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教育正面臨多個層面的“兩難困境” ：一面是素質教育轟轟烈烈20年，如今卻陷入“麻煩治理”，另一面是應試教育不斷強化，大有“軍備競賽”之勢；一面是力推教育大眾化，另一面卻是高度功利化的教育觀念和精英化的教育資源分配。
中國推行教育改革多年卻依舊麻煩不斷，其原因就在於教育制度問題本身，在於人們的教育價值觀還停留在上個世紀。
面向未來，新的教育價值觀亟待重塑，而教育的良性發展，不僅需要個人和家庭的努力，更需要政府承擔起公共責任。
本文整理自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的發言
素質教育轟轟烈烈，應試教育紮紮實實
今年正值改革開放四十年，各個領域紀念改革開放的文章層出不窮。在教育領域，華東師範大學袁振國教授提出了“雙優先”的說法，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教育的發展經驗概括為“兩個優先”：
國家優先發展教育，教育優先滿足國家發展需要。從這個角度出發，可以簡單窺探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教育發展及其實施層面的情況。
1993年，《中國國家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的比例要達到4%,這一目標直到2012年才完成，比原本規劃的2000年整整滯後了12年，說明國家的教育發展依舊處於一個低投入的狀態。
回顧改革開放40年來的教育發展歷史，以不同階段的基本教育特徵為標準，1978年至1988年可視為第一個十年，這是恢復整頓和開拓創新的時期，教育改革剛剛從這裡起步。
第二個十年是徘徊迷茫、尋找新道路的過渡時期。第三階段以1998年高等教育大擴招為標誌。此後，90年代末基礎教育的一系列辦學體制改革措施，包括將公辦學校轉為民營學校、高中教育有償收費等，開啟了教育商業化和市場化的路線，而這很大程度上是現在“麻煩治理”局面的源頭。
素質教育的“麻煩治理”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最核心的是中小學生的減負問題；
二是課外培訓熱；
三是高考制度改革；
最後是素質教育的推進。
這方面儘管在大城市的優秀學校取得了很大進展，但從全國整體來看仍然乏善可陳，“素質教育轟轟烈烈，應試教育紮紮實實”。
應試還是素質？猶豫和選擇之間
素質教育的概念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現，到1999年頒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其內涵一直是教育領域爭論的熱點，但素質教育站在應試教育的對立面，這一點是大家的共識。
應試教育被視為“復活”和“強化”版的傳統教育，其中最核心的是中小學重點學校制度，這些佔比甚少的重點學校成為了應試教育擇校競爭的主要目標，也造成了現在激烈的學業競爭局面。
應試教育下競爭程度愈加激烈的同時，其危害也越來越大。而此前，防止“片追”（即防止片面追求升學率）的政策口號被提出，至90年代，“片追”逐漸被定性為應試教育。
1981年，作為教育部顧問的葉聖陶在《中國青年》雜誌發表《我呼籲》一文，呼籲各方面關注中學生在高考重壓下負擔過重的問題，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
1982年教育部的通知中，要求“繼續辦好”重點中小學的同時，處理好重點學校與非重點學校的關係，“保證重點，兼顧一般”。這一通知作為對學生高考壓力過大問題的回應，其實是遠遠不夠的。
中國基礎教育質量在評估領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同時，因學生承受巨大的學業壓力而飽受公眾批評。
以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由OECD組織，針對15歲青少年進行的數學、科學和閱讀三項能力的測試）為例，2012年中國上海作為代表參與測試，當時高居榜首的不僅是學生的學業成就，還有學業負擔。
具體來說，上海學生平均每週作業時間達13.8小時，全球排在首位，而OECD國家的學生每週花費5小時，其他亞洲國家如韓國、日本，學生的作業時間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學業成就第一的代價是過長的學習時間。
擇校培訓熱：應試教育的制度根源
楊東平老師認為，應試教育的問題在逐漸惡化，表現形式也多種多樣：
其一，隨著教育培訓業的發展，應試教育的“數字化”生存無孔不入；
其二，為應試教育辯護的聲音越來越理直氣壯，很多人將其視為窮人“上升”的唯一途徑。
為何應試教育屢禁不止、愈演愈烈？有人訴諸於文化傳統，認為科舉留下的應試傳統在如今各種“小升初”、“初升高”模式中得到了延續。但這種社會性偏好，或者說中國家長望子成龍的期望，
是一種長期存在的背景因素。此外，還有很多其他的解釋，如勞動力市場的需求、中產階級的焦慮等等，這些因素都不是絕對性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教育制度的問題。
1999年，教育部為了貫徹《義務教育法》，促進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要求所有的重點高中必須與初中脫鉤，這一規定催生了“轉制學校”——重點高中自辦的初級中學轉變成民營機制，搖身變為高收費的翻牌學校，用於彌補教育投入的不足，使得教育發展進入了一個教育產業化的軌道。
2005年前後，國務院開始整頓轉制學校，要求各學校明晰性質，非公即民，但這次整頓在很多地方並不徹底，直至今日許多學校的產權也沒能完全界定清楚。
建立一個正常的教育秩序，還需要規範教育方針和教育的基本價值。當今社會強調學生的“全面發展”，這一方針雖然深入人心，但現實中並不盡人意：追求全面卻導致平均和平庸的情形屢見不鮮。
教育公平的價值被人人稱頌，但在實際的教育現實中卻讓位於效率優先、升學率優先……在印度，私立學校需劃出25%的入學名額給來自低收入家庭、生活水準低下的學生和殘障學生，這既是教育公平概念的體現，也是法定的教育制度。
中國的教育是高度功利主義的，這與文化傳統中“唯有讀書高”、“讀書做官”的說法密不可分。
中國的教育也是非常精英主義的，這裡的精英主義指向一種價值觀，即整個教育制度、資源的配置以及教育的重心，都偏向少數精英。而且，多年以來教育發展的重心都偏向高等教育，教育資源的配置傾向於城市。
從應試教育突圍：有可能嗎？
如今盛行的素質教育、基礎教育改革，其核心概念是“從應試教育突圍”。
要實現這種突圍，局部的修修改改是遠遠不夠的。有人認為整體的教育範式需要轉型，亦有人提出要“換賽場”，轉移到新的系統中來進行規劃。楊東平老師認為，三個重要因素影響著教育變革：最重要的是價值觀，其次是教育制度即體制與政策，第三是教育技術。
遺憾的是，現實生活中這三者的重要性是顛倒過來的。教育技術一直被賦予重要的使命，更有甚者認為只要實現教育信息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就能夠發展到未來教育，這其實是一種本末倒置。
教育的現代化不僅僅意味著硬件設施的改善，尤其是現在大為流行的互聯網信息技術，也不僅僅是績效水平的提高，所謂入學率、升學率等等。
教育現代化的核心指標是教育品質，區別於常被提及的教育質量。用教育品質來取代教育質量，就是要避免把教育質量狹義理解為考試分數和升學率。教育品質包括學生的身心健康、人格發展、近視率等等，在此基礎上配合教育治理的現代化，才能實現學生的充分發展。
樹立新的教育價值觀，首先要超越單純高考制度改革的視角，要實現高中教育均衡發展、高中教育的多樣化，改變現階段升學競爭的單軌道模式，實現學生的多元發展。
其次要超越單純的財政視角，一方面改善教育投入的結構，從過度重視“物”轉移到主要重視“人”，另一方面需要供給側改革，鼓勵多樣化辦學如社會辦學、家長辦學、在家上學等等，構建一種新教育生態。最後是超越單純課改的視角，從課程改革走向學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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