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進程經歷了三波推動，可視為三個版本的世界體系：分別代表了生產貿易、政商機制和資本運營的全球化。冷戰結束與中國的改革打破了原有社會制度限制藩籬，以美國為核心為代表的全球化秩序達到巔峰時期。然而，以民族國家為基本框架的世界各國行政制度及相應意識形態構成了對全球化進程的剛性制約，而美國正明顯受此制約走向衰落。新版本的世界體系呼喚著民族國家體制的突破與變革，也將呈現出一些新的時代特徵，而中國將是新版全球化的領導者。
JEL分類碼: F02
一、全球化第一波：從初始狀態到世界區域貿易體系的形成（史前～15世紀）
我們今天統稱的全球化，實際意義是專指市場經濟的全球化。如果回望人類迄今為止大約一百萬年到三百萬年的歷史，絕大部分都應歸之於史前史，而史前人類的遷徙過程實質上就是個從故鄉向外輻射與蔓延的“發現”與擴張過程，就是一種生存意義上的全球化過程。這也就是說，人類群體從樹棲轉為地面生活後，就斷斷續續開始了生境的擴張。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史前史研究表明，人類遷徙求生的能力要比以往學者們預期的更強，人類文明的早期種子在各大洲的萌芽與傳播也比過去判斷的年代要更早。
因為沒有文字記載，這種延長了的人類早期歷史就意味著，會有相當長的年代範圍，今人並不清楚自己遠祖的經濟生活狀態究竟如何。如果從人類學者對無文字邊緣社會的多方觀察看，無文字並不等於不存在生產與交易行為。事實上，從非洲到北美到大洋洲，對原住民社區的研究不僅發現了初始狀態下的生產與交易，連類似倉儲、運輸、交易中介物（準貨幣）、抵押、擔保乃至仲裁等更復雜的市場行為也有發現。例如北美原住民的皮毛貿易與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原住民的奴隸貿易，其發生發展其實要遠早於歐洲人進入他們的傳統社會。市場經濟的初始狀態就像生命與人類社會的初始狀態一樣，很可能會以多元化形式自發產生，並自行蔓延與擴張。當然，不難想象的是，在初始市場經濟狀態下，率先擁有文字的群體或曰社會將有機會獲得實現更復雜經濟生活的能力，進入強者更強的正反饋循環，也因此更有機會成為更大範圍社會的核心群體，形成早期社會的強勢群體集合。一個可以做出的邏輯推論就是，人類早期文明，包括所謂的“四大文明”，很可能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形成的。
在這人類社會發展初期的漫長曆史階段，除了記載形式（文字）的出現與通信載體的進步之外，其他形式的市場經濟進步，包括交通運輸方式的進步、市場機制的成長與市場知識的更新也是在累積成長，但始終還沒有跨越地理大區域的爆發性突破。直到15世紀前後的世界，一個完整的全球經濟貿易體系還沒有出現。但仔細檢視區域內經濟則可見成形的貿易網絡，在東亞、南歐與西歐低地的若干沿海地帶更是堪稱發達，如南歐－小亞細亞的威尼斯、熱那亞與君士坦丁堡，再如中國的泉州與廣州。事實上，跨區域的貿易路徑也已經打通，只是其疏通與運營狀態取決於地緣政治與域內各國各地具體政經態勢，時好時壞，遠談不上穩定。這些路徑包括：
歐洲—西非線：歐洲半島穿越撒哈拉沙漠到達西非沿海的貿易線，北向輸出奴隸、黃金、香料和象牙，反向則是輸入馬匹、紡織品、糧食與手工製作的器物。
中東—南亞—東非線：印巴次大陸/波斯灣到達東非的貿易線，輸入後者的象牙、犀角、豹皮、黃金與奴隸，運出中國的瓷器與印度的布料等製成品。
西洋—南洋線：阿拉伯半島、波斯灣與印度到中國東南沿海貿易線:，輸出香料、奢侈品、藥材、貴金屬和珍稀木料，大量購入茶葉、瓷器與絲綢等中國產出強勢商品。
新大陸區域：加勒比地區及安第斯山區的貿易節點，以貴金屬、紅銅、陶器、飾物、古柯與農產品交易（甘薯、花生）等為主。
絲綢之路：中亞—內亞東連嘉峪關—長安一線輻射中國內地，西接今伊朗、土耳其一線輻射歐洲大陸。中國輸出上述傳統商品，輸入貴金屬、珍奇物件、偏方藥材與香料。大體上這條翻山越嶺的貿易通道只是在漢唐盛世與蒙元一朝暢通有效，其餘大部時間受阻於中亞一帶錯綜複雜的地貌阻隔與地緣衝突。自公元7世紀起，在地理上連接亞歐的伊斯蘭世界一方面承擔起絲路中間站的傳輸功能，一方面把控市場，使得歐洲人難以在東西方交易中大幅受益（來自中國的物品始終價格居高不下，成為貴族們的特權用品），但也同時高度激發了後者的慾望與想象力。所謂地理大發現的根本原初動機，就是歐洲人要取道另路，繞開伊斯蘭世界，直接與“遠東”的中國展開規模交易。
與此相關的不少新研究顯示，因地理原因更多投入航海事業的歐洲人，比較早接受“地球是圓的”的觀念，曾多次反覆嘗試西向越洋接近東方。有記載顯示，在哥倫布1492年登陸巴哈馬群島之前，已經有多起歐洲人駕船成功橫越大西洋的記錄。只不過，哥倫布一行人的特殊之處是肩負西班牙王室的經濟使命，整個探險事業的實質是一個皇家授權公司執行的風險業務開拓。儘管哥倫布本人自認為其更大的使命是傳教，但他事實上引領的商業模式標誌著一個全新的商業機制開始爆發性成長，其價值其實遠勝過“發現”新大陸。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後人可以斷言當年乾隆與馬爾嘎尼使團的會談錯位是歷史必然，而不是簡單的觀念認知上的陰差陽錯。因為在此之前的兩個世紀，歐洲的外貿商業經營模式已經鑄成：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和法國都是以皇室/國家授權、民間入股的形式建立了風險—收益明確的公司機制，以制度領航商業擴張。相比之下，受皇家指令、任務多重（也就等於不明）並且風險與收益之責權利機制均不明的鄭和遠航性質則截然不同。雖然，後者在15世紀初始，即以更好的艦船和更強壯的團隊遠航走過了同樣不凡的跨區發現之旅。
由是，有國家授權與支持，由公司建制、風投模式引領，基於市場強烈的需求與想象，加上源源不斷的創業者與冒險投機者的加入，看似偶然的“地理大發現”自此化作推進市場經濟全球化的第一波浪潮。
二、全球化第二波：政商變革機制下產業革命的興起到全球化經貿體系的實現（15～20世紀）
如前所述，皇家授權—民間入股商業模式驅動下的“地理大發現”，自15世紀由一波一波的歐洲人遞進完成了人類歷史上首次全球貿易線路的大連通。由於技術水平的差異、文化信仰上的預設弱勢以及政治建制上的缺陷，再加上文明遭遇中的被動性與突然性，包括外來疫病的大流行，美洲原住民文明面對殘酷無情的殖民主義劫掠與屠殺沒能構成有效抵抗，並在不長的時期內砰然潰決。這給了新生態公司制的歐洲商貿界空前的擴張與獲利機會。大量的金銀財富跨洋滾滾而來，新大陸的物產從辣椒到馬鈴薯再到菸草等也隨之滾滾而來，非洲的奴隸貿易與新大陸的種植園生意接軌並沿前述通道進入全球貿易體系。
這樣的大背景下，就有了“英國人從荷蘭人手裡借錢，自葡萄牙人手中買了茶葉，把紡織製品賣到西班牙，再以後者手裡的墨西哥銀元或者加納獲得的黃金付賬給荷蘭”一類的故事。再之後，就是歐洲多國輪流稱霸，而後來居上的英國更是要直接延攬茶葉生意，並試圖直接對華出口大宗商品。
正是在這樣的大潮中，作為西方市場經濟基本“單位”的公司制度加快發育，其中行業制度發育最好的國家荷蘭最先顯現出制度優勢。僅僅一個多世紀之後，歐洲的財富開始向荷蘭集中，發達的造船業與物流業一道把這個低地王國推上一個時代的海洋霸主地位。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崛起。這一時期，私人資本公司先是靠授權與納稅雙保險起家，然後過渡到只納稅，更後來則幾乎演變成獨立王國，比如後來居上的英國東印度公司。
同一時期，在空前歷史機遇的呼喚面前，歐洲各國開始進入社會轉型期。這個轉型還不是後來被英美主流社會所特別推崇的民主體制取代專制體制（那還只是一部分動態），而是歐洲各國的社會精英層（王室、貴族與宗教界上層）面對新時代催生的資本得利階層的崛起，在本國體制內先後或主動或被動的採用或接受了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雙贏路線”，其基本要素包括：立法承認（新興資本得利階層為代表的）私人產權，認可後者以照章納稅換得相應的政治權利，改革不利於公司建制的原有社會典章與習慣，削減對最弱勢群體的某種保護而將其推給新生資本食利層，以及在需要時直接出面支持國際競爭中的本國公司。
如同後來史學家所解說的，這個因變革而強國的動態在歐洲具有傳染性：你不改變，就會落伍。結果，歐洲各國競先出臺類似變革，歐洲沿海諸國社會氣氛空前活躍。由於各國各地情況不同，這樣看似妥協的方案實際上都多多少少經歷了長長短短的流血衝突過程。在法國，這樣的衝突造成王國與共和國的反覆拉鋸，標誌性的事件就是慘烈的法國大革命。相比之下，英國可謂是柔性的另一極，王權與新興資產階級權益在光榮革命中經過憲法與議會機制得到比較穩妥的協調方式，但該國的農民卻因此遭遇空前的困境，不得不投身或者說賣身新的行業，成為紡織、煤炭或鋼鐵工人。衝突傳染到年輕的美國，最終也爆發了南北戰爭。結局如人們熟知的，新興的資本得利階層打贏了戰爭，建立了一整套新的社會建制，特別是將種植園的奴隸“自由化”為產業工人。也與此同步的是，現代產業從公司構成到行業分野都在這一流程中逐步成形。
18-19世紀的工業革命，正是在這樣廣泛的社會變革基礎上，促使經濟龍頭由商業資本轉向產業資本時爆發的另一場社會鉅變。從蒸汽機到電動機，機械化一步步升級，為企業帶來近乎無限的成長能力，也因此給市場帶來更大的碾壓後果，和對新資源、新市場更強的需求與開拓心態。原來依託國家授權與支持的各大產業商業集團開始激烈爭奪原料、勞動力與產品市場，其結果是隨之而來的一輪幾乎覆蓋全球的殖民化。上一歷史時期未能完全實現的貿易全球化，在此階段事實上已經實現了。五大洲海路加鐵路成為資本主義商業擴張的基本通路，原來的絲路貿易也自此沉寂。
不過，幾乎在同一時期，自歐洲起源的與此相關的另一大社會變革給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帶來了複雜得多也同樣巨大的影響，這變革就是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興起與擴散。展開有關敘事是一件艱鉅的工作，但整個態勢可以這樣解讀：工業革命的推進與貿易開始全球化的結果導致以國家（王國或共和國）為依託的資本集團在產業鏈各環節上彼此之間發生激烈衝突，並導致越來越大規模的武力糾紛直到爆發戰爭。在這種境況下，民族—國家體制（精確些的翻譯其實應為國民—國家體制）因為明確了國民的責權利而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有著比傳統國家強勁得多的全社會動員力。法蘭西共和國就是民族國家體制打起的第一面大旗，並且在其啟動後收穫到了幾乎立竿見影的效果：全民動員，同仇敵愾。法國的國力在變制後迅速提升。
這是另一場帶有類似傳染病效應的社會變革——不變革的國家在可能的戰爭中立顯弱勢（比如清廷對英國的鴉片戰爭，就是缺乏國民參與感。有歷史記載表明，在有些場合，在前線看熱鬧的中國人甚至多於參戰的人）。結果就是，民族國家體制在短短時間內迅速蔓延到全歐洲，而那些保留王國體制名義的國家，其實也已經不同程度改變了原來的體制性質：在民族國家體制下，國王的資產有限，權力也有限，王室家族只不過就是食利族中名分較好、份額不低的一員罷了。民主選舉體制其實也是在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才得以再次煥發生命力的。當每位成年國民得到一張選票的基本權利，他也因此要扛起保家衛國的基本責任。對於國家的實際掌控精英層，這真是再好不過的全社會動員方案了。至於說民主是西方文化一貫傳統的理論，已經有人論證這也不過是一種有實踐意義的意識形態建樹罷了。
全民動員，當然可以煥發更大的社會活力包括生產力與創造力，但顯然也有可能帶來更大的風險與災難。爆發於歐洲的兩次世界大戰就是這種動員機制的巔峰場景。本文也將在後面談到，正是這套結合了民主的民族國家體制，構成了市場經濟全球化巨大的，有可能是最大的發展障礙。
三、全球化第三階段：資本流動全球化的實踐與困境（21世紀）
“二戰”結束後，世界迎來了民族國家體制全球化的高潮期。這是一個看似奇詭的演繹：本來，是歐洲的民族國家間戰爭導致了這場蔓延全球、對人類社會破壞性空前的大災難，但這故事的結局竟是民族國家體制的全球化。反殖民、去殖民，民族獨立，國家解放，成為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的世界潮流，其中一個插曲或標誌性事件就是聯合國的建立。這聯合國中的“國”（Nation）實際上是國民，民族國家體制中的全民主體。全世界各個全民主體會合在一起，分中有合，閤中有分，就是聯合國名義上的用意了。聯合國的更實質含義，則是收拾“二戰”殘局的幾大國（主要是美蘇兩霸）搭起重建世界秩序的行政框架。
“二戰”後很快現身的冷戰堵死了聯合國體制下獨立發展各國經濟的基本通道。在兩大陣營下發展起的經濟圈，曾有多年出現相持與比拼勢頭的圖景。最終，相對僵化的蘇東體制在一系列主客觀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宣告不支，並直接促成了經互會伴隨蘇聯與華約組織一道解體。對於後來接近席捲全球的自由市場經濟大潮而言，美國牽頭的關貿總協定（後來是世貿組織），加上與聯合國前後腳建立的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才是推動現行世界經貿秩序與金融秩序的幾個最重要國際機構。經合會、G7以及晚些時候構建的G20則是一些輔助性的協調機制。
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資本為槓桿連接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並按照既定的理念與流程，或深或淺介入了後者的發展規劃與操作。名義上，前者是為發展中國家重要的、通常也附有人文意義的商業項目提供貸款，後者則是監督發展中國家的財務狀況，提供技術性指導並協助培訓專業人員，必要時也提供救急款項應對經濟失衡。
在更深一層意義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國際清算銀行曾一道作為佈雷頓森林體系機構建立並維護了“二戰”後的世界金融秩序——一個以美元為中心、以美元為主要結算貨幣的經濟體系。在美元與黃金正式脫鉤以後，美國依仗石油美元的強勢機制，加上英美系在股市債市期市匯市的綜合吸金效應，再加上美國作為全球經濟首強與軍事首強的背書，依然可以通過這幾間機構維護美元作為黃金替代物也就是準世界貨幣的基本秩序，並在維護美國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為兼顧或平衡各國基本利益的專業服務機構。在實際操作中，這幾家機構通常根據西方理念與價值觀對工作對象國提出先決條件性質的干預意見。多數情況下，這會影響到對象國的現實政治經濟發展，差不多所有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其金融政策多多少少要受到這三家機構影響。歷史表明，很多國家被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顧國情的指導方案所羈絆，經常是達不到預期結果甚至局面更糟，但中國倒是其中少有的例外。
說到世貿體系與全球化的關係，美國“二戰”後在冷戰壓力下，對歐洲施行的馬歇爾計劃以及對日本與亞洲“四小龍”實行的某種扶助政策，在一段時間內促成了區域經濟的可觀發展。如果說，世界各國中的各種社會力量或多或少從兩次世界大戰中接受了某些教訓的話，戰後跨國公司與多國公司的建立與發展，以參與投資甚至交互持股的方式，形成資本利益集團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比起20世紀前半葉各國大公司一家獨大完全排它的情況，也確實有所進步。發達國家的資本利得集團進一步發現，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設於發展中國家，或者乾脆外包給境外國家，既可顯著降低運營成本獲得高額利潤，又能減少本國環境問題，還可繞過工會麻煩，更能有效減免商業稅負。如此，建立起以關貿總協定（後來演進為世貿組織）與經和組織這樣的機制，制定出一系列國際間經濟活動的市場規則以及配套措施，一時間看似皆大歡喜，利遠壓弊。
有了這樣的驅動力與跟進措施，“二戰”後不久的冷戰期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就開始了產業轉移的嘗試。通過向發展中國家投資建廠，資本利得階層只要維持有效管理，維護股東利益，並保證國際間資金流動暢通無阻，即可獲得前所未有的利潤增長空間。這樣佈局的實質意義，是市場經濟全球化的第三個階段即資本流動的全球化。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的20世紀80年代末，民主政治—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擁護者自認在理論上與實踐上均大獲全勝，歷史終結，以資本流動全球化為終極狀態的地球村理想一時間高歌入雲，全球經濟加速整合，而中國也恰好在這個時候加入世貿組織。
回顧當年的討論與決策，中國於彼時是接受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加輿情影響，但也有基於自身國情之上對後發比較優勢的信念，同時也是“八九春夏之交”以後打開國內外發展困境的務實舉措。在經過15年艱苦而細緻的入門談判之後，中國於2001年才拿到了對方仍有某種限制條件而己方也有某種保留條款的“入世”門票。中國的“入世”，不僅僅大大加快了市場經濟全球化的節奏，特別是大大提升了資本全球化的權重，也根本上改變了全球產業佈局與市場圖景，這幾大影響合成後出現的後果，是西方經濟學家與執政者沒有預想到的。一個明顯的問題，就是這種全方位的自由化開始在責權利多方面與曾助推經濟發展的民族國家政治體制，發生了內在衝突。
一方面，在西方發達國家，產業轉移與資本自由流動造成部分國家國內產業嚴重空心化，這直接並長期影響到本國中底層人士的就業與綜合社會保障，而大牌公司與“高淨值人士”卻紛紛藉此規避稅收，乃至演變到影響到國家財政健康的程度。與此伴隨的就是社會的固化與永久貧困層的形成。相當一個時期，西方國家的精英層即第三波全球化的受益者採取無視或漠視本國中底層利益的立場，但當這樣的社會弊端擴大到足以影響選票的時候，政治上的變局就不可避免。在沒有找到合理藥方之前，以民粹主義訴求來逆轉全球化進程，就成為美國以及部分歐洲國家政界人士沒有辦法時的好辦法。
另一方面，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資本的自由流動固然為其帶來配置資源進入國際市場大循環的機會，但資本本身的高度流動性特別是短期投機為導向的熱錢流動也往往成為區域內與國內經濟大起大落的導火索。在這一階段幾次全球金融市場的動盪中，亞太區與拉美區先後遭到重創。但中國卻成為例外。中國“入世”15年過去了，世界各國多數專家學者以及主流媒體不同程度地發現，中國的高速發展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停滯與困頓，竟然形成了鮮明對照。幾乎絕大部分經濟理論家都沒有預計到這樣的圖景。
無疑，中國是市場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中國的成功顯然不是來自純粹的幸運“搭車”。自1949年到2001年，中國以半個世紀兩代人的努力，在做過多重試錯、經過多重努力之後，於百年衰敗後建立起一個可以有效作業的行政體系，維護了自己主權的完整，保有了遼闊國土與全球最多的人口（最大的智慧源、勞動力庫與消費市場），也打下工業大發展所必需的國民教育與基本建設良好基礎。不僅如此，中國在入世的同時精明地為自己民族產業與金融安全留下回旋餘地與自衛空間。在此基礎之上，中國不僅成功引進外來資本，開始學習到企業管理經驗與市場博弈方略，更迅速建立起世界上唯一的完整工業體系，併成功抵禦了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和2008年席捲全球的美國次貸危機，甚至有餘力伸手救助其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以求未來的共同發展。在“入世”15年後，人們不但看到中國已經沒有爭議地站穩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席位，更可能看到，在未來發展中，中國因其具有一些重要優良品質，將為人類社會發展帶來新的希望。
四、世界民族國家體系與全球化進程的關係
眾所周知，當前國際政治秩序的基本框架仍然是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依靠一票否決權制管理的粗放與象徵意義上的行政管理體制。這樣的國際行政管理體系與世界經濟和金融秩序之間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彼此之間很不匹配。結果就是實際上看到的，世界經濟秩序依然從屬於地緣政治秩序。理論上的市場經濟全球化，至今並未有一天在全球範圍真正暢行無阻。人們不得不回首檢視當今世界一個非常值得質疑的社會結構框架，就是近世誕生於歐洲的所謂民族國家體系。
由於民族國家的基本信念源於主權民有，在根本上撼動了傳統社會君權或神權的合法性，所以自其興起之日就帶有極其強悍的全社會動員力。在現代民族國家，無論是王國、共和國還是民主聯邦，元首（無論是國王、總統還是主席）都只是代表民意行事，無論他或她是象徵意義的掌權，還是真正握有程度不同的實權，也無論他的任期多久，是否屬意並保有權力家族傳承。在現代民族國家，沒有任何人包括國家元首與其親緣集團，可以無限佔有國家地域內全部財產。當然，這種變革如前所述源於新興資本利得階層的興起。
民族國家體制以成文或不成文的形式，把每個成年合法國民的責任、權力、義務與利益清清楚楚界定出來，這是人類社會此前任一社會體制都沒能做到的，因而它也被認為是極具現代性的社會體制。特別是配備了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機制的民族國家，具有很強的社會能動性與爆發力。在非常時期比如戰爭時期與自然災害時期，它更有著難以替代的社會實用價值，這價值的要點就是群體的創造性與凝聚力。
但民族國家的核心觀念同時也是個建立在排外基礎上的封閉性觀念。民族國家的概念是將一個人的社會責權利與其天然出生性質緊密相連的意識形態與配套社會機制，不僅在思想起源上高度可疑，也在實際操作中存在巨大危險。民族（這裡是國族）的觀念把人群按出生國人為切割分類，賦予不同的物理、生理、倫理道德、社會心理與經濟法律上的定義與配套計劃，這是相當荒謬的社會設計思路，是在和平與安寧的環境下禁不起反覆推敲甚至可以加以摒棄的謬誤。原則上，發生在歐洲並蔓延到全世界的兩次世界大戰，那種可以動員起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極端意識形態，幾乎和民族主義在思想上同源同構，差別只是量級的大小。
無論是民族國家概念萌芽時期的英法之間、英德之間、法德之間，還是在近年來歐陸其他的民族國家之間，比如烏克蘭—波蘭—俄羅斯這一組，再比如南聯盟解體後的巴爾幹殘局，都可以看到無數刀光劍影、槍林彈雨與屍山血海。正因為如此，人們才可以理解戰後在歐洲大陸的確存在各種深刻反思（儘管也存在各種裝腔作勢的流派，特別是利用福利機制撈錢的利益集團）。作為兩次大戰的策源地，歐洲人在一些精英層人士率領下開風氣之先，試圖針對民族主義反其道而行之，意在融合民族界限甚至最終消除國界實現平等相處。這就是歐盟興起的大前提。
進入21世紀，市場經濟全球化大潮突破了以往的制度限制閘門，以不同力度湧向全世界的各個角落。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人們或可發現，現存的民族國家體系本身已成為阻礙這種全方位全球化的最大制度性障礙。這主要表現在：各式各樣的原料、商品、服務、資本、信息與人員的流通，被國家之間各種各樣的門檻的限制與阻擋，包括關稅、簽證、准入門檻、物理與信息高牆以及。其他基於國家安全理由的種種禁區，這就自然導致一個基本的邏輯結果，一個現實存在的常態不合理現象：這世界上大多數人不能享有為追求更好生活而遷徙越境的權利，而同時卻也可能有少數人可以獲得越境逃稅避罪的機會而豁免任何應該追究的責任。
在更高一層意義上，那些需要各國通力合作共同解決的重大全球議題，如環境保護、資源開發共享；又如剷除絕對貧困土壤，防治大範圍自然災害與流行病患，剪除毒品、軍火、人口走私與洗錢等跨境犯罪活動；再如珍稀物種保護與繁育，共同開發深海深空資源，合作保護人類文化遺產與多元社會發展形態，攜手投資於高精尖前沿科技項目，建設有利於和平發展的國際交流大環境等，也都需要長期並且悉心的跨境合作。減少乃至打破這種那種的界牌與藩籬，是人類社會早晚要做的事。
無可否認，上述理想，有很多需要一點一點一步一步做起，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只能做到某個區域或某部分人先於它地他人收穫市場果實。在經濟大環境惡化的當下，類似於“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因宣講過於教條執行過於突兀，不僅可能招致反感牴觸，也引發了多地比較激烈的反彈。在極端穆斯林恐怖主義籠罩下的歐洲多國，也開始出現了類似反移民、反多元化、民族優先、國族優先乃至純化社區的呼聲。所以出現英國脫歐為標誌的逆向行動，固然有其特別的產生環境，但它也像美國社會一樣，確實反映了相當一批全球化進程中失意者的聲音。在民主票決制下，這種失意聲音累積到構成有意義的數量後，就足以藉助票箱左右政局。或可欣慰的是，在歐盟這塊突破民族國家框架的試驗田經受嚴峻考驗的歷史時刻，法國選民對溫和路線投了贊成票，給了歐盟人以調整步履重新出發的寶貴時機。
直到今天，由於全球基本行政單位仍然是民族國家體系，大多數國家基本上都是以本國GDP、人均GDP成長以及其他單一國家體制內種種國民福祉指標衡量執政者業績，並以民主票決或其他議決機制決定其是否繼續其執政。無論這種機制在歷史上的進步意義如何，其在資本全球化時代所具有的負面阻滯作用已經清晰可見。這種把評價本國利益與評價其他國家利益割裂開來的做法，既不能排除孤立主義與閉關鎖國傾向的倒行逆施，也不能排除以鄰為壑、損人利己的極端舉措。
中國不是發達國家，加入全球化回頭看是一件重大也正確的戰略決策。但中國同樣也存在國內各區域間的發展不平衡，在缺乏機會的弱勢群體與感覺被逆向歧視的主流群體之間、在外來其他族裔搭乘中國順風車與本土青年苦鬥首付款之間、在同一國土不同待遇的港澳特區居民與內地主體居民之間，同樣需要開放卻又要務實的指導思想與具體策略。再早時候，在過去半個多世紀處理民族、宗教與地域事務上，中國也同樣存在過這樣那樣的問題。不過，作為唯一一個自古延續至今並進入現代化軌道的人類文明，中國在其歷史傳統上在處理不同信仰、對待異族人和不同文化時，其實也頗有一些明智的解讀與穩妥的處理方式，仍然值得在今天借鑑。
五、世界政經發展對國際新秩序的呼喚
在較多討論了民族國家體系的侷限性之後，不能不面對目前人類社會尚無力對其給予根本改變的基本現實。歐盟就已經是這樣一個社會改革大試驗區。這個大區雖然沒有了眼前被顛覆的風險，卻又不能掉以輕心，不得不保持靈活策略同時對付兩條戰線敵手：一方是穆斯林極端勢力的威脅恐嚇，另一方是各國既有族群中保守極端勢力試圖藉機反彈甚至翻身。一旦社區觀點之爭升級為兩個極端勢力真刀真槍對戰的戰場，歐盟這個族群之間無界並存、多元容忍、共同繁榮的理想樣本就難免會陷入社會理想的誤區。歐洲，從巴黎公社到布爾什維克專政，曾一次次為社會試驗買單付代價，最好不要再一次為社會改革付出沉重代價。
有意思的是，在目前世界經濟前景不明的大環境下，各國湧現出的政界領袖大多是不精於言辭但務實肯幹有執行力的一代人（比較起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範圍冒出來不少能說會道的政客，但他們中並沒有多少人拿出亮麗的成績單），從印度的穆迪、印尼的佐科，到埃及的塞西與和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在美國本屆總統改變整體戰略，斷然退出TPP，並聲言重談NAFTA的情勢下，原來輿情預期中的中美率眾對局場景驟然改變，亞太國家不能不調整自己的腳步，適應新的世界經貿棋局。在這個意義上，5月中旬由中國召集的“一帶一路”高峰討論會恰逢其時，中國以自己不變的立場與堅定的信念向各國表示了開局的決心。美中兩國這一退一進，也在某種意義上回應了世界各國對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呼喚。
誠然，我們無法一一判斷各國首腦與經貿界主流對這個新秩序的具體期待，但中國方面不妨以考察美國方面的錯誤與失敗做起。以美國這樣一個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精英話語與傳媒輿情都在全球穩居絕頂優勢的超級大國，究竟做了什麼竟會導致如今的退潮之勢？這裡不妨試做評析：
（1）言行不一，或心口不一
在美國對外交往中，多大程度上是經濟利益驅動，多大程度上是意識形態驅動（“正義的使命感”），多大程度上是交民主作業（回報選民或回報背書人），是個有意思的線索。現實世界裡經常發生的是，基本是美國這樣地位優越資源豐富的國家，也罕有機會同時得分。實際上，企圖同時得分的舉動常常帶來得不償失的效果。
舉個實例，美國多屆首腦信誓旦旦對民主政治的不懈支持，曾得到世界上包括中國國內部分輿情在內的不少聲音之熱情讚譽，認為其是燈塔國家、民主護航國，對蘇東與阿拉伯世界顏色革命的支持與對薩達姆和卡扎菲政權的顛覆尤讓人喝彩。但更多後續時局的發展幾乎是明確抹黑了美國自身的形象。這裡，都不用提及美國早些年對亞非拉左翼民主政權的顛覆與對右翼獨裁或專制政權的支持，就是在近年，美國對發生在伊朗、埃及、巴勒斯坦與土耳其民選結果的不滿及對伊拉克民主選舉的公然干預，加上在反恐戰爭中對王國酋長國這種比改革派獨裁者更傳統專制體制的姑息縱容，就完整折射出美國另有自己日程與權重的實際考量。在這裡，美國是心口不一，還是言行不一，讚美人士可以自行研判；但美國自身日程與權重的考量，基本上是為了一己之私，是自己國內不同利益集團博弈造成的不同決策，而並不以國際棋局的實際需要為主要考量。
（2）重國內關係，輕國際友情
各種分析都可以讓觀察者得出結論，美國在國家安全角度最信賴最倚重的國家，除了英國之外，就是加拿大、澳大利亞與新西蘭這幾個英語西方主流價值觀國家，也可謂是法德日意都不能比的親密國家了。然而，就是面對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新任總統也可以為了國內政治考量（即民族國家內民主政治考量），不經協商溝通機制，對外直接翻臉，公開要求大幅度利益割捨（對方也是民主國家，對選民對輿情怎麼交代？）美國對盟友的寡情絕義早有歷史，這就難怪英、澳、加、新諸國在亞投行的立場最終不與美國一條戰線。由此，二線盟友日本、三線盟友印度或不上臺面的“盟友”中國臺灣就需要格外小心了。
（3）輕啟戰端，鮮克有終
作為一個軍事、經濟與科技實力超強的大國，美國握有一手好牌。在太多場合，美國均有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機會與把握。但美國偏不，寧願牛刀小試，不願上兵伐謀。這些年美國在海外的軍事捲入，經濟賬談不上多合算（某些公司的利益不算），政治上則漸失國際輿論的理解與支持。這種情況的產生，不能不說與其國內政治的動態相關。
（4）面對中國，誠意不足
中國發展壯大到今天這步田地，中美關係早已不止是美國自己的一家事務。美國對華一有動靜，會帶動眾多國家嚴重關注。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仍然可能不管不顧，自行其是，不給中國也不給多國一個自己真實而穩定的想法。
上述問題，匯為一個實質問題，就是美國的所作所為，正確也罷，不正確也罷，都是一個典型的民主制民族國家可能的作為。正因為如此，美國一方面有所得，本身已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另一方面，美國也很難超越自己，帶領世界進入一個全球共同發展的嶄新階段。
誠然，由於美國的超強性質，未來十年內中國不大可能超越美國（國際國內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要在大約十年後才與美國經濟總量持平，人均GDP更要在數十年後才可追平。來自《中國經濟學人》2017年第二季度的一項問卷調查結果，也支持了這個觀點）。但綜合起來，中國吸收美國既往的教訓，應對自己立身立威大有助益。除了繼續推動自身經濟發展與促進科技創新外，中國超越短期狹隘的民族國家利益，在國際事務中做到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交新友念舊情，輕不言戰而戰則必勝，面對強手展現誠意，都是中國需從美國教訓中借鑑之處。在此之上，中國如能進一步通過現有框架特別是通過創新機制源源不斷提供力所能及的國際公共品服務，維護世界金融、交通、通信秩序，救災救難，維護和平，並在不斷擴大的對外合作中提升品質，穩定盈利模式，在傳統精神遺產與當代社會生活磨礪中提煉出自己的系統思想，打造出獨有的軟實力來，則再度登頂、引領世界潮流可以預期。
六、世界體系4.0版：中國的成長潛質與發展方向
中國於硬實力快速增長之後發展軟實力是大勢所趨，這既是重中之重的任務，也是難上加難的職責。在時序上，軟實力的發育很自然具有滯後性。但仍然需要強調的是，沒有軟實力的重建，中國不能完成文化復興的偉大使命，最終也將難以維護硬實力的持久性。
對中國來說，清楚地認識自身承襲的歷史文化遺產價值，不僅是對中國社會的一個明確交代，也是對人類社會的一個明確交代。作為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延續至今的傳統文明，中國文化也曾有臨近幾乎萬劫不復的某幾個危險時刻，而且極可能是因為自毀。過去一個半世紀的生存壓力，使得一些中國人失去了信心，也失去了耐心。在一些人的認知線上，中國社會的螺旋式發展不是生命力的象徵，而是落後的標誌。他們根本就不去設想，多少文明就是打算螺旋式返回，但是終究未成，不支倒地。且不論中華文明延續史是不是可以用斷代史做一種表徵，即便是斷代史，我們也可以看到每個成了氣候的朝代都是相當認真地看待前朝的覆亡，不只是在道德上自警自誡，是試圖從制度上修正。中國主要王朝幾乎沒有再犯前朝的覆亡錯誤，從中就可以看出理性與心智的因素。從依舊具有生命力的歷史遺產中開發資源，將是這幾代中國人肩負的一項重要歷史使命。
限於筆者的能力與文章的篇幅，這裡無法全面論述可供系統整理與升級增值的傳統優質資產，僅僅指出兩個線索，供識者參考，實踐者身體力行。其一是科舉制代表的以全社會參與的經過考核實現的社會上行機制，另一個是以天下觀為核心的對世界秩序的通盤認識。這裡需要強調的是，21世紀中國人需要從中學習與發揚光大的是其實質內涵，而不是搬用具體形式或表述，更不是囿於傳統，亦步亦趨。
論及科舉制的意義，可以舉一個內政管理案例說明。漢代七國之亂與晉代八王之亂，極大刺激了後來的社會精英層，讓他們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是為自身利益還是為社會秩序，血緣關係並不可靠。起自隋唐的科舉制度，正是當時中國人精心完成的一個頂層制度設計。科舉制度的成功建樹，不僅成全了唐朝的強盛，更再造了中國文化。自此之後，在中國社會的最深層信念裡，也保存著對命運捉弄的不服，對天生血緣富貴的不信和對自身翻盤機會的夢想或期許。一個人不一定去漏夜趕考，也不一定投筆從戎，但他仍然相信在某種情況下可以靠自己做些什麼而改變命運，在人生的某一刻，因為某種測試，因為某種際遇，因為某種陰差陽錯...然後，幾千年的歷史就滿滿講述了這些非雞湯故事。賣草鞋的、當和尚的、耍把式的、做小吏的出身，都沒有關係。這樣的觀念並不止於私塾補習班，而是滿滿灌注在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中，點點滲透進我們的語言之中。從“彼可取而代也”到“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從“今朝田舍郎，明日宰相堂”到“皇帝輪流做，明天到我家”。這些文化心理都指著一個方向，社會上行的方向。這是一個保持上行信心的社會，這是一個經歷過異質文化統治幾代後仍可翻盤的文化。這種指向並不是個人的感觸與情懷，而是國內外多少研究者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所見識並指出的。
科舉制的另一個重要遺產就是它也直接和間接推動了社會的橫向交流，這是中國能夠在文化意義上維持住龐大人口而未分裂的一大軟因素。直接推動，就是大江南北的文人，操著不同口音，皆可以用一紙文字溝通交流。其交流內容當然就不一定言必四書五經，有可能是詩詞歌賦，也可能是市井雜聞。其中或有若干人成功題榜，也將是五湖四海走馬上任，上任後，聯繫他上下左右的不是他的鄉音，而是紙上的非拼音文字。以此為例，可以看到這個機制乃是橫向與縱向支持社會的支柱或纜繩。這支柱或纜繩在社會大動盪大變革期曾被齊齊斬斷，但是不久之後又變相迴歸。再展寬視野，還可以看出，中國臺灣有考試院，並且與中國香港、澳門、韓國一道都有聯考或會考；還可以看到英美系也有近似的雖然不那麼刻板的考試，從中考到高考到考研。回顧歷史就不難知道，中國傳統這種設計與這種精神，已然被西洋人有條件地消化吸收學了去，成為他們的社會上行機制設計元素之一。今天，我們重溫這種精神，仍可將其視為未來社會發展中攻破永久貧困層的一部分重要而鮮活的文化遺產。
另一個涉及外交機制的傳統觀念，也已為若干學者所檢視並重新提請關注其蘊含的價值。這就是中國歷史上形成的天下觀，以及相對應的朝貢制。對於歷史上演化出的這一套觀念與實踐，今人已經比較清楚了其侷限性乃至荒唐處，特別是明確注意到當年自我封閉的中國君臣自視過高、坐井觀天且目中無人的取態。遺憾的是，與批評傳統文化的同時相伴隨的，卻是對這一整套思想與可操作資源徹底的拋棄。論起來，天下價值觀是與基督教普世價值觀與共產主義價值觀具有某種重要同構特點的：三種價值認識論均不以常規的利害尺度衡量人與人、人群與人群的相互關係，也都認為自己的理想最終可以在全世界得到推廣與實現。中國傳統的天下觀與前述兩種價值觀所不同的是，基督教普世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都以自己思想體系的高標準衡量他人或其他社會，並不惜以“積極”主動的方式強行推進統一的價值觀體系，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下觀倡導的是消極容忍式互動，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方式尋求低標準上的共識，也就是底線共識。在天下觀的大視野中，在外交方面有很多錯綜複雜的關係是不能或不必完全定量計算具體得失的，不能也不一定要錙銖必較、見利必得；一旦發生衝突與損傷，也無必要不顧一切去做即時性的“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國際關係，原本也是在適當條件下可以通過超越民族國家侷限的機制得到彼此協調與共同維護的。以跨越民族國家的視野看，國際間的利益交集很多時候並不總是那麼界限分明，有很多利益是彼此聯繫、交錯與滲透的，是可以經過模糊、兼容並帶有象徵意義的妥協與互諒互讓，給相關各方以未來發展空間的方式求同存異的。如果說，在國勢衰微或者說思想庫知識貧乏的情況下，鼓吹這種過高的境界與過寬的視野只是空中樓閣，不僅無益甚至有害，那麼未來在國家昌盛富強，思想庫資源與知識豐厚的條件下保有這樣的導向，就有可能是超越民族國家體系的思想發育與制度建設的重要參考資源。
換言之，藉助於共同向前看的視野，彼此行為準則中帶有象徵意義的妥協與互諒互讓，給相關各方各種未來發展留有空間，並以和平溝通方式求同存異的民族國家群體，更有可能建立起一個具大跨度市場縱深的利益共同體，並可能逐步但最終抵達完全的全球化—— 沿這個思路看看現實的領土爭端案例，則“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樣的提議，就不僅僅是一時的權衡之計，而更可進而演化為趨近全天下進步景觀的有創意的執行方案。當然，這種思路在西方外交史的認知中是不可理喻的：一個海島，該是誰的就是誰的，如不能確定可以仲裁，如不服仲裁就拼實力。更進一步說，民族國家的主要“合法性”之一，就來自國家疆土神聖不可侵犯，如果模糊自己的疆界將冒著失去合法性的風險—— 聯想到人類歷史上的群體地域的滄海桑田，難道西方人這樣僵化的信念就不容今人質疑嗎？究竟是哪一種視界更接近人性更適合協商解決？如果說過去這樣問是對西方的無知無畏，是不合時宜不切實際的，今天再提起來還是如此嗎？如果多年之後，竟又是原來兵戎相見的雙方結為共同體，那當初為此付出的流血犧牲，究竟意義為何？推而廣之，進一步想，西方以公司責權利精緻管理的形式推動的資本主義發展，在資本全球化的時代是否已經不適應多變的社會變化與複雜的新形勢了？
簡單說，以民族國家為基本框架的世界各國行政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現在已然構成了對全球化進程的剛性制約，而美國正受此制約走向衰落。新版本的全球化體系有待於國際秩序與各國國家行政制度的一系列變革及隨後傳導的國際鏈式反應，生成一個兼容過去、迎接未來發展的世界體系，可以稱之為世界體系4.0版。在這個新版本的世界體系中，民族國家依然存在，但它只是一個更大發展體系下的一個責權利有約定、有界限的功能單位。那些超出民族國家的大事（環境、新能源、走私、逃稅、網絡安全、跨區域投金融監管、健康與老齡化管理、戰爭與和平、深海深地深空探索與開發等）將交由國際組織或協調合作管理機制來處理。
世界體系4.0的演化進程，就是由走向金融體系全球化的民族國家系統完全轉向一體化地球村的過渡過程。世界體系4.0版的終極演化目標，就是地球村框架下的人類大同（世界體系5.0），一個包含文化多元化與社會亞結構多樣化然而在根本的政經發展、安全與和平議題，以及人類共同福祉上達成底線共識並構築起可持續、可更新機制的世界大同。這個過渡時間的長短，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人類社會發育出來的不同文化群調整與適應新全球化新結構的時間長短。在這個江河匯海的過程中，中國不僅將具有領先群倫的經濟發展基礎條件，也很有希望借力於其積澱數千年的豐厚思想文化資源，率先完成自身迎接世界大同的這個調整與適應過程。
回到身邊的現實世界，在21世紀的國際環境下，我們這幾代中國人的一個光榮歷史使命，就是不僅僅以自身的充沛活力與創造力引領全球經濟的發展，也要在制度框架方面拿出更多有活力有創造性的備選方案來。在小社會結構（公司或機構）層面，我們應釐清對股東或法人、對工作團隊、對業務範圍內所有人，以及對大社會公眾的適宜的責權利與義務規範細則；在民族國家層面，則在不損害更不犧牲現有民族國家共同體根本利益的基礎上，突破狹隘的主權觀念，迎接一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天下時代。
行文至此，筆者強調幾個基本關注點，這極可能是中國文化除舊佈新煥發生命力的所在，也就是其價值的體現：
（1）研究中國文化，古人經典文獻固然重要，孔孟老莊，墨法陰陽······但更重要的是留下貫穿千年形跡的那些至今在民間社會依然鮮活的思想、認知、價值觀，要特別看重那些跨越階層跨越地域的共識。
（2）將更多精力發放在理解與認識傳統機制的設計與運行上，並在此基礎上決定是否棄取，是否需要升級改造。機制的社會意義往往遠大於說教，儘管機制的緣起可能是因為某個大家流派的理念與說教。
（3）幾千年過去，中國文化中一定有當年合理如今荒誕當初精華如今糟粕的成分，需要細緻整理清除，給出合適的淘汰解說。
（4）外來的學說與敘事，成套的思想體系不可能不理睬、不學習，但西方迄今的人文社科理論並不存在絕對真理。學習、消化、吸收西方文化包括理論精華，並與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精華元素，特別是上述活的元素想融合，乃是未來發展的希望所在。注意批判並揚棄西方思維中僵化與不切合實際的套路。
（5）專門提一下中國傳統的天下觀，這是比民族國家更有希望經過修正得到發揚的認知：有些權益可以不必分得那樣清晰（有時是不能夠，有時是不值得），有些權益可以交互持有，有些權益是可以訴諸於將來時態的。同時，由於其不裹挾宗教信仰與意識形態內核，中國的新天下觀將比基督教普世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更有希望得到普遍的理解與接受。
七、結論
本文對全球化與中國的發展作了歷史性的回顧，提出既往曾拖累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今後卻有可能成為克服西方觀念侷限性的那些積極因素。走過了幾千年的中國文明，極有可能引領人類社會超越資本充分流通的全球化時代，為最終走向世界大同做出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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