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占中国东北，成为日本侵华的开端。中国人民与之进行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日本侵略者遗留的“特别移送”档案，从一个特殊角度揭露了食人魔窟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用活体试验进行细菌武器研究，犯下最黑暗、丑恶的反人类罪行。
1933年，在哈尔滨市东南20千米当时一个叫平房的小镇是日本精心策划、组织，成立以研制、实施廉价而具有极大杀伤力的细菌战为目的的核心机构，一支专门研究细菌武器的秘密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它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制大本营、发动细菌战争的策源地。
731部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研究中心，他们利用健康活人进行鼠疫、伤寒、赤痢、霍乱、炭疽、结核、梅毒等生物菌的研究试验。为解决细菌试验中所需要的活体材料，
1938年1月26日，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制定了“特别移送”的通牒，将在战争中被俘人员移送到731部队进行处置，并规定了移送人员的标准。关东军宪兵队将这个行动称为“特别移送”，也成了各地宪兵队向731部队秘密输送活人充当实验材料的隐匿称谓。“特别移送”就是把被日伪军、警、宪、特机关非法逮捕并认为有“重罪”人员在经初步审讯后，不经国际法庭审判，由日本宪兵队直接移交日军731部队，冠以“医学研究”的名目进行人体试验。
“特别移送”一方面解决了731部队进行人体试验所需材料的来源问题，另一方面也便于日军秘密处理反满抗日、苏谍等反日人员。
在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有一份1941年9月16日延吉宪兵队提交的《关于苏联谋略员李基洙的处置之件》报告。李基洙为朝鲜人，原籍朝鲜咸镜南道，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战士。这是首次发现有档案记载的被“特别移送”处理的外国人。
李基洙出生在朝鲜咸镜南道东兴郡，1913年两岁时与父母一起来到与朝鲜接壤的中国东北通化县。15岁那年结婚后，与父母和妻子一起在当地务农为生。1935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经过通化。二方面军是一支主要由朝鲜族组成的部队，其领导者即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金日成。在与二方面军参谋长林宇城交流后，当年22岁的李基洙决定加入抗联。当时朝鲜已沦为日本殖民地，不少朝鲜人选择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与日寇交战。之后的几年里，李基洙随抗联于长白、安图、桦甸、敦化等地作战，直到1940年7月不幸被日军俘虏。
各宪兵队逮捕这些所谓的“犯人”后，首先对其审讯，因为通过审讯战俘获取敌军情报，相比安插密探、使用间谍或者其他手段会更容易且更快地获取情报。所以审讯的内容的也极为详尽，包括出生地、工作地、生平经历、家人情况、成为苏谍的缘由以及苏谍期间的任务等等。据此形成“审讯报告”提交关东宪兵队，并且在报告中还会根据审讯结果附加处置建议。
对其中被拉拢成为反向间谍的或者有助于交出其他同伙的人员，日军对其采取“逆利用”的处置，但是对其中持有坚定信念、不泄露任何信息的人，日军则提出“生性狡猾、毫无悔改之意、无逆利用价值，认为以特别移送处置为当”的建议。
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根据对众多731部队相关人士的采访，写成了《恶魔的饱食》，他在该书中描述：“关东军宪兵和特务机关逮捕了潜入中国各地的苏联红军情报军官、在作战中成为俘虏的红军（八路军）干部及战士、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参加抗日运动的中国记者以及学者、工人、学生乃至他们的家属等许多人。”从馆藏档案也可以看出日本宪兵队所逮捕的人员不仅对象广，而且范围大。除中国人外还有俄罗斯人和朝鲜人，性别有男有女，从年龄上看，有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六七岁的青少年。
“特别移送”，轻描淡写的四个字实际上是一张通往人间地狱的死亡通知单。为了严格保守秘密，“特别移送”有着完整且缜密的体系。
1941年9月11日，新京宪兵队以新宪高第581号向关东宪兵队提出关于李文刚、王国财的《特别移送处置之件的申请》，文中写到：“认为二人无利用价值，以特别移送处置为当。”
1941年9月13日，关东宪兵队以关宪高第916号向新京宪兵队发出关于李文刚、王国财的《关于苏谍处置之件的指令》，文中写到：“根据新宪高第581号，苏谍李文刚及王国财应以特别移送处置。”
1941年9月19日，新京宪兵队以新宪高第602号向关东宪兵队提出《关于苏谍李文刚及王国财特别移送处置之件的报告》，文中写到：“根据关宪高第916号，标题之件的二人已于9月16日13点移交给哈尔滨宪兵队。”
从这几份档案可以看出“特别移送”的标准程序：即由各地宪兵队向关东宪兵队提出申请，关东宪兵队下达指令同意特别移送，各地宪兵队执行“特别移送”，将人员交由哈尔滨宪兵队后再向关东宪兵队进行报告。将“特别移送”人员平安无事地交由哈尔滨宪兵队后，各地的宪兵队也便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哈尔滨宪兵队本部接收到“特别移送”人员后，便秘密运送至731部队。731部队周围常年戒严，为了掩人耳目，被特别移送的人员都穿着日本军服，并由专门的囚车运送。“自731部队盖戳接收的那一秒钟起，这个人就不再是人，他姓甚名谁、以前做过什么都不再重要。731部队接收的只是实验材料，也就是论‘根’计数的‘马路大’。”这些人自此也便销声匿迹，而吉林省档案馆向社会所公布的这些特别移送的档案，或许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痕迹。
“马路大”是日语，翻译过来是“原木”的意思，凡是送往731部队的“马路大”，每个人都被编上了一个号码，自此被剥夺了人格，沦为实验材料，然后根据编号分配到各个实验班，供各班分别进行冻伤实验、毒瓦斯实验、各类细菌的实验等等，遭受非人的对待。
凡是被“特别移送”至731部队的人，很难有人能够活着走出这座魔窟，甚至连消息都没有。但在吉林省档案馆所公布的档案中，有一份档案是孙吴宪兵队于1943年12月24日向关东宪兵队发送的《关于特别移送中苏谍逃走之件的报告（通牒）》，描述的是黑河分队佐佐木伍长在押送一名闯关东讨生活的普通山东汉子——苏谍姜荣泉前往哈尔滨宪兵队之际，姜荣泉在滨北线绥化—白奎堡之间趁佐佐木伍长打盹之际成功逃走。据目前的档案来看，他是唯一在押送途中逃脱魔掌的人。
在“特别移送”档案发现之前，自1938年1月26日起实行，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被执行“特别移送”而遭杀害的达3000多人。而根据档案推断，在“特别移送”实行7年半的时间里，被731部队用于活体试验杀害的人数估计达到7000人。
1945年8月，日本败局已定，731部队接到指令，销毁和转移了所有档案，还将仅存的400余名“马路大”全部用毒气残忍杀害。因此至今尚未找到人体试验受害者的记录。但幸运的是，近10万件关东军档案没有来得及被彻底焚毁，被匆匆埋入地下后，1953年在长春市的建筑施工中被发现。其中涉及“特别移送”的档案，成了指证731部队罪行的直接证据。
由于战后冷战格局逐渐形成，美国以获得731部队人体试验和细菌战等数据资料为条件，主导东京审判，使石井四郎等细菌战战犯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这些逍遥法外的战犯是日本社会右翼势力的组成部分。他们日本篡改历史、美化侵略。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些731部队的老兵来到了中国进行忏悔，讲述着他们曾犯下的罪行，给历史以提供鲜活的证据。
人间地狱，莫过于是。这些尘封了许久的“特别移送”档案，以客观的历史事实从根本上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动历史观，对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和战争责任，促使日本正确认识历史问题、承认历史错误具有特殊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以史为鉴，避免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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