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汪旭
神话本身是神话，在希伯来或者希腊、印度神话中，神祗的重要性更强一些，人在浩劫中只能以诺亚躲入方舟或摩奴被大鱼拯救等方式避免与大洪水硬扛，而正如林屋公子在回答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治水神话产生的相对晚近，因而更能体现人定胜天的人文精神。
实际上，从盘庚迁殷这个相对而言有历史记载的事件看，古人面临洪水，通常情况下首先想到的还是躲避，毕竟地广人稀，哪里都可以去，老子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直到公元前651年，齐桓公齐集诸侯在葵丘（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林七乡西村）会盟，盟誓的内容还包括不准以邻为壑（毋雍泉：即诸侯国不能截流、筑坝或造储水池），可见所谓
在广域王国范围内通过大型人工水利工程等形式大规模治水，如果不是不存在也至少不是习见的常态。
因此，因为神话中描写的对治洪水的策略方法不同而上升到中西文化差别，不能不说是一种过度解读。
谈古论金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即大洪水的持续时间不是短暂性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洪水从13000年前一直延续到5000年前，洪水才逐渐退却至如今的模样，西方的诺亚方舟与东方的大禹治水虽然都是此次洪水事件的受害方，但是，两者的时间不在一个基准线上。承受的洪水烈度也不是一个水平上。
关于这场大洪水，目前世界上记载的较为清晰的是苏美尔文明的泥板楔形字，同时，苏美尔文明也是人类此次文明的最开始。苏美尔文明开始于约13000年前，当时，的世界还没有分东西方，也没有种族之分，共同使用楔形文字，如果是研究东西方古文字的朋友，会发现，无论从发音还是字形，世界上的文字都能找到相似之处，而原点就是楔形文字。
东西方所说的治理洪水的不同态度，源于时间的混淆。一个是最开始的逃亡，一个是最后的疏导，时间节点不一样，而我们当代人习惯性的把时间段不一致的两次事件进行跨越式对比，这也便造成了东西方面对洪水有着看似不一样的态度。
实际上，人们是在将一次大洪水的前半段与后半段，当做了东西方两部进行比较。更多所读所闻的未解之谜，人文见解等你来分享。总有一篇富有建设性的新主张能够令你醒目。后期还有更加精彩的预言性科幻小说，用故事来告诉你宇宙的终极意义！欢迎关注分享。读闻世界
是因为西方人混淆了两次不同的大洪水。
1，第一次大洪水是1万多年前的新仙女木事件
7万5千年前，印尼托巴（Toba）火山爆发，喷出的浓烟，使地球进入了冰河世纪。冰河世纪，海平面比今天低120米。
大约在1万2千年前，气温升高，冰川开始融化。
但不久之后一颗巨大流星击中北美北部，引发爆炸，使地球又进入了低温期。这个低温期持续的时间不长，在1万多年前，温度再次升高，冰川大规模融化，引发大洪水，冰河世纪结束。
科学家考察苔原地区的仙女木化石，发现了这个新仙女木地质事件。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记载，埃及人流传下来亚特兰蒂斯沉没于9千年前，而柏拉图距今2千年，亚特兰蒂斯正好沉没于新仙女木大洪水。
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大洪水也是指新仙女木大洪水，幸存者乌特纳比西丁（Utnapishtim）乘坐方舟逃过了大洪水。
新仙女木大洪水时期，只有躲避在高山上的人才能幸存下来。
玛雅人写的《波波武经》，也记载了这次新仙女木大洪水。
中国神话没有直接记载这次大洪水，但提到先民都是从昆仑山下来的，最早的一个著名祖先是有巢氏，大约在9千年前，因为地上多是洪水猛兽，所以建造树屋。
2，尧舜禹时期的大洪水
圣经记载的大洪水是公元前2370年发生的，相当于是中国尧舜禹时期的大洪水，这个洪水比新仙女木大洪水小多了。
犹太人把这次尧舜禹大洪水和新仙女木大洪水（吉尔伽美什大洪水）混淆在一起，造出了挪亚方舟的故事。
因为这次洪水规模小，所以大禹可以通过疏导的方式治水。
本人是沂蓝书院赵月光，主要研究宋史和近现代史，继承章太炎学派唯识史观学说。
沂蓝书院赵月光
大洪水来时，华夏女儿补天，华夏男儿治水，亚伯拉罕废物只知道造了方舟逃命，哈哈……
中国古代神话是多神（都不能算做多神教），多神的文化，一般是神有人格。同时，民众对于神也并非是单纯的膜拜，还有反抗。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第一次大水，就是共工在战败后撞倒不周山，这本身就代表一种反抗（虽然这个反抗是被认为造成了灾难，甚至是邪恶的）。而面对由此引发的事故，人类之母，女神女娲进行了艰难的补天活动。两者代表着灾祸本身的偶然性，和先民面对灾祸的奋勇抗争。
第二次大水就更励志了，洪水来，大禹的父亲鲧用堵塞法治理，不能成功，被杀。杀了父亲后，儿子禹用疏导法，成功了，并且因此得到九州百姓的拥戴。
可以看出，从中表现的是极大的反抗命运，改变命运的抗争精神。洪水来了不是束手待毙，也不是一味逃避，而是努力自救。自救中出现了不好的结局，也不因此灰心丧气，而是改变方法，最终争取到了成功。
相对来说，西方圣经中的洪水，原本就是上帝降下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觉得人类已经腐化败坏了，应该全部消灭。只有诺亚一家值得拯救。于是上帝让诺亚建造方舟，还把每一类动物都带上一对。洪水来了，全家上方舟，躲过灾难。
可以看出，在这里面，灾祸本身是上帝造成的，人类在灾祸面前只有束手待毙。唯有上帝选中的人，遵循上帝的教诲，完成了逃生。
基本上，就是服从命运，服从神意，神要你死你就死，神要你自救你就自救，人只是神的奴仆和工具而已。
两者代表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中国人敬畏天地鬼神，但并不完全俯首，有自己的主张和坚持。西方在中世纪，是宗教完全占据人心，对上帝是纯粹的服从，哪怕上帝要你死，要你家破人亡，也必须甘之如饴。这样实际上造成社会底层不敢反抗高层，逆来顺受——当然，你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对至高无上的命运或规范的遵守。见仁见智吧。
巴山夜雨涮锅
中西洪水神话中的不同之处：洪水从何而来？
西方神话包括美洲大陆等洪水大都是因为人类的罪恶，神要灭世，所以套路就是：神造人——人不信神、人类罪恶——神用洪水灭世——人类重生
这个套路里面无论是巴比伦还是苏美尔、希伯来神话，就跟唐家三少、天蚕土豆大神的小说一样，故事虽然精彩但是套路重复度比较高。
但是在中国神话中，洪水从何而来？没有明确说明也许是因为共工撞外了不周山，捅破了天吧。
但是中国神话中的洪水跟神没大关系，跟灭世也没关系，人也没有罪恶。所以中国古人去治水，为人的大禹甚至能调动“神”来配合他。而西方古人只能请求天神息怒。
王权压过了神权，
在西方神话中神再怎么任性灭世，只有信仰神的人存活下来，这是以神为本。
神权高于人权，所以神是至高无上的，人只能靠神的怜悯而存在。但是中国洪水神话天地人神是为一体，共同治理洪水灾患，而且在治理的过程中人不仅可以高于神，甚至最后直接变为神。
如果不是王权压过了神权，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权，让人性的强大高于神性强大的情况根本不会出现在神话中。
正是这种不同之处，所以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洪水神话中出现了不同的选择。所以中国出现了人神共同应对水患的主动治理态度，而西方人选择了祈求神谕的躲避态度。
中国人连神都敢造，还怕治不了不洪水么
妖鬼杂谈录
面对大洪水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做法，体现了华夏人们应该智慧更高一筹，也正好体现了西方人跟我华夏人不一样的处世态度。
西方人，是制造了诺亚方舟，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因为除了走，没有第二条路了，当时的人们因为文明程度不够高，也想不出其他的妙招。那个时候的西方人，还是属于野蛮状态，没有什么文明可言的，这是可以理解的。换句话说，能跑得掉，也是万幸了。
可是我们华夏人呢，那时候已经有了一定的文明程度，所以，懂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道理。远古的先人们，开始就是建筑堤防，后来因为洪水太大，堤防已经无效。大禹呢，就研究出了一种办法，跟你对抗不了，那就疏解你。于是广修河道，让水路畅通。
事实证明，大禹做法是对的，功在当代，利益千秋。这是大禹治水的故事，不用我讲，大家都听说过的啦。
西方人呢，因为自古以来，没法升华到我们华夏人民这样的智慧高度。所以，他们就很容易产生文化断层，国家更替，最后，都不知道谁是谁，谁跟谁了。比如好好的国家，遇到战争，打不过，就灭国了，甚至本地文化都可以不要了。只要保留生命，就好了，顾不了那么多。
华夏人，懂得对抗，对抗不了的就顺势疏导，融合。反正总有办法面对，这方面比较先进，圆滑。所以，尽管家国更替无数次，但一直有一个传承存在，这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从面对大水灾这样的事件，早已经注定了这个民族，乃至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了。这也是我华夏文明精华，用一个词来形容叫“管中窥豹”。
命理师陈一宏
刚好本人的作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摘录如下：
在大洪水中，为什么西方产生了宗教，产生了上帝，而我们中国则产生了英雄，产生了神呢？试想一下，如果你在诺亚方舟上，你会做什么？大部分人会祷告。
由此，豁然开朗。人在无法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时，往往寄希望于身外之物，以使希望得以留存，支撑下去。特别是这时候，如果在茫茫的洪水中，看不到边，不知道方向，也无法驾驭，食物匮乏的时候，突然间一条鱼蹦上了修葺过的浮岛，你会不会惊喜若狂，感谢上苍？估计不用那种场景，只需把你丢进荒山里几天，都会不停地祈祷好运了。
而同时期的中国，则是在协同治水！在协同过程中，产生了英雄，产生了首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须祈祷上苍！这在中国古籍中也有体现，所出现的神，是“黄帝”、“少昊”等远古首领！
西方，是属于“幸存者”的文化；而东方，是属于“治理者”的文化。
在“幸存者”文化中，首先，便是合理化理由，“为什么会幸存下来”？圣经中的反应出来的便是：世上已败坏，而诺亚是一个好人。其次，就是合理化行动，“行与上帝相同”，圣经中的反应就是：诺亚救了许多动物。而这一切的潜台词就是，如果你不这样，你就不属于“幸存者”，而“幸存者”为了确保自己是幸存者，需要清除不利于幸存的因素！这一切还暗含着一种骄傲，“我是天选之子”！
而在“治理者”文化中，首要的，不是去异，而是求同，以便协调最大的能量，解决问题，所以“天下大同”。但此“同”并不是指相似的地方，而是指“共同的问题”！当没有了“共同的问题”时，“去异”就开始了。所谓“多难兴邦”，对于我们而言，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两种文化本身是人在不同资源和主动性下的应激反应的延伸，并无优劣，如同在苦难压迫下各种宗教盛行一样，“幸存者”在脱离险境后会向“治理者”发展。只是，在社会和平繁荣时，“幸存者”会制约社会发展。
（作品中已经解开了神的秘密，欢迎关注我！）
虾郎摘
这就是信仰！《剩巾》记载了大洪水，还有很多对神的：顺从，服从，顺服，臣服，等警戒。以及“火刑，硫磺湖……”等惩罚！所以，西方人对于宗教以及大自然是服从，对于异教徒是滥杀。靠抢劫异教徒的财富，靠奴役异教徒来获取财富。还什么信椰蘇者上天堂，不信椰蘇者下地狱！都是狗屁！
在中国人的信仰当中：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后羿射日，女娲补天……都是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英雄……所以，用的的祖先修建了都江堰，坎儿井，大运河……我们今天修建了世界上最长的公路，铁路。不仅如此我们还创造了塞上江南，让毛乌素沙漠变成了绿洲。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血红雨花石
本人在《国家人文历史》（2018年9月下）发表了一篇文章《历史史实还是文本记忆：到底有没有一场世界大洪水？》提到了这个问题。有的答主从什么国民性来分析，我认为这完全站不住脚。中国人是勤劳勇敢没错，难道西方人就懦弱无能？那大航海和工业革命又是怎么来的？具体事情应该具体分析，没必要沉浸在YY中。
这两个神话模板的不同，根本原因是神话产生的时间不同。基督教《圣经》中的诺亚方舟故事，其来源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遗址的楔形文字，于1873年被大不列颠博物馆的专家释读，这就是古巴比伦的神话史诗《吉尔伽美什》，而再往前推可以到苏美尔人在公元前20世纪的泥板记录。可见，西方《圣经》文献形成早，讲的是上帝惩罚世人，而幸存者繁衍人类，体现的主要是神本主义。
而中国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的神话，都来源比较晚。大禹治水的神话记载于《尚书》《孟子》中，已经具备浓重的儒家化、古史化色彩了。其来源可以上溯到公元前900年左右西周中期的一件青铜器“遂公盨”，上面只有九个字“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实际上也有强烈的神话色彩。而女娲补天的神话来源就更晚了，尽管其神话色彩同样浓重，但到西汉时期的《淮南子》才有记载。
可见中国古书中的文化英雄，面对天灾时理性自救，体现的其实是人本主义，这是比较晚才有的观念。
林屋公子
面对洪水来临，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这是由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不同性格决定的。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勤劳，智慧，面对困难从来都不退缩，不逃避。是一个敢于和天抗争，和地抗争，和敌人抗争，和自然灾害抗争的民。天塌了，我们有女娲去补；山把路堵住了，我们有愚公去移；洪水来了，我们有大禹去治。中国人面对大洪水，不逃避，不等待，更不乞求上苍。而是迎难而上，和洪水做斗争，因势利导，疏通水道，让百川归海。而西方人选择的是躲在诺亚方舟进行等待，逃避和把命运交给上帝。这就是中国人和西人的不同。
中国人和西方人不但在面对大洪水来临时的选择不同，在其他事情上，选择也是截然相反的。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都是热爱家园，建设家园的。为建设美好的家园，每个人都奉献着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生产的陶瓷和丝绸让西方人垂涎三尺。在对待财富和物产的态度上，西方人更喜欢挘夺和占有。当国家发生战争时，西方人会发生难民潮，纷纷携妻带子，背景离乡。而我们中国人很少产生难民，而是拿起武器，坚持斗争，直至把侵略者赶出去为止。正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性格，才使我们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而不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