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在吞周灭六国后，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帝国——秦帝国，结束了割据动荡的战国时代。嬴政自认为“功过三皇，德超五帝”，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号为“皇帝”，自称“始皇帝”。秦帝国一改昔日商周的分封统治制度，设计建立了中央集权郡县制，随之制定《秦律》，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和车轨，修筑长城、驰道，北伐匈奴，南征百越，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深远地影响了随后两千多年的中国乃至世界。然而，为什么是秦国，而不是其他诸侯国完成了统一大业？雄强勇猛的秦国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秦人起源于何方？要回答这些问题，都不得不追溯到秦帝国五百余年前的秦国建国史，以及更早期的秦人历史。
《史记》中说早期的秦人活动在一个叫“西垂”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生活战斗了至少三百余年，地位从流放奴隶，升到附庸，又升成大夫、西垂大夫，并于公元前770年封为诸侯，正式建立秦国，“西垂”就成了秦国的第一个都城。“西垂”，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竟孕育出一个帝国的雏形？早期秦人在那里汲取了什么营养和智慧，而能成长为一个帝国的王者？可惜的是，这个孕育秦帝国三百多年的地方，随着秦帝国的灰飞烟灭，匆匆在太史公司马迁的笔下签个名后，就湮没在了历史的滚滚烟尘中，再也没人知道“西垂”具体在哪里!
1919年甘肃省礼县横河镇（今红河镇）一家叫“聚源当”的当铺收到一只废铜器，据说出土于距横河街不远的王家东台，后被陕西关中一张姓古董商贩运至省城兰州，因其貌不扬，没人重视，流传到南关商肆，在厨中盛残汤剩饭。一天伙计清洗时，无意间发现该铜器的盖子和腹部竟有文字，但文字他一个都不认识。老板知道了，猜想也许不是件普通的东西，就拿给懂行的人看。行家一看，不禁一惊，不说其他，就冲上面的一百多字的铭文，便高价收购了下来。这消息不胫而走，传到时任甘肃督军张广建耳中，张以权挟势，占为己有。张广建离开甘肃时又将它带至天津。1923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北京见到此物，甚是激动，据其铭文命名为“秦公敦”，并为其跋文，公之于世。1935年，张广建的后人以两千多元卖给冯恕，后来冯恕将它捐给北京故宫博物院。1959年秦公敦被移交到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更名为“秦公簋”。
秦公簋
秦公簋铭文
据王国维等学者考证，秦公簋是春秋时秦国某个国君专为故都“西垂”陵庙所铸的祭器。秦公簋在甘肃东南出土，想必迷失于历史深处的秦人祖邑“西垂”，离此地当不会太远。
“西垂”会不会就在秦公簋出土地附近的天水、礼县一带呢？
这只是一种合理的推测，要让它成为世人皆信的结论，显然只凭一只秦公簋孤器的出土，分量还显不足。但这也是极有可能的推测，毕竟是实实在在的一件与“西垂”关系密切的青铜器出土在这里。至少沿此线索找寻“西垂”，是当时最靠谱的思路。
秦人在“西垂”生活战斗了三百余年，并在这里建国建都，如此长的时间，如此重大的事件，必定会留下丰富的遗迹。据《史记》记载，秦国的开国国君秦襄公、他的儿子秦文公死后也都葬在“西垂”。如果“西垂”就在天水、礼县一带，这里应该能找到更多与早期秦人活动有关的遗迹。
1947年，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米泰恒来到天水、礼县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不少与早期秦人活动年代相当的古代遗址。1958年甘肃省博物馆对这一带又进行了调查，在裴文中、米泰恒两先生发现的基础上，又发现了一些重要遗址。然而这两次考古活动，囿于时代所限，都没进行发掘。发现的遗址和遗物也只能判断其大体的性质和时段，要把它们和“西垂”对应起来，在严肃的考古学上还不允许。
考古学家裴文中
时光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被文革摧残的中国百废待兴，加之1974年陕西省咸阳市发现了秦兵马俑坑，秦四大陵园中的后三个也在陕西省陆续被找着，人们寻找秦祖邑“西垂”和秦第一陵区“西垂陵区”的热情又一次被点燃。考古学者依然将目光投向甘肃天水、礼县一带。1982—1983年，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和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联合对天水市范围内的董家台遗址和毛家坪遗址进行了科学考古发掘。毛家坪遗址是一个约6万平米的遗址，内涵丰富，早在1947年裴文中、米泰恒两先生做调查时就已发现，1963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次正式的考古发掘成果显著，考古学者在多种遗存中明确地找到了具有早期秦文化特征的遗存。这无疑是早期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突破，至少说明，在天水、礼县一带找寻“西垂”是极其正确的选择。
考古是个细活，急不得。考古学家根据当时掌握的资料，详细规划着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和重点。他们猜想着秦祖邑“西垂”神秘面纱的揭开或许需要10年、20年，或者再更长一些时间。
然而历史总让人猝不提防，考古学者的工作计划还未完稿，意外的事件直惊得人目直口呆……
1994年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先生接受法国老朋友克里斯蒂安·戴迪安的邀请，赴法国、比利时作短期访问。戴迪安是欧洲有名的古董收藏家，早年在巴黎第七大学学过中文，后来又在台湾学过甲骨文，1987年在伦敦开了一家古董店，专门收藏中国古代青铜器和金器。访问期间，戴迪安拿出1993年他从香港买来的一批金饰片和一对金虎让韩伟过目。看到这些形制奇特，数量众多，制作精美，前所未见的金饰片，韩伟顿时心底一沉。回国后，韩伟继续与戴迪安联系，一起研究这批金器。韩伟对这组金饰片从器形、纹饰到质地逐个细细分析，并参考苏黎世研究员莫尔夫人从金虎内提取的木制标本碳14检测结果，认为这批金饰片为西周晚期秦人首领秦仲或秦庄公墓棺上的装饰物。
金饰片
同年，美国纽约拉利拍卖行拍卖了一对来自中国的、刻有“秦公作铸樽壶”六字铭文的青铜方壶。不久，中国先秦史学家李学勤在该拍卖行出版图录上看到了这对秦公壶。李学勤非常惊异，深厚的学识和多年积淀，使他立马感受到了它们的不同寻常。通过与传世的西周名器颂壶和出土不久的晋侯壶比对后，李学勤推断，这对秦公壶的主人应为秦国开国国君秦襄公或其父秦庄公，并推断它们最有可能来自秦国第一都城“西垂”的某座秦君墓葬。
秦公壶
而在一年前的1993年10月，香港古玩坊肆里也出现一批带有“秦公”字样铭文的青铜器。它们正好让探访香港古玩店的上海博物馆馆长、中国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看到。马承源一瞧这些器形，再一看铭文，立刻震惊了。这位对中国青铜器无比精通的大家一眼就认定，它们是春秋初年某位秦国国君的器物。时代如此之早、规格如此之高的“秦公”器之前还从没有发现。马承源毅然决定排除万难，一定要把它们抢购回来，因为他深知这些国宝重器一旦落在外国收藏家手里，那就再也见不到了，甚至连个资料都留不下。最终，上海博物馆在经费紧缺的情况下，下重金收购回四件秦公鼎、两件秦公簋和一件无铭簋。
秦公鼎
秦公簋
秦公簋铭文
诸多制作精美、等级甚高的秦早期重器集中时间在世界各地出现，学界人士颇感奇异。它们都来自哪里？要知道它们正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苦苦找寻的研究秦早期历史的最关键资料。无疑，找到它们的出土地，是找到秦都“西垂”和破解秦帝国童年历史的一把金钥匙！
探问很快有了结果，各位专家得到的消息一齐指向同一个地方——甘肃礼县大堡子山。
这倒也不十分惊世骇俗，因为礼县一直是学界找寻“西垂”和“西垂陵园”的重点对象，并且几十年前就出土过秦公簋。然而，这次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如此之多来自礼县的早秦重器出现在世界多地，的确让人吃惊！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监制/李玉明主编/马小春编辑/赵靖 赵楠
閱讀更多 禮縣快報 的文章
