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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
记者：《寻访路遥的足迹》是榆林联谊会拍摄的一部十集电视专题片。您是路遥的朋友，又是路遥的启蒙老师，您与路遥的交往充满 了传奇色彩。我们很想知道是什么东西使您和路遥从对立派成了文学朋友？
谷溪：我乐意接受你们的采访。几十年了，有的事情记不清了，主要的脉络还是清楚的。在“文歌”中，我和路遥在延川县置身于两个不同的群众组织。路遥是延川中学司令，也是全县一个大派的大头；我是彭真、周扬伸到延川的小爬虫。大联合后，路遥以群众代表结合为延安革委会副主任，我刚从一个公社调到县通讯组作通讯干事。也就这个时候，路遥的副主任职位被免职。那一天，路遥正好在我的房间里，军代表在我的当面宣布免职的决定。我想，这是路遥生命里程中最为困难的时期。刚刚免了他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他的恋人又通过内蒙的一个知青向他转达决裂的意思。年轻的路遥非常痛苦，他当着我面哭了，这是第一次看见路遥的痛苦。
我对路遥说：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男人不可能不受伤。受伤之后怎么办？我以为应该躲到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用自己的舌头舔干伤口上的血迹，然后到人面前去，依然是一条好汉！也许，路遥理解了我的话，或者赞同我这种见解，路遥留给这世界永远的印象：正是一条刚强的陕北汉子。
《路遥文集》第二卷中有篇题为《土地的寻觅》的文章，是他给我的一部诗集所写的序文。他在那篇文章中把“文歌”写成“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在这一场战争中，我们是对立的两派，文学使我们成了朋友。在我的许多个文学朋友中，路遥是非常重要的一位。
延安大学文汇山路遥的墓地，有两个小石桌。一个石桌上刻着有 《路遥文集》责任编辑陈泽顺的两句话：“陕北的光荣，时代的骄傲”； 另一个石桌上刻着《平凡的世界》的责任编辑李金玉的两句话：“平凡的世界，辉煌的人生”。
我非常赞同陈责顺和李金玉对路遥的评价。陕北的骄傲，时代的光荣！
记者：路遥在延安住院时，得到了您的多方关照，转院西安后，您又去医院看望。我们想知道，您如何看病中的路遥？
谷溪：路遥是一位英雄。患病后的路遥仍然是一位英雄！路遥是 1992年8 月6 日，因肝硬化住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其实，他在几年前就患了乙肝。他在病痛中坚持完成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肝硬化，那不是一下硬化了的，他一直顽强地与疾病斗争，并坚强的在病痛中创作，在病痛中去完成《路遥文集》的编辑与出版的工作。 当然，患病后的路遥对自己的生命更为珍惜，他曾在柳青墓前有 一张留影，他一直担心自己也像柳青一样，长篇没有写完就病逝。长篇写完，可是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与陈泽顺商议将《延河》扩版为大型文学期刊；要我在延安为他准备一孔窑洞。七月份，他要在那儿 住一个月，运筹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实在不愿意去见马克思，他实在不愿意告别属于自己的这一个平凡的世界。
路遥刚住院，我就去看他。他又一次当着我的面委屈地哭了。他说：“谷溪，我完蛋了”。我说：“怎么会呢？你的病没有那么严重。” 路遥原来以为自己患了“肝癌”，通过反复检查，化验证实是?肝硬化腹水。住院20多天了病况仍然不见好转，我对路遥说，延安医疗条件差，要不我们转到北京或者上海去。路遥说：“我对延安的医院作过考察，这里药物、医术以及医疗设施，就可以治好我的病。如果延安治不好，别说送到北京、上海，就是送到联合国也治不好！我这病是传染病，如果送到西安传染病医院，那里离三兆火葬场最近， 我一死，人家就把我拉去火化了……如果死在延安，你和高其国一定会钉口棺材，把我埋在黄土山上（高其国是路遥在延安大学时的同班同学）。”
路遥病逝之后，我为路遥所做的许多事情，应该说与路遥的这一席谈话有很大的关系。 路遥在他生命里程的最后几年里，时不时地把死亡这两个字挂在嘴上……其实，他最恐惧的就是死神的来临。
当他真切地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他竟然像孩子般的 幻想着另一种奇迹的发生，甚至幼稚到一种自我欺骗的地步。就在他 病逝之前，远村领我到西京去看他。路遥见我来了，非常高兴。他说： “谷溪，我现在能吃饭了，睡眠也好了。”我说：“是的，我看你的气色也确实比以前好多了！”
这是安慰的话，应酬的话，也可以说是相互蒙哄的话。我心中明 白，他的病就从来没有好转过：在延安住院时，每天下午还可以到院 子里散步，离开延安的时候，不能到院子里散步了，但是还可以自己 到里去，现在，连卫生间也上不了啦。
每想起这些，就叫人心痛。
记者：您是路遥的老乡、兄长和文友，您能否就您了解的路遥， 作进一步的“解剖”和探讨呢？
谷遥：我在前面说过，路遥是“陕北的光荣，时代的骄傲”。但是，严格地解剖路遥，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自卑思想极强的人。自尊与自卑在他心灵的深处同潜共存。在路遥的精神世界，还有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路遥是一个参与意识极强的人，而自己的文学创作又迫使他别无选择地躲在甘泉县招待所，躲在铜川 市王石凹煤矿的一间房子里，与“孙少平”、“田晓霞”们一起生活，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梦幻……
文学创作，是孤独的个人劳动。这种无法改变的孤独与他强烈的参与意识，使他陷身于一种无法解脱的痛苦。 我想，这问题将会是研究路遥作品的学者们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这么强悍的一条陕北汉子，怎么又会自卑呢？我想，这与他的家庭出身，生存环境有很大关系。
由于家庭太穷，他不能像那些干部子弟那样吃喝玩乐。延川中学那时候的学生灶上有甲、乙、丙三种菜，路遥大概是连丙菜也吃不起的角色。 他的自尊与他的自卑，铸造了他孤傲内向的性格和愤世嫉俗的奋发精神。
路遥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塑了高加林、刘巧珍、孙少平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形象。如果我们能够真切地走进路遥的精神世界，你会奇迹般的发现，路遥比他所塑造的所有的艺术形象更生动、更精彩！
记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友情、亲情的温馨。您能否从这个角度向我们展现一个更真实，更人性化的路遥呢？
谷溪：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会使你们失望。
路遥是一个“事业型”的人，他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很高的人生目标，他对这个目标挚诚追求，几乎使他忽略了自己的亲情、友情中的许多事情。
路遥常常要朋友为他办许多事情，可是，自己却不大乐意为朋友办事。记得有一次，他的胞弟王天乐写了一首诗歌请他看。他说，谷溪看看就好。 给业余作者看稿子，实在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我这一辈子， 在这件事上就耗费了许多精力。这是路遥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他 对文学艺术事业的追求，执著到懒于与人谈文学的地步。
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几年里，他几乎脱离了家庭，脱离了社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他养父病危，想见他一面， 但路遥脱不开身；养父病逝了，他不能去料理后事，委托王天乐全权代表他去办理丧事……路遥7岁时父亲把他从清涧王家堡送到延川郭家沟他的伯父家中。伯父母没生养孩子，他们把路遥视为亲生儿子，宁愿自己不吃，也不能让路遥饿着；宁愿自己受冷，也不要路遥受冷， 也要路遥有穿有戴；不管自己要承受多大的困难，也要供路遥进城上学……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伯父用老头在土地里刨出来的。可是，在他老人家病危的时候，路遥未能给他送上一碗水喝，在他老人家的黄土坟墓前，路遥未能焚烧一张纸钱…… 作为儿子，应该说路遥没有行孝！
有一次路遥来延安，他的父亲领了好几个亲戚叫他办事。路遥的父亲对路遥说，在困难时期，某某给过咱家五升高粱，是咱家的救命恩人，现在他儿子有个事情，你得给办了；某某是咱家的什么亲戚， 他们家有个什么问题要解决……有要求调工作的，有要解决户口的，还有打官司的，人们对路遥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许多要求。
路遥的父亲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连一点面子都不给。满怀希望找路遥办事的人，更想不到名声如此大的路遥，竟六亲不认，什么也不办！ 有谁理解路遥的苦衷呢？
记者：路遥在免职、失恋的痛苦中与您相识，路遥又在疾病的痛苦中与您告别。回顾这几十年的交往，您如何看待您与路遥的友谊？
谷溪：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世界上有许多东西非常珍贵，比方金子，比方宝石。我的父辈不曾见过，我自己也从未拥有过，但生活依然。倘若，一个人在世界上没有朋友，没有友谊，他恐怕就难以生存，即便得以生存，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大了。由此看来，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金子， 不是宝石，是朋友的友谊。 这是我对朋友和友谊的理解。 这也是路遥对朋友对友谊的见解。
路遥病逝之后，我老伴非常惋惜地对我说：要是不转院到西安， 也许不会这么快就走人。
我说：“为什么？”
她说：“西安的吃喝不顶延安。”
记得有一天上午，路遥就吃过六种饭。曹改萍送的是莲子粥，王克文送的是洋芋擦擦，还有谁送的是抿夹，但是路遥尝一口就不吃。 不吃饭怎么行呢？我老伴又给他熬了一小碗延川的红枣，多吃一口饭， 就增加一点营养，也就增强一点抵抗的能量。
在延安，路遥的朋友多，这种饭吃不对，再做另一种，变着花样让他多吃一点饭菜。西安的城市大了，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像老家这样。 我觉得我老伴说得不无道理。
1969年认识路遥，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延川时代，路遥好像是我和我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路遥忌讳与生人一起居住，很长一段时间，他和我合住一孔洞窑。有一年春节放假，年三十下午他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回郭家沟，只住一晚上。第二天吃过饺子就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从郭家沟来到刘家沟我的家里。按陕北风俗，大年初一是不走亲戚的。可是，路遥不管这些，而且一来就不走了，一直到春节收假，我们相约到县城上班。
路遥病逝之后，我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为了让路遥魂归故里，原省政法委书记、路遥生前好友找我说这个事。他说，路遥的骨灰不能一直放西安，这个事儿咱不管谁管，铜川市政协主席张史杰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正在西安，为路遥的上五，他打电话让我到止园见他。我说霍世仁也对我讲过类似你的想法，他说，把霍世仁接过来一起拉。那次是省政协开会，延安市政协主席冯文德，榆林市政协主席赵兴国，也都是路遥生前的好友。于是，我们五个人在止园的客房里，召开了一个民间小会。议定我们这个组织叫“路遥纪念馆筹委会”，我们五个人都是成员，推举延大党委书记、校长申沛昌为筹委会主任。
我向申沛昌通报霍世仁、张史杰、冯文德、赵兴国和我在止园开会的情况后，申沛昌说了一两句话：办路遥的事儿，我热心；与这几人一起共事，我放心。
省委宣传部长王巨才通过文艺处的王兰英同志为我带来口信：要我们就重新安葬路遥之事，打个报告，宣传部解决一点儿经费。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说来容易，做来难”。重新安葬路遥这件事情，尽管一路“绿灯”，其实，做起来也非常麻烦。征求路遥亲属的意见，墓地的选择，设计和施工都非常具体。当时，我还在《延安文学》总编的岗位上。本来就是“超负荷”运转，而这些社会工作，又不能不做。记得一次要腾出一上午的时间去延大办事，头一天晚上我加班到第二天的凌晨三点钟。
我感谢许多朋友对我的信任。我觉得一个人能够为别人做一些事情也是愉快的。我这个人，一辈子不说吃亏，不说吃苦，不说委屈…… 我曾在一首致老婆和孩子们的诗中写道：
对于我的死亡，
不要悲伤，不要哭泣；
我无怨无悔地走了，
像一颗成熟的种子，
从上帝的指缝滑落……
记者：谷溪老师，我们还想请您换一个角度说路遥。您能否从社会的角度为我们讲一讲，路遥及其作品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价值。
谷溪：为了回答你们的问题，我先讲两个故事。
有一次，我陪日本国研究路遥的学者、成姬路协大学教授安本实先生去路遥的墓地，我们首先给路遥送上束鲜花。安本实先生知道路 遥爱抽“红塔山”，他颤巍巍地点燃三支香烟，放在路遥的墓前。他对着墓碑说：请路遥先生抽烟。
我和安本实先生，随意地在路遥的墓前表示了我们对这个亡灵的怀念和哀悼。就在这时候，我们看到两个青年（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拿着一束他们刚从山上采来的野花，非常恭敬地放在路遥的墓前，这才引起我的注意。 我原以为他们是延安大学的学生，来山上恋爱或者玩耍。我问他们是延安大学生吗？那个男孩子说：“不是延安的学生，我们是西安交大的学生。”我又问他们：“是文学爱好者吗？”又回答说：“不是的，我们是路遥作品的读者”。 说话间我才发现路畔上放着两个旅行包。也就是说，这两个青年 早晨坐火车从西安到延安，还没有找到住处的地方，就直奔文汇看望路遥。
看着这两个青年，我心中一热：路遥活在了一代中国青年的心中！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故事。还在我做《延安大学》总编时候，我编发过一篇“广岛离延安有多远”的稿子。作者是一位姓马的先生。文章说他在香港的途中，看见一位日本姑娘，正在埋头读路遥的《平凡 的世界》。闲谈中，她交给马先生两张自己的照片，说一张给马先生留作纪念，另一张请马先生设法送到路遥的墓前，并转告路遥：她迟早会到延安看望他的！
是的，路遥的作品，不仅感动了中国青年，也感动了不少外国青年。
“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是路遥的人生格言，也是路遥精神最简捷的概括。路遥这种精神，不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的世界，都会激励人们奋进，激励人们为人类的文明的进步而奉献！
路遥经受过人世的贫穷，却给世界留下了丰硕的精神财富；路遥生命是短暂的，他给这个世界的劳动精神，奉献精神，将是永远的。 关于路遥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最近获悉：根据路遥小说《人生》 和《平凡的世界》改编的电视剧即将开拍，一个新的“路遥热”，正向着我们扑面而来。我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路遥的作品以及路遥的人生价值，将会显得更为重要。
感谢榆林的文学朋友们对路遥研究所作的努力。感谢《寻访路遥的足迹》摄制组对我采访。你们的劳动，一定会得到后人的肯定和赞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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