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学术研讨会现场。 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俊
新京报快讯（记者 王俊）四十年前，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今日（12月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首都农经理论界纪念农村改革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各位专家梳理和总结了40年来农业和农村发展经验。南京农业大学钟甫宁认为，农民问题今后应该是三农问题里的核心，牵扯到社会安定团结。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表示，农村改革出路只能是城乡融合，真正取消户籍社会权利和待遇差别。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总值增长了4.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7.3倍。”人民大学副校长朱信凯表示。
与会专家针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发表了自己观点，其中农民问题是不少专家关注的焦点。
南京农业大学钟甫宁认为，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来增加农民收入这一说法，很值得怀疑。因为人们的胃是有限的，产品供应过多，价格一定下降，生产者收入将减少。要解决农村问题，根本来说还是要发展国民经济，把更多的农民转移出去。
“农民问题今后应该是‘三农’问题里的核心，而非农业问题，我们的农业供应已经不是大问题了，农民问题是大问题。”钟甫宁进一步表示，“农村社会保障是农民问题中非常重要的议题，农村老龄化趋势叠加农村居民分散的特点，导致农村的社会保障将是今后的难题。”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表示，农村改革重点要解决人、钱、地的问题。其中人的问题，就是下一步要让农民有更充分的身份自由，应该放开条件，让农民进城。
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也认为，农村改革的出路只能是城乡融合，真正取消户籍、社会权利和待遇差别。
同时，马晓河认为，应该让农民有更充分的地权，地权要人格化，“地权是导致城市房价上涨根本问题。中国大广场，大高楼，大标志这么多，就是地没有人格化，我觉得中国土地下一步要做深刻改革。”
“现在农民增收不是靠农民的产业，而是靠到城里打工，靠转移收入，这是短期的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中国社科院农发所所长魏后凯提出，“要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稳定提高农民的经营收入，扩大本地产业支撑的工资性收入，使农民增收能形成一个长效机制，将收入建立在具有稳定的有产业支撑的基础上。”
新京报记者 王俊 编辑 张畅 校对 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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