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初年，張從惠向朝廷進諫：“汴河常常淤塞，修堤、疏浚勞民傷財。以前有人建議把洛水引入汴河，只是擔心黃河沖刷廣武山，需要開鑿幾十丈的山嶺才能通到汴渠；因工程巨大而被擱置。去年七月，黃河退水，河水靠北邊流動，距離廣武山有七里，水退後留下的灘塗又高又寬，很適合開挖引洛入汴的河道，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造福萬代。”都水丞範子淵也懇請在汜水鎮北門開挖河道導洛入汴，他在給朝廷的奏摺裡說：“河陰縣十里店以西到洛水口地勢西高東低，可以自行流水。請求從鞏縣神尾山到土家堤，修築四十七里大堤鞏固黃河安全；再從沙谷到河陰縣十里店開挖五十二里河道，把洛水引入汴水。”朝廷經過商議，決定採納他的建議，派出內侍宋用臣等人實地考察並組織工程實施。從汜水縣西南的任村沙口到河陰縣的瓦亭子匯入汴水，共計五十一里，兩邊堤岸共長一百零三里。每隔二十里都設置束水一處。簡單談一下什麼是束水，就是束水衝沙法，讓河道變窄，利用水的衝擊力，沖走河床底部泥沙，從而達到清淤防洪的目的，一般適用於流量較大的河流。類似於現在小浪底水庫調水調沙的模式。由於束水裝置太笨重，都是驅使強健的大公牛開啟或關閉；同時又接引古索河的水，注入房家陂、黃家陂、孟家陂三個湖泊裡，水大時還注入中牟境內的三十六陂中的低窪處，又形成很多大小不一的水塘，這些都是備用水源，一旦洛河流量減少就挖開注入汴水，保證漕運暢通。這些措施與侯書獻的建議異曲同工。又在汜水關北開挖一條五百五十步的河道連接黃河，兩端都建有水閘，這主要是方便黃河與汴水相互通行船隻。又在洛河口建築水壩，伊河、洛河漲大水時把多餘的水排洩入黃河；若是索河漲大水，就開啟魏樓、滎澤、孔固三處水閘洩洪；加固黃河南岸堤壩，防止黃河水沖刷南邊新開的河道。這些工程做完，就關閉汴水口，把在這裡看守的官吏遷到新開的洛水閘口，自此，汴水和洛水就算正式通流了。元豐三年（1080年），洛水流入汴水量減少，致使河道內出現很多淺灘，影響漕運通行，於是就把這六十里河道收緊，漕運這才暢通。元豐五年（1082年），從汴河向北開挖一條大溝，把汴水引入紫禁城中，解決大梁的飲水問題，把這條河命名為天源河；又在大梁城西的咸豐門外修築一道三千零三十步的大堤，維護大梁城的安全；同時金水河上一座透水槽損壞，漕運船來到這裡都要等待水槽完全開啟後才通過，因而每天都有很多漕運船滯留在這裡，嚴重影響漕運暢通。朝廷派宋用臣實地察看並尋找解決辦法，宋用臣在巡視後建議在中牟縣板橋另開新河繞過這個透水槽，朝廷沒有批准，改由汴河副堤引水入蔡河，此處透水漕就徹底廢棄。元豐六年（1083年），都水丞範子淵上書請求修築新的堤岸及把汴水部分河道取直，具體做法為在新的灘塗上修築堤壩並壓埽（sào），所謂埽，就是在古代治河時,將秫秸、石塊、樹枝捆紮成圓柱形用以堵口或護岸的東西。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工程長度共計六十里。第二年，開濟河決口，朝廷下令由武濟河分流，以保護廣武的三處堤埽。
元祐初年（1086年），蘇轍上書要求廢除汴水河道上的水壩：“汴口以東州縣所置水匱，徒費損民田。清汴水流自足，未曾取以灌注，乞盡廢以便失業之民。”從之。所謂水匱，也叫水櫃，是中國古代調節運河供水的蓄水工程，可以理解為運河上的小水庫，主要作用就是調節運河水量，水大時就在低窪處蓄水，水少時就把這部分水回注運河補充水量，保證漕運。元祐四年（1089年）年大臣梁濤上書朝廷說：“廣武山北面就是黃河故道，老洛水就是在這裡匯入黃河的，現在讓黃河走大堤北面，騰出地方把洛水引入汴河，但是這裡沒有建築水閘，名義上是方便行船，利於漕運；實際上搶奪黃河水讓這一帶形成灘塗；廣武的三處堤壩，每年花費幾百萬，因為這些淺灘，已經不能控制洶湧的黃河水，起不到它本來的作用了；倘若這奔騰的黃河水順著洛河而下，就會直衝京都，等於每年花幾百萬養了一個巨大的隱患。應該還從汴口接引黃河水，這裡有水閘可以隨時開關，能杜絕隱患，這才是上策。”朝廷經過商議，認為他說的很有道理，就同意他的建議。五年後，梁濤的建議再次引起朝廷的爭論，《宋史》是這樣記載的：自從引洛水入汴後，洛河水大漲多次漫堤進黃河，危及廣武三埽，朝廷大臣商議後認為，三埽離洛河不遠，擔心發生大水把大梁城淹沒，下令讓都水丞馮忱去治理，修築欄山籤堤岸；很快洛水大漲，漫過堤岸流入黃河；皇帝聞聽此事，說道：“要是廣武埽損壞，洛水注入黃河，汴水流量減少會影響京城漕運。”下詔讓吳安持去治理，安持實地查看後上書：“廣武第一處埽堤很危險，決口處離汴口很近，洛河口南邊離廣武山僅一千多步，這裡地形稍高。從鞏縣東七里店到洛河口不足十里，可以再開一條新河，導引洛水靠南邊流，此距離最短，工程量也最小，效果卻是最大。”楊偉認為應該在武濟以下二十里的神尾山再開一條新河，繞過原有的堤埽，分流洛水；朝廷下令讓宋用臣等去實地查看他建議的可行性。大臣楊琰則建議按元豐時期的慣例，把老洛水引到大梁西邊的大白龍潭及中牟縣的三十六陂並修建水庫以保障汴河漕運。朝廷下令讓賈種民去查看他建議的可行性。賈種民查看後上書：“元豐時改汴口為洛口，改汴河為清汴，說明是從洛河引水的。元祐年間又從黃河引來渾濁之水注入洛口，相比起洛水和汴水，此條水流量控制起來比較困難。可以按照元豐時期的做法行事。”最終朝廷採納了楊琰的建議。宣和元年（1119年），黃河漲大水，倒灌入汴河，汴河水位隨之大漲，堤壩損壞嚴重，一時之間，大梁以西一片澤國，水勢還在一直上漲，汴河隨時都會全面潰堤危及大梁城，朝廷緊急下令治理。大梁城各個城門都派駐有人員防汛。又緊急招募大量人員把汴河分流到城北的五丈河，一直分洪到山東的梁山泊裡，才算化解此次洪水危機。洪水過後，堤岸破敗不堪，汴河水量大減，河道中佈滿淤泥、淺灘，嚴重阻礙漕運暢通，隨後又進行大規模的修復、疏浚。靖康初年（1126年），汴河上游河道被不法之徒挖開多處，決口處一直堵塞不住，汴河幾乎乾涸，漕運中斷，對宋朝的社會體系產生嚴重影響。朝廷下令讓都水司治理，工程很快完工。
北宋繁忙的大運河
自從隋煬帝開建大運河到北宋結束，汴河一直是南北貨物運輸的主力，據沈括《夢溪筆談》的記錄，“發運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為額。淮南一百三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荊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荊湖北路三十五萬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羨餘，歲入六百二十萬石。”僅漕運的官糧一項，每年最少為六百萬石，多時可以達到八百萬石。可供六七十萬人吃一年。除了漕運糧食，汴河每年還從南方運入大量的其他物資，供給政府和居民消費。康定元年（1040年），知制誥富弼在奏摺裡寫道：“朝廷用度，如軍食、幣帛、茶、鹽、泉貨、金、銅、鉛、銀，以至羽毛、膠、漆，盡出此九道。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匱者，得此九道供億使之然爾。此九道者，朝廷所仰給也。”汴河對北宋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也可以說是北宋的生命之河，當時的大臣張方平說：“漕運以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軍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六十二萬石，惠民六十萬石。惟汴河所運，供京師億萬口之需。國家於漕河至急至重，而汴河又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水利同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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