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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作为日军反游击战中的最有经验的将领，其犯下的罪行是罄竹难书，无人区这个方案就是冈村宁次提出来的，旨在使得八路军游击战之基础消失，也就是使得打游击战的八路军没有地方获得补给，没有百姓能够支持。其手段之狠毒，实在是令人发指，但是正因为其有丰富的对共作战经验，让他被蒋介石看上了。

日军全面侵华之后，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一直是他们的心病，因为八路军的游击战不断毁坏着华北的交通。而华北连接着东北和南方战场，东北源源不断的炮弹、资源需要从这里投放到正面战场去。八路军的游击战严重的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稳定，使得日军不得不迟缓前线的攻势，迟一天就意味着多耗费一天的资源。

为了解决这块新兵，日本陆军看上了冈村宁次，这个参加过日俄战争的陆军大将，也是东京士官学院的最优毕业生之一。冈村宁次早些年就开始了对八路军游击战的研究，搞出了所谓“铁滚合围”战术，简单来说就是用大包围圈层层推进，封锁包围。企图将八路军困死、围死，并制造了大量的无人区，在这种攻势之下，八路军确实损失惨重。

而且冈村宁次最大的罪行就是强迫百姓住进一个个的“猪圈”，也就是用碉堡炮楼围成一个区域，只允许老百姓住在里面，防止其同八路军有联系。正因为冈村宁次的反游击战，使得八路军处境艰难。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让蒋介石看到了冈村宁次的价值。不过老蒋还是打错了算盘，因为解放战争就打了半年的游击战，其余基本都是解放军发起的大规模阵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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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因为蒋介石。蒋介石为什么要力保冈村宁次，而让其他战犯被判处绞刑呢？一般认为，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蒋介石于1908年在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读书。该校是日本陆军部专为中国留学生办的预科学校，毕业生下军队实习一段时间后，可再入读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冈村宁次于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再于1910年入读日本陆军大学。

同属日本陆军参谋部下属的各级军校，日本陆军大学的学生，常被派往振武学校担任辅导老师。据称，冈村宁次就去振武学校上过课，并对蒋介石青眼有加。因为这段经历，二战前蒋介石与许多日本将军都有不错的个人关系。

第二，冈村宁次虽然进入中国很早，但初期在中国做间谍和参谋人员，真正被授予指挥实权是在1941年，由天皇钦点担任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任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则在抗战末期。与许多日本同僚不同的是，他不实行“三光”政策。

他要求部下在占领区不抢、不杀、不淫，一定要“治安良好”。而这治安良好的硬标准，就是街上有姑娘能泰然自若地与日本兵迎面走过。他在日记中对“南京大屠杀”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所记载的死亡数字，比当时官方公布的数字都多。

是否实施针对平民的屠杀，是后来的法庭判断战争罪犯的标准之一。另外，日本投降之时，冈村宁次特别努力地让日军的所有武器，都上缴给了国民党的军队。投降之后，冈村宁次在军事情报、军事技术甚至人员方面，向蒋介石提供了帮助。

蒋介石自然投桃报李，不但让冈村宁次免于刑罚，还聘请他担任国民党军队的顾问。退守台湾后，蒋介石又聘请冈村宁次任军事教官兼研究院顾问，他自己亲任院长。冈村宁次以82岁高龄病死在日本，算得善终。 彭德怀评价冈村宁次“他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不粗暴，不蚕食，是历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中最厉害的一个”。这也许说明了他虽然是日军侵华的功臣，与其他日本军人却也有很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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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最为日本中国方面派遣军的总司令官，是后期日军侵华战争的具体实施者，甲级战犯是跑不掉的。

但是由于两个人的原因，冈村宁次得以逃过审判，在中国又安然无恙的生活了4年，并在1949年1月大摇大摆的返回了日本，一直活到了1966年。

而这两个人就是蒋介石和何应钦。

先说何应钦，何应钦曾留学日本，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和冈村宁次是同班同学。也许两人之间有着某些共同的之处，何应钦和冈村宁次之间的关系相当不错。

哪怕是后来的918事变爆发之后，日军加快了侵华的步伐，而冈村宁次正在关东军任职，何应钦也和冈村宁次关系甚密。1935年《塘沽协定》的签订，背后就有着何应钦和冈村宁次的身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冈村宁次代表侵华日军向南京国民政府签署投降书，南京方面的受降长官就是何应钦。

也许何应钦不愿意看着好朋友被审判，决定拉他一把。何应钦向蒋介石建议把冈村宁次留下了当成顾问，方便日后发动内战。

蒋介石此时正在谋划着发动内战，他对于冈村宁次也比较感兴趣。

冈村宁次曾在1941年的时候，率领华北的侵华日军对敌后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实施三光政策，造成了270万中国平民的伤亡。

正式因为冈村宁次有过大扫荡的经历，很符合蒋介石的需求。于是冈村宁次被蒋介石任命为

这个身份说白了就是个幌子，主要还是蒋介石的军事顾问，用来对付我军的。

就这样，在蒋介石的庇护下，冈村宁次得以逃脱审判，在南京生活。后来蒋介石下野之后，李宗仁成为总统。李宗仁出于“议和”的需要，决定审判冈村宁次。但是在蒋介石的操作下，汤伯恩将冈村宁次扣押下来，并将岗村宁次送回了日本。

就这样，冈村宁次得以逃过一劫，回到了日本当“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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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未被判刑，关键在于他受到了蒋介石的庇护，从而脱罪。庇护这个日军驻华总司令的原因就二个，一是日本投降时，冈村宁次下达了只向国民党军缴械的命令，二是蒋介石要留着他当顾问来打内仗！

冈村宁次真的象国民党政府给的判词一般，没有在战争期间犯下罪恶吗？

冈村在东北关东军期间，为所谓“维持东北治安”，制定的清剿计划，在白山黑水间大肆捕杀抗日武装。

在华北任日军华北军总司令期间，为“强化华北治安”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杀害无数贫民，烧毁房屋几十万间。

这些罪行，国民党政府并没有认真取证，客观上，这些罪行发生地或被苏军所占，或是解放区，主观上就没想取证追究，放过了这个战争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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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没有看错，日本战败以后，冈村宁次的确没被判刑。1949年1月26日，国民政府对冈村宁次案进行最后一次审理，做出如下判决：

“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就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综上所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喻知无罪，以期平允。”



那么，这个判决合不合理呢？

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冈村宁次其人。日本侵华以前，冈村宁次就曾参加过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了。来到中国以后，他历任参谋部驻华武官，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关东军副参谋长、华北方面军司令等，1944年，成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日本侵华军队的头号人物。南昌会战，随枣会战、长沙会战等大规模战役的爆发都与他有关。基于这样的地位和经历，判决书竟称冈村宁次“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让我们再看一下跟冈村宁次资历差不多的日本侵华战犯——同为大将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他们的下场又如何呢？

这几个人的下场很一致，都被送上东京法庭，经审判后被列为甲级战犯，然后均被处以绞刑。如此，我们就更应感到诧异，冈村宁次为何能够逃过死刑，至少是徒刑的命运呢？



在侵华的时候，冈村宁次主张“以华制华”，比较注重占领区的治安，强调要给中国人以“尊严”。所以，至少在表面上，他对日本兵的约束的确比较严格，其手下士兵祸害平民的频率要远远少于其他高级将领。其实，这是一种更为高明的侵略手段，其目的无非是想长期、稳定、低成本地占领中国。不过，这样一来，相比于纵容部下烧杀抢掠的松井石根等人，欲在证据上展示其罪行就困难得多了。



除此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涉及到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与冈村宁次的关系了。1945年8月16日，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就致电冈村宁次，要求他代为维护地方秩序，并声明在华日军所有武器、装备必须转交国民党中央军，不许交给其他军队——这明显是指共产党军队。冈村宁次自知大势已去，表示将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做，原地等待重庆政府的接收，而对于共产党的任何要求，自己都将予以拒绝。



果然，新四军、八路军的代表到南京、北平、太原等地与日军将领商量受降事宜时，均遭到了拒绝。如此一来，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的态度当然迅速好转。

受降仪式结束以后，何应钦又与冈村宁次进行了“亲切会谈”。抗战中，冈村宁次与共党军队进行过多次交锋，基于此，何应钦围绕着剿共问题与冈村进行了仔细的商讨。



内战爆发以后，冈村宁次的作用更被彰显出来。因为作战经验丰富，对共产党军队的了解度比较深，所以，冈村被聘为中华民国国防部的高级军事顾问，专门为国民党军队筹谋消灭共产党的方法。这期间，冈村宁次书写了不少战争理论著作，包括《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看看这些书名，也就不难理解冈村宁次为何可以受到国民党的礼遇了。



因为上述原因，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拼力保护冈村宁次，不仅两次拒绝了东京法庭要求将冈村押送日本接受审判的电报，甚至帮他制作病例用以搪塞军事法庭派来要人的代表。1949年1月，在国民党政府的安排下，冈村宁次乘船回国。自此至1966年因病去世，冈村都过着富足、安稳的日子。

参考文献

孟昭庚：《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被无罪开释内幕》，《党史纵横》，2007年第1期。

李臻：《二次世界大战之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

历史研习社

被称为日本“三羽乌”之一的冈村宁次，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抗日战争爆发前，受日本军国主义委派，冈村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工作，一手炮制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和“沙县惨案”，直接指挥和参与了“一二八事变”。后历任伪满洲国关东军副参谋长、侵华日军总司令。不但强迫国民党在《塘沽协定》上签字，企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还对我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血腥镇压中国抗日民众，屠杀中国军民超过270万人。他还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无人区，无数个村庄和城市在他的手下变成焦土和废墟。

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冈村宁次双手沾满中国抗日民众的鲜血，其罪行罄竹难书，人神共愤。

1945年抗战胜利后，冈村宁次被中国抗日军民列为头号战犯。

但就是这样一位刽子手，在接受正义的审判时，居然逃脱了惩罚，被宣布无罪。这是为什么呢？

这主要“得益”于国民党的庇护。

一、冈村宁次担任日军撤离中国的“联络班长”。

日本战败后，于1945年9月，成立了“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冈村宁次被国民党委任为“联络班长”，全面负责日军的撤离工作。由于冈村宁次的全力配合，原本预计需要3年的遣返任务，仅仅10个月就全部完成。

此时，大部分侵华日军核心成员陆续被遣返回了日本，但冈村等少数人仍然滞留在中国，仅仅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软禁起来，并未下令逮捕。

二、冈村宁次受到了国民党的特殊照顾。

为了拖延冈村宁次回国的时间，国民党一再推迟“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的解散时间。直到1947年初，“联络部”实在无事可做，国民党才迫不得已把它解散了。

但这个借口始终挡不住国内民众的呼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1947年底，国民党才将冈村宁次关进了南京的临时战犯监狱。

此时，冈村突发肺炎，国民党高层多人还曾前往狱中探望，包括曾留学日本的汤伯恩等人。

这期间，设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曾多次要求国民党遣返冈村回日本受审。但国民党都以冈村患病为由推脱，使得冈村逃脱了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国民党的这一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国内舆论的一片哗然，民众纷纷予以指责和鞭挞。《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也发表文章，给予谴责。

在举国压力下，1948年3月底，冈村被解往上海，准备接受审判，但由于病情恶化，一度“保外就医”，住进了上海黄渡路。

三、国民党操控审判，宣布冈村无罪。

1948年8月23日，抗战胜利整整三年后，人们终于迎来了对冈村的开庭审判。

期间，何应钦召集国民政府司法部、战犯军事法庭等部门，专门“研究”关于冈村的罪行裁定。在一番密谋后，商定冈村应被无罪释放。

恰值此时，东京大审判已经结束，东条英机等数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得到消息的冈村忧心忡忡，灰心绝望。国民党专程派出王俊中前去安慰：“审判只是一种形式，不必在意。”

1949年1月26日，万众瞩目的岗村审判终于迎来宣判的日子。上海军事法庭石美瑜庭长当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

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冈村就这样逃过了正义的惩罚。1月28日，冈村登上了前往日本的美国轮船维克斯号，大摇大摆地溜之大吉。

那么，国民党为什么要公然包庇冈村呢？

其一，岗村和国民党有不可告人的交易。

在抗战胜利后，冈村曾答应国民党，所有侵华日军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并将日军占领的地盘、全部轻重武器和军需品交给国军。国民党对此感恩戴德，对冈村许诺：“准其以其劳绩赎罪，免以战犯惩处。”

其二，国民党欣赏冈村的“军事才能”。

冈村十分熟悉八路军的战术战法，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让我军蒙受重大损失。国民党想聘请冈村为军事顾问，协助国军对抗我军，开展内战。

后来，国民党还在台湾成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聘请冈村为高级军事教官。

1966年9月，冈村在日本心脏病突发死去，时年82岁。

（参考资料：《最后的大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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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没有接受到惩罚还是拜他曾经的敌人国民党所赐，这里面立功最大的三个人，老蒋、何应钦和汤恩伯。

冈村宁次在日军当中应该算是侵华专家，从日俄战争时期开始就一直从事侵略中国的活动，在北洋政府时期还担任过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在济南惨案中也有冈村宁次的身影，淞沪抗战期间担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全面侵华战争期间，依靠中国人的鲜血。

从师团长一直做到侵华日军的最高长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所以称冈村宁次是侵华头号战犯并不为过。

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冈村宁次还发表这样的言论“皇军是百战百胜的，皇军并没有战败，中国也并非战胜，投降是服从天皇的命令”， 由此可见， 冈村宁次并不服输。

1945年9月9日，冈村宁次才代表侵华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在投降的时候，蒋介石特意安排何应钦担任受降官，何应钦大家都知道的，是亲日派代表，当年的《何梅协定》就是何应钦签订的，在受降仪式之前，何应钦通知冈村宁次可以不用将军刀在仪式上上缴。

实际上，不管是按照国际法还是道义，冈村宁次都必死无疑的事情，可是历史的真相却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当时在中国战区还有数百万的日本人，在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看来，冈村宁次还有一定的价值，因此将冈村宁次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改为中国战区日本善后总联络官。善后是假，主要是让冈村宁次为其所用，随后冈村宁次就要求所部将武器、弹药、军需等物品全部交付给国民党部队，对于准备发动内战的蒋介石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礼物了。

远东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列为甲级战犯，当时冈村宁次正在中国，因此国际法庭多次让中国将冈村宁次押送到东京参加东京大审判，老蒋为了冈村宁次的安危，费尽了脑筋，最后国民政府行政院答复， “ 冈村宁次大将不得归国，但不得拘留，仍以联络班长名义， 配属参谋若干人，于当地生活。”

还是麦克阿瑟下令命令停止冈村宁次的一切外交活动。

由于国民党的一再包庇行为，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只能走走样子，让冈村宁次上了中国的军事法庭。1948年3月冈村宁次被押解上海，说是关在战犯监狱，其实是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让冈村宁次住，不但有专门的人伺候，还有一个排的人负责警戒，保护冈村宁次的人身安全。

在第一次军事法庭预审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第二次预审的时候比第一次还糊弄，就是彩排也要做做样子啊，经过两次预审，到1948年8月23日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审判，在审判过程中，冈村宁次一再反驳，对自己的犯罪事实概不承认，最后到审判结束的时候，法庭宣布案件复杂，择日再判，这个择日，一直拖到1949年1月26日第二次审判，当时国民党在解放战场上兵败如山倒，也没有人重视这个事情了，最后在国民党的施压下，判决冈村宁次无罪释放。

在渡江战役之前，曾经的抗战名将，当时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在自身都已经难保的时候，依然派人将冈村宁次等280名战犯用轮船送回日本，冈村宁次回到日本后，远东军事法庭已经解散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转变，冈村宁次作为一个战犯在国民党的帮助下就这样大摇大摆的回到了日本，当时日本进行了热烈的欢迎。

这就是冈村宁次没有受到判刑的原因及经过。

史论纵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的投降诏书被公开播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9月9日受降仪式上签署降书，日伪军队原地等待中国政府派军接收。

少有人知道的一个事实是，一直到距离1946年只有几天的1945年底，新四军仍然向日伪军打响了高邮战役，原因当然是对方拒不投降，日伪军拒不投降的理由是按照他们上级的命令，接受投降的一方不应是新四军。之前在苏中地区的东台、安丰、海安、盐城，新四军都是在日本受降后的9月到11月间，靠一场场战斗硬啃下来的。

冈村宁次就是那个对日伪军发出最高指示的最上级，当然他也是执行降书的条文“何应钦上将指定之各地区受降主官投降”，何应钦传达的自然是蒋介石的指令。

冈村宁次的命令在一定程度上被得到了遵守，面对“非指定”的中方接收军队及主官，日伪军也有模有样的组织了多次抵抗，虽然最终结果大多是投降了事，但也给非指定军队带来了很大阻碍，冈村宁次最后没有被国府判刑，即是因为“严格”执行了这条规定。

1946年到1948年间的东京大审判中，最终7人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发动战争的罪犯们都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在这段期间，冈村宁次呆在中国，安然躲过。

签署降书后，到1948年3月底，冈村宁次名义上的职务是“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负责各类交接和善后遣返工作，其实还秘密充当着国民党的军事顾问。他在这段时期，写了多部军事著作，把自己在华北战场与八路军的战斗心得毫无保留的贡献给了南京政府。

面对如此“精诚合作”的冈村宁次，蒋介石自然喜出望外，没有落井下石痛下杀手，后来的审判中走了走过场，宣布对其无罪释放，并于1949年遣返日本。

冈村宁次逃脱战争审判，也有自己平日所作所为的一部分“努力”，在当年的“南京事件”后，他个人在日记里也如实记录了自己的“不满”；他个人也多次强调约束日本士兵的“军纪”，他提出“爱民”口号，认为在日据区要给中国人“尊严”。以上这些都统统成为他最终获得无罪释放的“表面理由”。

历来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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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网罪魁——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结局

奇特的审判：

1949年1月26日，抗日战争早已过去4年之久，民国政府对著名侵华战犯冈村宁次的最终审判终于来临了。

上海的街头巷尾出奇平静，当然，人们事先并不知道这次审判的消息。因为直到清晨，才有早报刊登出这则新闻。中国民国的军事法庭里冷冷清清，除了犯人律师和庭人员外只有20多名获准的记者在场。比起1948年第一次对他的轰动审判，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次，冈村宁次在被告席上只是静静听着辩护律师舌灿莲花般的表演。自己连去年庭上“没有犯罪行为，只负连带责任”的辩解也不用了。他默默站在那里，心里已经大致有了数。

（被告席上的冈村宁次）

其实他早就得到蒋委员长的保证，战犯监狱典狱长就曾数次点拨他：“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外内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十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和入狱都只是形式而已。”

吃了定心丸的冈村情绪稳定，只是不知道自己会被判个几年。等到律师说完，法庭要求冈村自行辩解，他果然只乖顺答道：“同意各辩护律师的申辩。”庭审程序按部就班的快进行到结束。等到最后陈述时，冈村宁次没有忘记那些大人物的贴心叮嘱，便开口道：“本人对法庭审判无任何意见。但对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给许多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表示歉意。同时对因病推迟审判造成工作困难，表示感谢。”

（1947年，石美瑜审判长在军事法庭前留影）

下午4点再次开庭，审判长石美瑜生硬的宣读了结果：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三十七年度战审字第二十八号）

公诉人： 本庭检察官

被告： 冈村宁次，男，年66，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

指定辩护人：

江一平律师，杨鹏律师，钱龙生律师

右被告因战犯案件，经本庭检察官起诉，本庭判决如左：

主文：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按战争罪犯之成立，系以在作战其间，肆施屠杀强奸抢劫等暴行，或违反国际公约，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为要件，并非一经参加作战，即应认为战犯，此观于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各条之规定，至为明显。

本案被告于三十三年（1944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发生在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处判处死刑，松井石根经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在案）。

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既形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八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多因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迹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份系敌军总司令官，遽以战犯罪相绳。

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应由行为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在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

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依法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据上论结，应依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条第一项，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本案经本庭检察官施泳莅庭执行职务。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一月二十六日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审判长 石美瑜

审判官 陆超，林健鹏，叶在增，张体坤

（1937年，侵入我国乡村的日军部队）

听闻侵华日军总司令竟然“无罪”，在场几十名记者群情激愤，不顾宪兵阻挡，冲入庭长室向石美瑜抗议。可向来以强硬著称的石美瑜也毫无办法，尽管他已经把臭名远扬的酒井隆、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田中军吉等人送上绞架，但这一次却不同。他早就收到国防部会议报告,而且蒋总统亲自来电关心：“据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在不判冈村宁次无罪，各位法官就只能进军事监狱的无奈下，石美瑜做出了这个违心决定。他脸色苍白，拒绝回答一切质问，匆匆宣布退庭。

这是一个让冈村宁次自己也有些意外的结果。他感激涕零的恩人们竟然为侵略自己国家13年之久的罪魁努力开脱。现在不是无期，也不是七年八年，连一天监狱都不用再蹲。比起被盟军军事法庭绞死的老熟人东条英机，老朋友山下奉文，老同事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真让人感到讽刺。

原计划向庭长致谢的冈村宁次被石美瑜闭门不见。他正茫然不知所措，一位法庭副官悄悄告诉冈村宁次最好乘乱走脱，他遂偷偷从法庭后门离开，徒步安然返回寓所。

（最常见的冈村宁次标准照）

冈村宁次的在华罪行：

对于自己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冈村宁次当然一清二楚。

1932年，他在关东军支持下加入了侵略中国的上海派遣军。一开始冈村宁次就和其他日军将领不同，当其别人正考虑如何与中国军队正面作战时，他就把维系日军士兵所谓的士气放上台面。也就是他，当时首先倡议将一批慰安妇送往上海侵华日军之处，成为二战历史上第一位能够确认强迫妇女卖淫的官员，在史册上留下了一笔洗刷不掉的劣迹。冈村宁次先招募长崎等地的日本妇女“为国献身”，后又强制抓捕韩国中国妇女。也因为他卖力张罗，让日军在上海的慰安所“大一沙龙”（上海东宝兴路125弄1号），“小松亭”（虬江路大富里5号）、“永乐馆”（狄思威路）、“三好馆”（吴淞路松柏里）门庭若市。此后，日军进一步在各地推广上海慰安所模式，标志着慰安妇制度正式形成。

（上海第一个日军慰安所——大一沙龙旧址）

（1944年云南，被中国远征军解救的日军慰安妇，由随行美军拍摄）

1938年冈村宁次指挥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参与攻占汉口。日本历史学家吉见义明考证，冈村指示部下用化学武器攻击了中国守军，可见其不择手段。但这些普通作战似乎并不能满足他的胃口。

1941年11月，冈村宁次发现中国军民在日占区抗战意志坚强，便

（正闯入中国民家的日军）

此后他转战南方，一路打到广西。在日军江河日下时他担任起侵华日军总司令，还多次企图攻入民国陪都重庆。美军打到日本本土周围以后，他更是顽固派之一，准备继续在中国作困兽之斗，直到天皇宣布投降为止。

（日军攻占广西）

对于这样一个非同一般的日军头目，居然能在审判席上全身而退，原因何在？

胜者不像胜者，败者不像败者。

其实，这种奇特的结局早在侵华日军宣布投降之时，便已初露端倪。按理说民国政府深受日本之害，应该恨之入骨，结果却不然。日本刚一投降，各路高官就表示“勿以暴力代替暴力”，更有人宣称：“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并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合作。”

难道这是官员们的突发奇想？当然不是，因为总统蒋介石已经在1945年8月15日上午10点，也就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前一小时发布了一通讲话。

（发表抗战胜利讲话的蒋介石）

“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此次战争发扬了我们人类互谅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们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且证明了世界战争与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这更足以使今后战争的发生势不可能。我说到这里，又想到基督宝训上所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实在令我发生无限的感想。

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后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们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侮辱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

日本在华投降的基调就这么被蒋介石定下了。“以德报怨”成为主题，似乎十多年的艰苦抗战，3000多万军民的死伤，无数个家庭的毁灭都可以被这几句话一笔勾销。那些尸骨未寒的将士似乎完全不曾存在过。对比起处理内部问题时的“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可谓笑话。

（日本千叶县一座十字路口上的“以德报怨之碑”，立碑者：蒋介石）

1945年9月9日，中华民国在南京举行日军受降典礼。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按规定日方作为战败者需要向中方行礼，中国代表何应钦等人不需要还礼。结果冈村宁次在投降文件上签字盖章，驻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茂三郎呈献给何应钦时，何应钦却主动站起来对他回礼。

不合理的现象持续着，第二天一大早，冈村宁次就接到民国政府召见。当他见到何应钦时，对方很和气的开口说道：“日本已经没有军队了，现在我们两国可以不受任何阻碍而真正携手合作。我们一同努力做吧。”言毕，何应钦表示冈村宁次

这时，侵华日军被民国政府称作“徒手官兵”。为了避免日本侵略者的感情不受伤害，蒋委员长可谓费尽心机。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反对处死天皇，反对美国废除天皇制度。当美军建议中国派部队和盟军一起占领日本本土，并把四国岛分配给中国，该方案也被蒋放弃。面对民国政府对日出奇宽大的政策，连盟军总部都颇有微词。

（笔者发过的盟军占领日本预案，黄色区域为民国预计占领区）

既然对日态度如此，那冈村宁次的待遇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名为负责“善后”，实为给民国政府发动内战出谋划策。让他在华北扫荡清乡的反游击经验为国府所用。

冈村宁次担任联络长官期间，丝毫不似囹圄罪犯境遇。国府要人时时前来拜访，总司令何应钦更是一边套近乎一边大谈中日合作。

（电影《大决战》中何应钦拜访冈村宁次的场景）

12月23日，蒋介石总统更是亲自面见慰问，冈村宁次和小林总参谋长一同入座，根据他本人回忆，

蒋介石说：“您的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

冈村宁次答道：“深感厚情，生活满好。”

蒋介石又说：“从何总司令处得悉接收顺利进展的情况，殊堪同庆。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冈村宁次答：“目前没有，如发生困难，当即奉告。”

蒋介石再道：“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为至要。”

冈村宁次点头称：“完全同意。”

整个谈话在一种轻松的气氛中进行，蒋介石始终面带微笑，甚至有些和蔼可亲，言语之温暖简直让冈村宁次深深感到“敬佩”。实际上，这更像亲密盟友之间的关怀，而不是战胜者与战败罪犯的沟通。

（和史迪威沟通的蒋介石，此番笑容应该和见到冈村时无异）

对蒋介石主导的国府来说，冈村宁次确实已经成为盟友。何应钦总司令就嘱咐他，要写出一篇对中国军队真实坦率的评论，用来改进军队提高战斗力，以方便赢得内战。冈村宁次在获得不会对外发表，只是内部参考之用的承诺后，便根据自己多年侵华经验，写出了一篇名为《从敌阵看到的中国军》的文章。此文从日军角度出发，以实际交战遇到的中国军队为对象，讨论分析了其优缺点，后来成为蒋介石等国府高层人员内部参阅的机密文件。

（电影《大决战》里的冈村宁次，老谋深算跃然纸上）

（满脸媚笑的何应钦）

除此以外，过去冈村宁次侵华司令部的老班底也被招来，7位日军参谋将官在冈村宁次周围聚集。他们同样为国府服务，由各自经验一起总结出了数十本情报资料，供蒋介石等人参考。

抗战结束后的几年里，冈村宁次和他的幕僚们就这样一直处在国府的精心庇护之下，表面上协调日人遣返工作，实际充当内战高级参谋。他们日常生活优渥，除了不能当街游玩之外，算得上锦衣玉食，称心如意。

设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几次照会民国政府，要求把冈村宁次和松井太久郎等侵华日军头目送往审讯，此时冈村宁次已经被国际法庭列为战犯，理应受审。但蒋介石等人不断敷衍，对外声称冈村宁次正患肺病被监视居住，待病好以后再回国受审。为此还开具了患病证明，让这位要犯一直缺席东京审判。后来日本士兵侨民都已遣返回国，国际法庭又继续催问，蒋介石政府只得把其他日本将官送走，只剩下冈村宁次一人。得知远东国际法庭预计将于1948年4月结束所有审理工作之后，民国总参谋长陈诚决定把冈村宁次的联络长官职位保留到4月下旬。也就是说拖到国际法庭将要关门之时，由国府自行审判。这时是生是死，是关是放不过就是蒋介石等人的一句话而已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东条英机，后被执行绞刑）

但纸毕竟包不住火，中国民间各界了解到冈村宁次依然逍遥法外后，纷纷要求国府严厉惩办其烧杀抢掠的大罪。各路报纸也竞相刊登文章，抨击当局暧昧态度。出于外界压力，国府终于在1948年把冈村宁次送入战犯监狱准备受审。当抗日战争结束后三年之久，这位日酋才步入铁窗，可谓现实之荒诞。

在国内审判来临之际，汤恩伯，何应钦等亲日派按照“上意”，已各处安排妥帖，就等审讯这出戏尽快糊弄过去。因为蒋总统已经表示“同意开始审判，并已指示要从轻处理”。于是，1948，49年两次对冈村宁次的庭审就此揭幕，第一次尚且邀请了驻上海各国外交官和国内各界人士前来旁听，第二次就匆匆开审草草结案，也就是大家看到本文开始的那一出奇特场面。

审判两天后，上海各大报纸终于纷纷刊登冈村宁次被无罪释放的消息。民众一片哗然，人们群情激奋，四处张贴标语“不许把日本战犯放走！”“不承认对冈村宁次的无罪判决！”“重新审判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中共方面也提出强烈抗议。时任代总统的李宗仁为了平息民愤，也考虑审判结果荒唐，赶忙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结果上海警备区扣下代总统命令不发，反而让冈村宁次赶紧回日本。

1949年1月29日早晨，260多名日本战犯准备登船回国。可冈村宁次昨天晚上才收到消息，以至于临行慌乱，没有叫到车辆去码头。正值此时，汤恩伯专程给这位日酋安排来一辆卡车，让他顺利成行。后来冈村对汤恩伯公私方面的屡次照顾简直难以忘怀，中日战场上两位对手反倒成了“莫逆之交”，一位是“水旱蝗汤”，一位是“三光”首创。

（侵华时期日方宣传画）

1月30日上午10点，美国轮船维克斯号驶离上海。2月4日抵达横滨码头。冈村宁次在侵华十多年后安然回到日本，其心情定然是感慨万千。于当地援护所办完退伍复原手续之后，他返回自家。因为他“因公致病”，还被安排到东京国立第一医院住院修养。

（于南京投降时的冈村宁次，右起第四名）

白团——冈村留下的阴影。

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回国初期，冈村表现低调，避免公开发表一切有关国际政治和民国政府的谈话。似乎他已经远离了喧嚣的军旅政治生涯，但事实上，这位老练的前侵华总司令仍紧密关注着中国局势的发展。看到国民党在解放军面前兵败如山倒，同样具有强烈反共倾向的他不禁为蒋介石深深担心。

1949年7月，考虑到民国政府高层对自己有恩，也考虑到意识形态的相近，冈村宁次决心用实际行动帮助蒋介石。他发动自己的关系网，和澄田睐四郎、十川次郎等前日军高级指挥官商议，准备招募旧日军里的志愿指挥官和参谋前往中国助战。这个时期日军已经被同盟国解散，很多武官赋闲在家，由于日本战后经济混乱不堪，这些人没有工作，退休金也难以领到，连吃饭填饱肚皮都成了问题。

9月1日，由冈村宁次牵头的日军顾问团——“白团”，在东京成立。这个名称来源有二。一是直接指挥者为前日军军官富田直亮，化名“白鸿亮”。二是取白色与红色政权相对抗之意。

白团成员最初有17人，都是旧军官出身，他们有的和冈村意气相投，有的为了出人头地，有的想借机糊口。无论何种目的，他们准备一起投到蒋介石名下，继续对红色中国作战。在白团组建完成之前，冈村宁次已经推荐另一位著名日军将领，前驻蒙军司令根本博和其他几人前往支援蒋介石。

鉴于蒋介石政府在整个中国陷于全面失败，美国方面已经打算放弃军事援助。这让民国高层对来自日本的援手异常看重。根本博化名“林保源”，很快受到蒋介石和汤恩伯的隆重礼遇，如同之前的冈村一般。10月底，这位“林保源”很快在金门战役里参与指挥，古宁头之战中他使用布袋战术让解放军损失达三个团，延缓了国民党军在沿海的失败。蒋介石为此感激涕零，将自己珍藏的一支景德镇花瓶赠给根本博。这种花瓶之前他只送给过伊丽莎白女王和昭和天皇，可见对日本顾问的重视。

（冈村推荐来的根本博，与蒋介石合影）

1950年，大陆已经大部获得解放，白团的日军顾问们则开始在台湾为蒋介石正式服务。民国政府为此成立了“圆山军官训练团”，日军将领对国军将校开班培训讲课，教授军事知识，训练军事技能，还协助蒋介石制定各项战略战术计划。国军所用各种军事准则，范本皆出于白团之手，全是从日文翻译而成。民国的义务兵役制，预官制，以及刺枪术，单兵战斗教练都来自白团的工作。

（白团人员及其书面文件）

白团首脑冈村宁次，在日本作为总召集人存在。他继续延揽各路失意日本军官加入顾问团，还企图干脆直接招募旧日军部队来防御台湾，干涉中国统一大业。此事被国际媒体探知，立刻上了报纸，导致驻日美军大为光火。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把冈村宁次叫来一阵痛骂，原来根本博去援助国民党，以及国民党给予白团的款项被日方侵吞，这一系列丑事已经引起美军重视。冈村宁次见得罪了太上皇，只得忍气吞声，一时偃旗息鼓。

尽管如此，白团协助蒋介石政府的工作并未停止。1951年时，驻台日军教官人数达到83人之多。过去旧日本军队的军国主义者们，继续活跃在台湾岛上。所谓“反攻大陆”计划，八二三炮战，都能见到日军顾问们的影子。

白团（日本顾问团）基本架构：

· 总召集人——

冈村宁次（陆军大将，原侵华日军总司令）

· 日本地区联络人——

澄田四郎（陆军中将，原第1军司令）

十川次郎（陆军中将，原第5军司令）

小笠原清（陆军中佐，原侵华日军参谋）

及川古志郎（海军大将，原军事参议院成员）

· 主要团员——

富田直亮（团长，中文名：白鸿亮）

山本亲雄（副团长，中文名：帅本源）

照屋林蔚（中文名：刘德全）；中尾一男（中文名：刘台源）；冈本秀彻（中文名：陈万全）等等。

（白团教官与国军合影，左四为白鸿亮，即富田直亮）

1955年，冈村宁次开始担任旧日本军人组成的“战友联盟”副会长，后来又担任“乡友联盟”会长。在这些军国主义小圈子里，他挑选着合适人员前往民国，用自己的影响力遥控日本顾问团，继续扩散着反共反华的既定政策。

1966年，侵华魁首冈村宁次终于因心脏病发死在东京。他所创建的白团在三年后解散，但他们已经为蒋介石政府培训了2万多军官，深深影响了民国军事的重建。白团不少遗留成员后来加入到日本自卫队，把军国主义思想的火星又继续保存了下去。

时至新世纪2017年，曾经的日军顾问团仍有36人在世，他们继续以“冈村宁次同志会”的形式存在，这个“同志”，我想大家看到这里也应该非常清楚其中含义了。

浅析冈村宁次逃脱惩罚的原因：

1. 冈村宁次自身原因。

选择决定命运，而冈村非常清楚自己的选择，也非常清楚谁把握着他的生死。作为军国主义者，他始终坚持反共政策，和八路军以及后来解放军的矛盾一直大于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冲突。这让他下定决心在二战末期只向国民党政府缴械投降，继续和中共作战。龟缩西南的蒋介石对此非常感激，华北华中此时抗日根据地已遍地开花，如果冈村不配合，他就只能当个空头国家领袖。双方就此达成协议，国军丢失的地盘总算被冈村乖乖交了过来。加上蒋介石正是看中冈村在观点和意识形态上和自己高度一致，可算是臭味相投。

（1945年日本投降前地域图，红色竖线地区为抗日根据地）

至于冈村的军事能力也是重要筹码。他在中国华北残酷的三光政策和烬灭作战对当地抗战军民造成了巨大伤害，但这在蒋介石看来是大功一件。自己多年围剿难以做到的冈村几乎做到了，自然要请来奉为上宾，希望能借力除掉心腹大患。

2. 国民党方面原因。

作为侵华日军司令能逃脱惩罚全仰仗蒋介石等一干民国高层的授意。

从蒋介石来说，他波折的人生经历和上升之路让性格充满矛盾。作为传统封建式军阀和新时代买办的结合体，他既对内自大，又对外自卑。对日本的态度也是如此，蒋既羡慕日本军阀体制治国的强力，又害怕自身势力被其完全吞并，可谓爱恨交织，而爱要远远大于恨。他非常希望自己能把中国改造成日式的强权政治，可自己依靠私有军队和江浙资本这种高高在上的立国方式脱离了民众，走上层路线的捷径导致根基毫不稳固，以至于始终无法做到。一切妥协，权宜，也源自于此。

因此，尽管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功绩不容抹杀，但他的本愿却是被动，甚至于无奈的。蒋的治国方略非常清晰，那就是先内后外。在他看来，真正威胁来自拥有蓬勃朝气的共产党。他需要借助一切力量来消灭异己，稳固国民党统治。所以今天靠这家，明天靠那家，今天靠美国，明天靠日本。

通过自己娴熟的权术玩弄，蒋介石得到了美日两方的援助，还做到了利益平衡。他似乎证明了自己向来高人一等，拥有大局观的思路无比正确。

但他忘了，自己始终蔑视的那些脚下草根，也可以是决定国运的力量。

（谢谢观赏长文，图片来自网络，侵删，其他文章账号下可见）

参考文献：

The Pacific War Online Encyclopedia

Yoshimi and Matsuno, Dokugasusen Kankei Shiryô II (Material on Toxic Gas Warfare)

日本军による“三光政策·三光作戦をめぐって”

冈村宁次将军会谈记——1956年“文艺春秋”四月号刊载

冈村宁次实录

最后的大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

日本军事顾问在华工作纪要

關鍵字: 冈村宁次 历史 冈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