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漠河，不仅是冬天抵达最早，而且也是冬天离别最晚的地方。当华北、中原地区已经春光明媚、山花烂漫时，冬日的残寒依然眷恋在大兴安岭，久久不愿离去……！
进入1月，也就是东北的三九天，天气越来越冷，零下四十几度低温已经成为常态。
白天，小镇会笼罩在雾一样的冰晶颗粒中，步履匆匆的行人们，个个体态臃肿，眼睫毛、头发或者胡子上无一例外的都挂满了白霜。
冬天，让夜晚变得更加漫长了。
我们蜷缩在被筒里，躺在烧的滚烫的火炕上，在母亲呢喃细语的故事中，渐渐睡去。仿佛刚睡着，又被轻微的咔咔声唤醒。
我们知道母亲已经起床了。昏暗的灯光里，母亲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一小块桦树皮，引燃半夜已经熄灭了的炉子，然后用冰钎子凿开水缸里结的一层冰，开始烧水做饭。这轻微的凿冰的声音，像是闹铃一般，提醒我上学的时间到了，我就着咸菜疙瘩，喝了一碗苞米面粥，然后，一头扎入黎明前郁结不化的黑暗中。
在林区，每个男生都要轮流值日，提前到校去生炉子。上学的路要穿过一条已经结冰的河床，还要绕过一片迷宫般的空心柳灌木丛，我深一脚浅一脚的摸黑走着。有时候路上会遇到同样起早赶路的人，影影绰绰的，看不清面目，心底有些发毛，脚下更是没深没浅的乱了节拍。
学校的炉子是用旧汽油桶改造而成的。斑驳着铁锈的油桶稳稳地躺在教室中央，下面垫着红砖，上面是一个长方形的炉盖，侧面是一节节铁皮烟囱延伸到窗外。
炉火很快着起来了，明晃晃的火苗呼呼的从炉盖的缝隙往外窜着，炉膛中的木材发出噼啪的开裂声。很快，炉子周围的学生会被炉火烤的脸颊生疼，而远处的学生却还是冻得手里都握不住一支笔。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教室中，度过了少年时代冬天的时光。
放寒假的时候，也就要过年了。
过年，是漫长冬天最具仪式感的一件事。
貌似大人们在用一个冬天的时间来筹备这件大事。
母亲早早的就把渍白菜切成丝，捏成铅球大的圆团冻在外面，过年的时候，这些会用来包酸菜猪肉馅的饺子。
母亲还在一个小碟里存点水，栽种几棵蒜苗，寒冬腊月里，葱绿嫩黄的蒜苗仿佛是灰黑白的世界里唯一的色彩。
家里很早就开始计划着今年要给谁买一条新裤子，给谁买一双新鞋，通常是因为原来的衣物太小或者太破早已不能穿了的缘故。
而我与哥哥反复数着手里积攒了很久的几个毛票和
钢蹦，盘算着能买几支钻天猴，几挂麻雷子。
腊月的年货市场是小镇最热闹的地方。
山上伐木点的工人们回来了，生产队的知青们放假了，往日不出门的家庭主妇们也来逛街了，平时难得一见的人都会出现在集市上。
人们拉着爬犁，骑着自行车，与熟人打着招呼，与卖家大声的讨价还价，每个人的脸上都喜气洋洋的，仿佛要把一年挣的钱都要花在这一天。
极寒的天气让天地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大冰箱。
冻鱼、冻肉、冻柿子，所有的好东西都冻成了好看的样子，无比坚挺的向外挣扎着。
在我的记忆中，冬天最好吃的是冻梨。那些个冻梨，个顶个的黝黑梆硬，手雷一样。拿出三两个叮叮咚咚的丢在凉水里，一会儿，这些冻梨外表就结了一层晶莹的冰壳。拿出一个，将冰壳磕掉，这梨早已变得软了，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绵滑冰凉的果肉，往下一咽，仿佛有一颗甘甜的冰核嗖地直沉入丹田里，整个人都激灵一下精神起来了。
故乡的风俗，除夕是要守岁的。而母亲往往在下午时就开始忙碌了，凉拌木耳，油炸花生米，蒜苗炒鸡蛋，酥白肉，平时的玉米饼子和大碴子粥，都看不到了，母亲变着法子想多做上几个菜，而父亲也卸下一身的风霜疲惫，坐在炕上的小方桌旁与邻居叔伯们把一盅盅烈酒喝的有滋有味。
午夜饺子是家人一年中最重要的团圆饭，大家数着时针赶在12点把饺子煮好端上桌，然后，请父亲母亲坐好，哥哥与我带领着两个妹妹恭恭敬敬的跪在地上给父亲母亲拜年。母亲笑着给了我们兄妹每人一块钱，说，你们每个人都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嗯嗯。好了，快去接神吧。
我与哥哥答应着走向屋外。外面的鞭炮声已经响成一片了，深邃的天空被闪烁的火光不断照亮，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燃烧后焦糊的气息。贫瘠的故乡从不吝啬让纸钞在空中炸响。对于劳累了一年的故乡人来说，这震天的鞭炮声是给予孩子的欢乐，是贫穷生活中绽放的喜悦，是对春天简单而微小的期望，是对冬天的接纳和宽容。
有时候我觉得，如果冷也有硬度的话，那么南方的冬天就是一棵老榕树，暧昧，潮湿，散发着淡淡的青苔的味道。对于辽阔的北方大地来说，冬天更像是一截生铁，坚硬，干脆，甚至有一点冷酷无情。而故乡的冬天呵，则是淬过火的钢，纯粹，幽蓝，闪耀着质感的光辉。
在我与故乡渐行渐远的尘世生活中
故乡的冷已经成为我记忆里的暖
而回忆更像冬雪
它覆盖了我一生中的每一个角落......
文：陈景伟 阿龙山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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