发生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中国从事企业家活动的人与美国、澳洲、香港、台湾相比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国有企业中大量的“59 岁现象”，以及轻率决策、 挥霍公款、拖欠债务与转移资金、结构调整困难等情况，根本原因在于所有权虚置和企业家没有剩余收益权，又没有正式的制度安排使他得到与其劳动相称的报酬。
小凯重申，“在没有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制度时，经济效率的损失会比现有经济理论预想的实在要糟糕得多”，股份公司使私人财产权重要性下降的断言毫无根据，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是一个误导人的概念。在政府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改善。在产权结构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诸如价格改革、放权让利等都会造成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产权界定不明确的后果，比扭曲的价格制度更严重。“对中国产权制度的弊病不可低估，尤其不要被表面的经济成长数字所迷惑，这才不会对中国的经济现状作出错误估计”，如果中国能成功地发展出有 效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则一种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和合约安排就经由产权的自由交易而自发生长出来，经济起飞。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
从分工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相结合的视角，清新地立陈具体制度改革。他以严谨的模型揭示，由自利行为交互作用而引致的最重要两难冲突，是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的矛盾。当交易效率低时，分工的好处随即被因分工造成的大量交易次数带来的费用所抵消。交易费用对分工演进和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而由特定的人类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的影响更甚，既然它是内生的，就有可能借助制度的创新和改进加以减少。政府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便是供给好的制度，降低组织经济活动的成本，提升交易效率，这“是人类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都在于没有按市场经济的真正要求去做，制度产生的交易费用太大”。小凯在广泛的著述中严肃建议下述重大改革事项，使庞大人口成为发展分工的有利因素。
一是改革户籍制度，城乡民众自由移民，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是城乡贫富不均的主要原因。户籍制度之下的城市成了特权和地位的象征，造成各种利益的扭曲。若政府控制城市人口数量，则城市分层系统一定不能最优化。随着市场日益发达，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弊端越来越大，并且实际上也难以起到限制作用。“经济学中哪有盲流人口这概念，人口流动怎么会盲目呢?”
二是改革土地制度，活跃土地市场。修订“土地管理法”，更细致地界定产权以减少模糊性,防止“地方官员从集体拥有土地的农民手里偷租”。促进宅基地流转。能买卖的土地变成抵押物，将使土地所有者的投资创业能力倍增，使土地财产税和交易税大增。
三是最大限度实行准入自由，使私人创业变得容易，为民营企业发展打开更大空间。破除政府对银行业的垄断，激活资本市场，普及电子商业付款；去除粮食、棉花等大宗商品收购的垄断，培育私人粮商、棉商等；放弃对高速公路和铁路的垄断经营，允许民间投资者按市场定价；打破房地产市场垄断，导入房屋抵押贷款，使自由流动的人口自由地租到或买卖房地产；开放保险、电信、邮政、医疗、教育等市场；以自动注册取代审批制，将注册资本降为1元人民币；除人大特准的涉及国家利益的行业外，裁撤各行各业的许可证制度；对有网络效果的行业，可拍卖其许可证。
四是健全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法律规范——破产制度。
五是对外商、内商、国有、民营使用同样的竞争规则。制定“平等竞争法”， 完善财产法、合同法、仲裁法，加强司法和执法机构；放宽对外国私人公司的投资限制和业务限制，增强环境吸引力；单纯的优惠并不一定能把外商钓上钩，好政府毋须用特殊优惠政策。
六是改革财政制度。“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为90年代发展提供推动力量，但它割裂市场并增进地方国有企业的垄断势力，加高所得税累进度，抑制企业家精神，较高的税费负担也使得私营企业除通过隐瞒交易和收入来逃避外难以生存；农民也是过多税费的受害者。
七是强化政府自身改革，“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依靠市场的力量”。政府要从干预经济的活动中退出来，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本来中国的许多经济问题都是产权不清、市场不成熟的问题，但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却有照搬西方的问题。”警惕打着规范市场秩序的幌子，堂而皇之引进按“国际惯例”干预经济的做法。政府应关心无人管的事务，尔后设立制度，让私人企业或独立机构将众多经济活动管起来，藉由这个分层结构能够间接管理很多事情。正因为改革后的政府有更重要的作用，文官体制改革不容忽视。除精简机构、建立现代文官考试和回避制度等外，发展廉政机构和增加合格官员的工资应同时并重，制止 “从后门和桌下的实物交易中增加实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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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后期，小凯的改革研究焦点明显移转，心神和精力越来越贯注于更根本的法治问题。在患上绝症的最后日子风尘仆仆地回国，强撑病体发表题为《中国的后发劣势》的演讲，用冷静、深入的逻辑思考未来，对处于高速经济增长中的中国发出现实忠告。他提出的一个尤为深刻的观点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 式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既得利益阶层，所以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模仿虽然短期内可以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会给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如果仅仅模仿技术、工业化模式而不模仿制度，就等于你造了许多汽车而没有建高速公路。“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游戏规则制定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跟别人有利益冲突。”他毫不犹豫地断言，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是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这次演讲是 一场迁延至今的纷繁争论的导火索，并且还会继续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小凯的思想生命所在。
《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正是对此论的严格证明。小凯考察晚清经济史、民国经济史(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50-1978)、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2000)，采用新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穿透表象径直给出严密分析，既大气磅礴又极精至微，论述富有卓见，格外意味深长，治史之才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里又回到19岁时萦绕脑际的“中国向何处去”的探问，潜涵浓厚的忧患意识。他着力叙述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法治来保护个人权利并有效制约政府权力，使政府对公平游戏规则和法律制度的承诺可信。政府是唯一可以掌握合法强制力的组织，如果它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很难发挥作用。政府机会主义的间接后果比直接后果更严重，因为它会使民众不再相信公认的规则，所有人的行为都变成非常机会主义。只要对己有利，可以罔顾道德准则，偷抢欺诈横行，寻租行为盛行。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其特征是官商勾结，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
一次受访谈及法治问题时，小凯深沉地呼吁：“成败的关键是执政者要采取主动的改革，执政者越主动，决心越大，越容易成功。”在止痛药效果越来越弱的情况下，仍然向学生口述对美国学者关于欧洲兴起问题这篇文章的读后心得和带来的国内改革启示，以此竣事。求真致知、发人启思是一个经济学家的使命，走向法治是长期眷注改革事业的杨小凯的恳挚期待、不 能释怀的最大心结。
天不假时，本应有更多成就的小凯过早辞别人世，留给人们难以言状的哀伤。斯人已去，风骨犹存。新兴古典经济学工巧的理论模型背后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情景，生动地阐明复杂经济现象。 可多次申说“经济学家要有良心”的他，期盼的是把故国尚未解决的改革难题变成体系完整的成功故事，讲出更多更好有经验性 内容的精彩故事。
我们和小凯一同瞻望中国改革的未来。
杨小凯
1.澳大利亚经济学家
2.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3.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
4.2004年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
注：本文首发于财新，2018年11月5日
香帅的金融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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